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生活空间与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

【摘要】作为景区与村寨叠合的民族旅游社区，民族文化处于一种持续的旅游情境与旅游化生存状态中。笔者将这种情况的民族文化保护称作旅游化保护。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是民族旅游社区文化传承保护与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本文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说明旅游—生活空间是民族旅游社区文化旅游化保护的空间格局，是民族旅游社区地方再造及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旅游—生活空间；剧场化旅游空间；生活化旅游空间；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

【作者】桂榕，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民族学博士；吕宛青，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昆明，650091

【中图分类号】F59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188-008

民族文化保护可以理解为是对民族文化生境的保护。文化生境是文化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宏观文化生境强调族群文化间的互动，及国家、全球化、市场、传媒等现代力量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微观文化生境强调族群文化自身存在及变化的状况。而民族文化旅游正是当前民族文化生存的一种特殊生境。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将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文化旅游业普遍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柱产业或重点产业，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旅游化生存状态中。所以，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成为民族文化旅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谐发展与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要求。这已成为当前学术界急需探讨的时代命题。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旅游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有效选择。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有Geoffery Wall、Alister Mathieson（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M］肖贵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徐赣丽（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桂北壮瑶三村考察［M］民族出版社，2006）、孙九霞（旅游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选择［J］旅游学刊，2010（5））、马晓京（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J］广西民族研究, 2002（4））、王德刚，田芸（旅游化生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生存模式［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1) ）等。本文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提出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概念，强调文化通过旅游化生存和发展而得到有效保护。其主要内涵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作为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的民族文化，一方面继承了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文化遗产内在属性；另一方面，得到符合时代要求的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社会价值得到体现，而不是因过度商品化而变得面目全非；二是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到有效继承和传扬；三是民族文化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在旅游经营和开发中得到激发和体现。民族文化的旅游化保护，只是多元民族文化保护模式中的一种，却是民族文化旅游地文化保护最主要的方式。

有学者强调，各种文化遗产，几乎都是以不同的民族或社区为背景，由社区民众集体创造和发展而来的，所有民族民间文化都可以保护在基层社区。［1］对于地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而言，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就地保护。作为景区与村寨叠合的民族旅游社区，秉承并体现了文化遗产原地整体保护的理念，在民族文化旅游化保护方面堪称典范。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称“傣族园的运作模式是一种创新，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值得推广”。傣族园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景洪市27公里，景区由曼降、曼春满、曼嘎、曼乍、曼听五个傣族自然村寨组成。傣族园现有傣族村民339户1617人。傣族园以旖旎的亚热带自然风光，浓郁的傣家民俗风情，神奇的佛教文化吸引中外游客，享誉海内外，是云南著名的傣族民俗风情旅游胜地。傣族园于1999年5月1日开始营业，遵循“保护就是发展”的经营理念，首创“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2001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2003年被评为中国旅游知名品牌，2004年被国家旅游局授予“生态文明示范村”，2007年被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明办授予“和谐文化村”，200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风景旅游区”、“国际知名旅游景区”，2009年荣获“中国最美十大主题公园”桂冠。根据2012年1月傣族园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根据笔者2012年1月参与观察的情况，傣族园常规旅游线路和主要参观内容大致是：寨门迎宾—曼将村（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参观赞哈演唱、贝叶经制作、银制品加工、制陶、织锦、舂米、榨糖等）—曼春满村（参观曼春满佛寺，了解傣族南传佛教和宗教生活习俗）—曼听村（参观大白塔、公主井、塔包树、将军树等）—勐巴拉纳西剧场（观看经典大型傣家歌舞表演）—泼水节广场（参与体验泼水节）。此外，各村都有数量不菲的傣族农家乐。游客可以充分游览傣族园的热带自然景观,参与体验傣族民俗风情。

一、 “旅游圈”的消失与旅游—生活空间的生产

1旅游社区的地方再造：从“旅游圈”到旅游—生活空间

空间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民族文化旅游所指涉的空间是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样态，是旅游者活动的空间范围和表现形式。其内涵兼容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历史文化遗产和常态民俗生活文化等内容，是旅游主客体互动的社会文化空间，是民族文化旅游地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空间的叠合空间。

科恩曾指出，旅游在从外部向民族社区日常生活渗透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种与社区中人们日常生活相分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旅游圈”(tourism sphere)。“旅游圈”是对民族旅游社区旅游空间与东道主生活空间的界定。东道主把自身的“真实生活”搬上舞台,设计建造越来越多远离民族社区及其传统栖息地的景点。一旦一个族群完全被旅游转变后,这种“旅游圈”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分离的现象会逐渐缓和并最终消失,逐渐融入这一民族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2］。Jaakson R提出类似的“旅游气泡”(Tourist Bubble)概念，他认为东道主会在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设立边界暗示(Boundary Cues) 来表达旅游地主客群体的心理区隔［3］。在对国外相关研究评述的基础上，李东和、 赵玉宗提出“旅游罩”概念，以此指称对旅游者旅游活动构成限制的客观现象。［4］陈秀清、钟永德通过对国外“旅游罩”内涵的发展进程的梳理，认为国外学者出于研究的需要给予“旅游罩”不同的概念，但内涵基本是相同的，用旅游罩来指代可以给予旅游者安全、舒适感知的旅游环境和旅游区域。［5］事实上，“旅游圈”、“旅游气泡”、“旅游罩”等概念兼具地理的、物理的、文化的、心理的空间属性，体现出东道主文化保护屏障与旅游主客群体文化隔离的双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