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行高僧义净

时间:2022-10-02 07:30:23

摘 要: 义净是与玄奘齐名的唐代西行求法高僧,而且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翻译大量佛家经典,同时也著述作书,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及其译著在佛教史和中外交流史上都具有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 义净 西行求法 贡献

提起唐代有名的僧人,人们自然会想到玄奘法师,的确,引季羡林先生的话:“他是中国佛教史和翻译史上开辟一个新纪元的高僧,是中印文化的传播者,是中印人民友谊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脊梁。”①然而,唐代还有一位拥有非凡成就的僧人,他就是义净,他是我国佛教史上西行求法运动中的著名高僧之一,与东晋的法显和唐代的玄奘并称为“三大西行求法高僧”,又与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的真谛和唐代的玄奘并称为“四大佛经翻译家”。

一、义净的一生

义净,生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俗姓张,子文明,齐州人②。义净七岁出家,他天性聪颖,博览群籍。“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仰法显之雅操,慕西玄奘之高风”。③可见,义净早在年轻时就对西行求法有满腔热忱。义净在赴印之前,也曾在国内游学,到过长安学习。唐高宗威亨二年(公元671年),义净37岁时,在广州搭乘波斯商人的货船远赴印度。义净西行求法的愿望得以实现。

不到二十天,义净随船到达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今苏门答腊)。义净在此留居了半年,学习梵语。同行的僧人因病返回广州,他只好一人继续西进。他历尽艰险,于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初春到达东印度的耽摩立底国。义净在那里住了一年,继续学习梵语。他在这里遇见另一位西行求法僧人,两人一起前往中印度。先到当时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然后周游各处佛教圣址,最后回到那烂陀寺,驻学达十年之久。义净一边学习一边收集佛经,还着手翻译佛经。最后求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真容圣像一尊,佛舍利三百粒。

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仍取海路东归。归途中重返室利佛逝国,在那里抄补梵本,翻译佛经,纂写书籍,停留将近十年。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五月,求法二十五年的义净回到洛阳。当时,女皇武则天亲率朝廷百官,迎接义净的归来,随后,又敕封义净“三藏”之号,设立专译佛经的译场,请义净为译主。自此,义净一直在洛阳与长安两地翻译佛经,闲暇之余也教授学生,其门僧律严谨,广为世人所称赞。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义净圆寂于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享年七十有九。

义净翻译大量的佛经,“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④。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义净一生译经一百零七部,共四百二十八卷。其中较著名的是《金光明经》。为了适应当时崇尚密教的风气,他还重译了《金光明经》和一些陀罗尼经。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汉译佛典的空缺。正因为此,义净在佛教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此外,义净还写了五部著作,其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最为重要。关于前者,王邦维评价说:“它是一部僧传,但是却为研究唐代初年的中印关系、中印之间的交通、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历史,以及南海方面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关于后者,王邦维写道:“它是义净在游历印度和南海二十余年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当时印度和南海、中国佛教的状况的实际记录……因此,它为我们今天了解公园七世纪的印度佛教僧伽内部的宗教生活状况提供了几乎是最多最详细的信息。”⑤

二、义净西行求法的原因

首先是义净对佛教的热忱与虔诚。上文提到义净在年轻的时候已有“欲游西域”的壮志,这为他西行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动力,正所谓“有欲才会有所求”。法显和玄奘的人格魅力与他们的贡献对义净的影响很深,义净十分尊敬他们,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一种偶像崇拜,一种积极的崇拜。而法显和玄奘的成功西行又进一步鼓励义净西行。

其次,由来已久的西行求法运动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风气。西行求法运动的兴起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在吸收和接受印度文化的同时,中国人也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到了西天佛国的巨大吸引力。于是,一些中国僧人拉开了西行求法运动的帷幕。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加上唐初的开明政治及经济发展,西行求法运动高涨。作为一名僧人的义净在此背景下,很难不被卷入这股西行求法的洪流中去。

最后,义净西行的目的与唐初中国佛教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义净西行求法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目的明确。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到了唐代已达到极盛,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已基本形成了。但是,在佛教内部却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戒律松弛,僧人们对戒律的理解和解释也有种种分歧,在实践上更是各行其是,甚至互相指斥。在这戒律混乱的局面下,义净去印度,就是想在印度寻找“正统”的典范,来纠正中国佛教的“偏误”。从义净译经的内容看,“遍翻三藏,而偏攻律部”;从义净译经的数量上看,“根本说一切又部律”占有很大的比重。义净在回国前,便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特别详细地记载了印度佛教的僧伽制度和戒律规定⑥,回国后,传授学徒时以持律为先。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在文化交流中,这种缺什么就补什么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并且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义净的贡献

第一,义净的西行和翻译佛经活动对唐朝的佛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义净的佛经翻译,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以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家玄奘相媲美。《宋高僧传》在提到其译经成就时说道:“然其传度经律与奘师抗衡。比其著述净多文。”⑦而义净所译佛经以律籍为主,其别是根本说一切有部体例范围都较完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佛教界拥有系统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应归功于义净。

值得一提的是义净鼓励人们学习梵语。为此,他还编著了梵汉双语的《梵语千字文》一卷,将一些基本词语以非常独特的形式编集起来,供人们了解、研读梵语之用。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对梵语的介绍及为推广梵语所做的努力,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义净对翻译学也有突出的贡献。义净在佛经翻译上坚持直译,虽然有些译文略显晦涩,但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但义净的翻译并不是很死板的,他在翻译中强调忠实于原典的基础上还结合汉人阅读和接受习惯,这使他的翻译水平达到了一种高度。“在他翻译的佛经包括自己撰写的著作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译文或正文下常常可以看到他加写的注。注文订正译音、译义、考核名物制度,有时还说明是典语(梵语)还是俗语,由此可以看出他在翻译及著述时的认真态度。注文中常常还留下一些有关佛教历史的非常重要,有时是绝无仅有的史料”。⑧

第三,义净的著作为研究唐初中印关系及东南亚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记录了他在海外诸国的所见所闻,这两本书和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都成为研究印度和东南亚诸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很多求法路线⑨。义净以前,僧人们西行求法主要走陆路。从义净这个时期始,海路就逐渐成为主要通道。义净书中很详细地记载了从南海往印度的交通情况,这都从侧面反映了唐初及以后中印交通发展的新趋势。

第四,义净著作在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首先,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的《旋右观时》中记有印度那烂陀寺、大菩提寺与俱尸那寺以漏法计时的细节。书中还有日影测量法、季节划分法等。其次,义净重视印度的医药,所以在他所撰写的书里,有很多涉及医药方面的材料。《南海寄归内法传》直接记述看印度医药理论和保健知识。再次,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义净详细记述了印度那烂陀寺和建筑规模、布局、材料、技术等,是极为难得的文字资料。最后,在义净翻译的经典中,有大量的口语词,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是汉语词汇史的重要语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识到义净在作为一名西行求法僧人所取得的贡献不亚于玄奘,尽管义净不像玄奘那样家喻户晓,但义净所作出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有历史资料考证的。义净的西行也与玄奘一样,在中印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义净在促进我国与南海诸国和印度人民的友好往来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而义净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孜孜求学的态度、认真坚持的性格更是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在我们的心中,不能忘却曾有这样一位高僧,像玄奘一样在西行求法中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注释:

①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1.

②关于义净的籍贯,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齐州(今山东济南),《续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和《翻译名义集》皆持此说,本文从之;一种说是范阳(今河北琢县),《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宋高僧传》和《释氏稽古略》均持此说.

③[宋]赞宁.宋高僧传・译经篇之第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中华书局,1987:1.

④⑦[宋]赞宁.宋高僧传・译经篇之第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中华书局,1987:3.

⑤王邦维.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29.

⑥参见王邦维.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

⑧王邦维.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30.

⑨参见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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