禁止官员狎妓史略

古代的从概念上而言要比现在宽泛得多，一般分为两大类，五小类。前者可分为艺妓和色妓，艺妓主要从事艺术表演活动，而色妓主要是出卖色相，现在称为失足妇女。后者可细分为宫妓、营妓、官妓、家妓和民妓。宫妓是皇宫中服务于皇帝的，营妓是服务于军队军官和士兵的，官妓是服务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家妓是达官贵人家庭供养的服务于达官贵人的，而民妓，则接近于今天的失足妇女，她们活跃于民间，服务于社会。前三类属于国营，是体制内的，虽地位卑贱却生活富足，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由国家财政供养。后两类属于民营，是体制外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中国最早的国营妓院，由齐国宰相管仲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开设。《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据说，开办官妓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一是广开税收来源，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以入官”（《魏书・龟兹传》）；二是规范“交易”行为，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慰安官兵，“至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者”（《汉武外史》）。管仲的“发明”很快被各国效仿，一时官妓大兴，处处“莺歌燕舞”。

古代娼妓合法，平民百姓宿娼狎妓，政府一般不予干涉，但自宋朝以降，历朝在制度上明令禁止官员狎妓。宋朝规定官妓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等活动，不能提供。“嘉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以乐号呼达旦。”若是官员因狎妓被曝光，除了问责还要主动提出辞职。据南宋赵德麟《侯鲭录》，宋仁宗时钱塘县令韩汝玉夜宿妓院，手下办事员第二天一大早有意站到妓院门前听差，出县令的洋相。气得韩汝玉将那办事员痛打了一百大板后，书面向时任杭州知府范仲淹请辞，称“韩某无状不检，为吏所侮，无以范民，请一解令归”。幸好范仲淹比较开明，在辞职信上批示，“公杰士也，愿自爱”。另据《宋史・王洙传》记载，当时的笔杆子、京官王洙，仅因在赛神会时与歌妓混坐在一起，便触犯了当时的“干部行为准则”，遭御史弹劾，被贬为濠州知州。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建朝起便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记载：“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明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正统皇帝时，“广东南海卫指挥使以进表至京宿娼，事觉，谪戍威远卫”。

清朝对于禁止官员狎妓直接釜底抽薪，取消教坊，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官妓，在制度上明令禁止官员嫖妓。有学者曾经笑言，当时在清朝，各级领导干部的性生活单一乏味，只好跟自家的妻妾用功，各自带头，为康乾盛世的人口激增，作了不少贡献。

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在《法律帝国》中有一句关于司法权力定位的经典名言：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溯源到宋朝，官员尚且“洁身自好”，现代法治社会，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更应该杜绝集体狎妓这类严重败坏法官形象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