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权的合约依存性

一、企业的合约性质

古典经济学常常将企业看作一个生产函数，只是到了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 《企业的性质》一文后，人们对企业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科斯在文中指出：企业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手段，而且两者都是有成本的；他们之间的不同表现在：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而在企业内，相同的工作则由权威来实现。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权威关系能大量减少市场分散定价的交易数目， 即按合约对投入物行使有限使用权的企业家或人可以不顾每项具体活动的价格而指挥生产，从而减少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但是企业内官僚组织的运作也要花费相应的成本， 因而二者之间的选择依赖于市场定价的成本与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之间的平衡关系。

在此基础上，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关于企业性质的更透彻的解释，从而改进和发展了科斯的企业理论。张五常认为，市场与企业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是合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而已。当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转让给人以获得收入， 同时要素的所有者也要按约定接受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他所付出私人的成本与所从事的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时，企业就出现了。企业的出现减少了交易的次数，但不等于完全取消了交易。因而企业的出现并没有取代市场，它不过是用要素市场取代了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了另一种合约”。市场的交易对象是产品， 而企业交易的对象是生产要素。由于估价某产品或获得某产品的有关信息通常要支付成本，通过对某些投入品替代物进行估价的成本有可能会低于对产品的直接估价的成本，但是对产品替代物的估价无法获得像对产品定价那样充分的信息， 因而对合约安排的选择面实际上是对替代物定价所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而造成的信息不足的损失的权衡结果。

但是与合约的形式相比，张无常似乎更关注合约交易的内容，他认为这是市场与企业分野的关键。但是与市场和企业的交易内容相适应的，必是不同的合约形式，合约形式的差异同样是出于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企图。

二、关系性合约

与市场上通行的合约不同，构成企业的合约是一种关系性合约，这种制度安排是人们对合约不完全性的一种主动适应。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对于大多数复杂的交易而言，合约往往是不完全的，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履约困难，尽管如此，但却不妨碍人们寻找其他低成本的制度形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关系性合约。

在关系性合约中，合约双方所能确定的内容包括： 1．交易的目标；2．交易的一般性条款；3．意外情况出现后的行动准则；4．谁拥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以及相应的约束；5．处理争议的机制。

严格来说，关系性合约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合约，与完全的合约相比它存在某种缺口；但是与前文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不完全合约不同的是：这种缺口是由合约当事人故意(或主动)留下的。合约当事人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或僵硬)的合约条款来填补这些缺口，是因为他们预期到这样做或者在技术上是无法实现的或者在成本上是不合算的。在合约当事人留出这些缺口的时候，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另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替代手段来填补这些缺口，这种手段就是科斯所说的“权威”。

合约当事人约定将某种“权威”有限地授予合约的某一方，而另一方则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按受权威方的指挥。因而，对放弃权威的一方来说，履约的标准是获得权威一方发出的指令，而对于获得权威一方来说，履约标准是所发出的指令是否在合约约定的范围之内。因而与完全性合约不同，在关系性合约中，合约双方的履约标准是不对等。

但是，关系性合约与完全的合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影响合约价值的关系因素已不再是合约人是否履约的问题，而是权威方指令的正确性问题。即使缔约双方都履行合约，权威方指令的错误会使合约遭受巨大损失。

因而与权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就是权威方必须承担指令的正确性全部责任，这种制度安排又被称为剩余索取权制度。对于放弃权威的一方，只要按照权威方指令行动就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而不受权威方指令正确性的影响。而权威方则享有合约收益中扣除放弃权威的一方的固定收益后的剩余收益，承担指令正确性全部责任。因而对关系性合约来说，其制度安排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

三、企业的产权

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 因而企业产权也就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产权。

与一般的物不同，企业是由一系列合约联接而成，而且在这一系列合约中，最根本、最基础的是一些关系性合约，如雇佣合约、借贷合约等。通过这些合约，要素的所有者将要素的使用权让渡给合约的中心签约人(或者说企业所有者，在本文中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并获得中心签约人固定的支付。而中心签约人则在合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内， 自由地决定要素使用方式，并享有合约的剩余收益。

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虚拟概念，企业只是合约人之间的一种合作过程，企业产权无非是关系性合约所赋予中心签约人(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企业产权是依赖关系性合约而存在的。如果将这些合约拆开，让每一个合约主体带着原本属于自己的财物离开后，企业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中心签约人在合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处置其他合约人投入合约的要素，例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指派雇员从事特定的工作；购买或出售特定的资产等等。此外， 中心签约人也可以带着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财物离开，但是中心签约人的这种选择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终止合约。按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合约终止后，其他合约人先将属于他们的要素带走， 中心签约人则拥有剩余的合约价值。

第二、转让合约的交易地位。通过各种合约，中心签约人与其他合约人建立的是一种交易品替代物进行估价的成本有可能会低于对产品的直接估价的成本，但是对产品替代物的估价无法获得像对产品定价那样充分的信息， 因而对合约安排的选择面实际上是对替代物定价所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而造成的信息不足的损失的权衡结果。

但是与合约的形式相比，张无常似乎更关注合约交易的内容，他认为这是市场与企业分野的关键。但是与市场和企业的交易内容相适应的，必是不同的合约形式，合约形式的差异同样是出于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企图。

二、关系性合约

与市场上通行的合约不同，构成企业的合约是一种关系性合约，这种制度安排是人们对合约不完全性的一种主动适应。

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对于大多数复杂的交易而言，合约往往是不完全的，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履约困难，尽管如此，但却不妨碍人们寻找其他低成本的制度形式来处理这一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关系性合约。

在关系性合约中，合约双方所能确定的内容包括： 1．交易的目标；2．交易的一般性条款；3．意外情况出现后的行动准则；4．谁拥有采取行动的权利， 以及相应的约束；5．处理争议的机制。

严格来说，关系性合约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合约，与完全的合约相比它存在某种缺口；但是与前文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不完全合约不同的是：这种缺口是由合约当事人故意(或主动)留下的。合约当事人之所以没有采用完全(或僵硬)的合约条款来填补这些缺口，是因为他们预期到这样做或者在技术上是无法实现的或者在成本上是不合算的。在合约当事人留出这些缺口的时候，他们已经设计好了另一种成本更加低廉的替代手段来填补这些缺口，这种手段就是科斯所说的“权威”。

合约当事人约定将某种“权威”有限地授予合约的某一方，而另一方则在这个限定的范围内按受权威方的指挥。因而，对放弃权威的一方来说，履约的标准是获得权威一方发出的指令，而对于获得权威一方来说，履约标准是所发出的指令是否在合约约定的范围之内。因而与完全性合约不同，在关系性合约中，合约双方的履约标准是不对等。

但是，关系性合约与完全的合约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影响合约价值的关系因素已不再是合约人是否履约的问题，而是权威方指令的正确性问题。即使缔约双方都履行合约，权威方指令的错误会使合约遭受巨大损失。

因而与权威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就是权威方必须承担指令的正确性全部责任，这种制度安排又被称为剩余索取权制度。对于放弃权威的一方，只要按照权威方指令行动就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 而不受权威方指令正确性的影响。而权威方则享有合约收益中扣除放弃权威的一方的固定收益后的剩余收益，承担指令正确性全部责任。因而对关系性合约来说，其制度安排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

三、企业的产权

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 因而企业产权也就是一类比较特殊的产权。

与一般的物不同，企业是由一系列合约联接而成，而且在这一系列合约中，最根本、最基础的是一些关系性合约，如雇佣合约、借贷合约等。通过这些合约，要素的所有者将要素的使用权让渡给合约的中心签约人(或者说企业所有者，在本文中这两个概念是等价的)，并获得中心签约人固定的支付。而中心签约人则在合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内， 自由地决定要素使用方式，并享有合约的剩余收益。

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虚拟概念，企业只是合约人之间的一种合作过程，企业产权无非是关系性合约所赋予中心签约人(企业所有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企业产权是依赖关系性合约而存在的。如果将这些合约拆开，让每一个合约主体带着原本属于自己的财物离开后，企业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作为企业的所有者， 中心签约人在合约规定的权利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处置其他合约人投入合约的要素，例如：在约定的时间内，指派雇员从事特定的工作；购买或出售特定的资产等等。此外， 中心签约人也可以带着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财物离开，但是中心签约人的这种选择只能通过两种方式才能得以实现：

第一、终止合约。按照特定的法律程序，合约终止后，其他合约人先将属于他们的要素带走， 中心签约人则拥有剩余的合约价值。

第二、转让合约的交易地位。通过各种合约， 中心签约人与其他合约人建立的是一种交易关系。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无非是中心签约人凭借其交易地位而获得一族特殊的交易权利。假如别的投资者愿意支付相应的代价，原合约的中心签约人就可以将交易地位和交易权利转让，从而从合约中退出。

对中心签约人来说，终止合约是一种违约行为， 因而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使在破产法保护下，这种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在扣除相关费用之后，合约的价值常常所剩无几。但是如果采取转让合约的交易地位这种方式时，则不存在违约问题，或者说违约不是中心签约人，而是其他签约人。因为别的投资者之所以愿意进入合约，必是因为他预期到与其他合约人合作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如果其他合约人同样愿意接受这个投资者为新的中心签约人的话，原有的合约条款就会在新的交易伙伴之间维持下去。为了获得原中签约人的交易地位，投资者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才能诱使原中心签约人退出合约。在原中心签约人不愿意退出合约时，这笔费用类似于投资者替其他合约人负担的违约金。因而原中心签约人退出合约的意愿越强，投资者所支付的违约

金的数量会越少。

四、企业的产权交易与资产交易

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可能涉及的交易包括资产交易和产权交易。

资产交易是指企业所有者对企业内资产的一种处置行为，包括资产的购买和出售。但是无论如何处置，企业所有者所能改变的只是资产存在的形式。而对其他合约人来说，所关心的是企业所有者能否按时支付合约约定的固定收益， 以及在合约终止时能否得到与当初投入合约中的资产价值相等的补偿，至于这些资产是什么形式是无所谓的。因而只要资产形式的改变不会对资产的价值产生巨大影响，其他合约人是不会对企业所有者的资产处置决定产生异议的。因而资产交易是企业所有者在合约约定的权利范围内正常行使权威的一种表现。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企业产权是依附于关系性合约而存在的。根据在关系性合约的约定，要素所有者将要素的支配权让渡给中心签约人并获得相应的固定收益，而中心签约人则获得合约约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合约关系不复存在，那么企业所有者原本拥有对其他要素的控制权也就相应地消失了。这时，企业所有者所能出售的只是他当初投入到合约中的那部分财富以及这些财富相应的增值的部分。因而企业产权的交易，实质上是在合约条款能够继续存在的条件下， 中心签约人让渡合约地位(或交易权利)的一种表现，随着原中心签约人的退出和新中心签约人的进入，企业产权也在他们之间实现了转移。

企业产权交易这个概念多出现在企业并购场合， 当一定企业被兼并或收购后，通常的看法是这家企业所有者出让了该企业的所有权或者产权――或更为通俗地，是企业所有者将企业卖掉了 (见盛洪，1997)。这些说法显然没有真正认识到企业的本质以及企业产权特殊性，从而将企业产权交易与资产交易混为一谈。

在当前国有经济改革中，认清企业产权交易与资产交易的区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企业产权的交易是由国家来行使的， 国家应根据战略布局的要求，对退出或进入的企业进行相应的选择。而在国有企业中，资产处置权则由国家委托给经理行使。 因而资产的交易是由经理来完成。

经理根据经营的需要对资产结构进行适时调整是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的一项关键举措。但是由于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差异，为避免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 国有企业的经理往往会在资产交易问题上止步不前。在资本市场比较充分的条件下，资产的市场价值能够充分地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除非经理人在资产的购买和出售中有不法行为，否则所有者不应对经理资产处置行为横加干涉。因而， 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资本市场，同时加强对经理的财务审计。责任编辑：王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