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西域佛国

荒废的古城

在吐鲁番市东45千米处火焰山南麓的木头沟河三角洲，有一座广为人知的古城遗址，这就是高昌古国都城的遗址。这座古城与另一座消失了的新疆古城楼兰齐名。那时，这座古城正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曾经见证过当年的繁华与历史风云的变幻。

站在古城的遗址上寻找遗留下来的繁盛印记，那些络绎不绝的商队，琳琅满目的货物以及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组成的繁荣局面仿佛就在眼前。但细细品味这种繁华，想把它抓住时，却忽然发现它已经是那么遥远，只有满目的断壁残垣。从高昌古城的布局，可以看山这里曾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贸易中心。整个古城遗址呈不规则的正方形，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部分，与我国中原地区历代王朝都城的布局十分相似。古城的城墙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显出了破败的迹象，也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雄壮威武，但是仍能看出曾经的辉煌。它的外城墙将近12米高，长达5.4千米。这些城墙都由结实的夯土筑造而成，每层夯土厚10厘米左右，为了增强城墙的牢固性，每层夯土层之间掺杂少量的土坯。据历史记载，在高昌国的繁盛时期，这些城墙上曾经有过12重巨大的钢铁大门，比如“玄德门”、“金福门”、“建阳门”、“武城门”等。外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寺院的遗址，据说就是玄奘西游时讲经的地方。这座寺院规模十分宏大，内部设有庭院、讲经堂、藏经楼、大殿、僧房。大殿内的墙壁上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残存的壁画。发掘出的绿色琉璃瓦、纹饰华丽的石柱和巨幅精美的奏乐图壁画，记录了都城昔日的繁华。

内城位于外城的正中间，西南两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约有3千米长。宫城的形状呈长方形，宫城内遗存的一些三四米高的土台就是当年回鹘高昌的宫廷，还有一处高15米左右的土坯方塔，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就是通常传说中的“可汗堡”，也就是王宫的意思。在“可汗堡”的西面，有一座地上地下的双层建筑，是宫殿的遗址。

城中有着保存较为完好的房屋，这些房屋鳞次栉比地排在街道的两边，显示着当年贸易的繁盛。这些屋子有作坊、市场、庙宇等，在人口最多时曾居住过3万人，其中光僧侣就有3000人之多。

这里是古代高昌的都城，维吾尔语亦称都护城，始建于公元前1世纪，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著名的丝路名城，最早开发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加强对西域诸国的统治，派遣大将李广利带领部队在公元前1世纪到此屯田，设立了地方的管理单位――高昌壁。公元450年，北凉的残余势力灭掉了车师国后，高昌城迅速发展为吐鲁番盆地甚至西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460年，高昌建国，由于高昌城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便被定为都城。古城在高昌国的兴盛中达到了高潮，随后也随着高昌国的衰落灭亡而消失。公元640年，唐朝的军队统一了战乱频繁的高昌地区，并设立了地方管辖官府。高昌城就这样过去了几百年，到它的再次辉煌是公元9世纪，它又一次成为了回鹘高昌国的首府，并把这种繁荣延续到了公元1275年。这一年，蒙古游牧贵族都哇带着12万骑兵发动了叛乱，向高吕城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因回鹘高昌王巴尔述阿而忒战死而告终，回鹘高昌国也就灭亡了。从此，高昌古城就这样荒废了下来，渐渐地被历史所封存，直到我们现在看到了古城的遗址。

风靡全国的佛教

在德国柏林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两座雕刻精美的佛像。它们在艺术、文化、历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吸引着众多的参观者前去一看究竟。这两座佛像就是我国古代高昌国中的佛像雕塑。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们流落到异国他乡。这两尊佛像雕刻的刀法娴熟、做工精美，堪称那一时期佛像雕刻的代表作品，并足以显示高昌国佛教的盛行。

汉唐以来，高昌是连接中原、中亚、欧洲的枢纽。世界各地的宗教先后经由高昌传入内地。那时，高昌王国是世界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也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佛教约在公元前1世纪传入高昌地区。当时高昌著名的高僧有道普、法盛、法朗、僧遵、法绪、智林、慧嵩等。他们或在本地修行佛道，或到内地传法译经，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据《名僧传抄》记载，齐时高昌僧人法惠曾去龟兹出家，返回高昌后，住仙窟寺，宣教民众。高昌故城可汗堡的东南角出土了一块北凉的造寺功德碑，证明那时此处为北凉流亡政权的王家寺院。吐峪沟百窟曾发现第七代王抄写的《佛说仁王般若波罗密经》残卷。这些都说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高昌地区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一时期佛教还只是起步阶段，并没有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

隋唐时期，佛教在高昌出现了日渐昌盛的趋势。据《续高僧传》记载，隋朝时，佛教的发祥地天竺有僧人来到高昌宣传佛法，并在这里的许多寺庙中游历讲经，那时的僧侣大部分都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隋炀帝就曾派遣汉族僧人道乘到高昌国，特意为高吕国王讲《金光明经》。

到唐朝中期，佛教已经在高昌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程度，这种狂热的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公元9世纪，回鹘西迁到高昌，在当地原有居民的影响下，也逐渐接受了佛教，并对佛教采取扶植的态度，从而促使佛教在王国内有了新的发展，并成为王国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公元10世纪末到公元11世纪初，高昌回鹘王国在援助于阗王抵抗喀喇汗王朝的斗争中加强了与吐蕃的接触，因而在上增进了了解并相互影响，藏传佛教也开始在高昌王国流传发展。

佛教在高昌古国的大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经文、经书空前丰富起来。现在已发掘的佛经残卷有《金光明最胜王经》、《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金刚经》、《七星经》等几十利，不同的经文。此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与佛教禅宗内容有关的佛书和其他多种文学作品形式，比如颂诗、史诗、小说、剧本等，均是以佛教为内容的优秀作品。不幸的是，这些正规的佛经资料在清末民国时期大部分被德国、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的探险家窃取。

高昌吉利，探索高昌的窗口

一枚小小的钱币，却映射出高昌国的历史。192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哈密吐鲁番发现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代古钱收藏者的窖藏中出有一枚“高昌吉利”古钱。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这种钱币是隋、唐之间新疆高昌王国的钱币，迄今只发现很少的几枚，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4个字，背面无

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制作精良，钱径约25.5毫米，厚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在高昌建国的公元460年到马氏高昌灭亡的公元499年，由于政局比较混乱，是不大可能铸造钱币的。因此，“高昌吉利”应为统治时间较长且政局稳定的麴氏高昌王国统治时期所铸。而这一时期的诸位高昌国王中，最有可能铸造钱币的就是麴文泰国王。他在位时，进行了“延寿改制”，国家进一步强大起来，这就为铸造钱币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铸造钱币也是他加强王权的需要，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麴文泰铸造钱币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高昌国是唐朝统治之下的附属国，在许多事情上都要听从唐朝的调遣。因此，在这一点上，高昌国王心里是不服气的，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于是，麴文泰便想到了用铸造钱币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独立地位。“高昌王”这一称呼只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并不是中原王朝的正式册封。在《魏书・高昌传》中就记载了“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指的就是高昌王，同时表明中原政府对高昌国王的地位是不予承认的。在历代的高昌国王中，也只有麴坚一人被正式册封为郡王，其他人连这样的头衔也没有得到过。为了表达这种不满，麴文泰就铸造了一批代表着自己的权力与地位的钱币，来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威望。

“高昌吉利”钱币，发现数量稀少，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高昌吉利”钱币在当时并不是在市场上流通的用于交换贸易的货币，而是类似于今天的纪念币性质的货币，用于赏赐或馈赠。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间交汇、融合的结果，同时也向现代人反映出了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透过一枚钱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文化、政治、语言、风俗等众多方面的特色。

“高昌吉利”，是用汉字拼写的古突厥语，这是高昌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原地区农耕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游牧的突厥等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也反映出高昌社会当时以汉胡交融为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与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位置有关。高昌居民主要是来自河西及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由屯田戍卒及避乱难民构成。据《魏书・高昌传》记载，他们最早是李广利征大宛时留下的“疲卒”，随后是汉魏的屯田兵卒。十六国时，为避战乱，难民或自发或被裹挟而流入高昌。仅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沮渠无讳一次就将敦煌1万余户强行迁至高昌。“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世不纲，困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魏书・高昌传》)直至隋末，仍有内地民众逃入高昌。统一高昌后，唐太宗曾言“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这都已被高昌出土的墓表、墓志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