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国家,还是超级国家?

时间:2022-08-11 05:10:43

超越国家,还是超级国家?

摘要: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下,各个民族和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程度上国家的让渡。在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地理疆域这些基本因素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对于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而言,全球化实质上是在谋求建立“超级国家”而不仅仅是超越国家本身。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国家;超级国家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2-0065-04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国公投,决定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结果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公投再一次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时而温情脉脉、时而剑拔弩张的关系。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异常复杂多变的时代,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尖产业的推动下,世界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不断加强,并日益成为各国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所不能忽视的因素。在经济领域,生产要素包括原材料、自由劳动力、资金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逐渐以至最终要完全消除各国间的各种壁垒,各国的经济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并不断加深,从而在经济上把全球形成一个整体,这一过程被称作“经济全球化”。一般而言,全球化最初指的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传统文化、宗教、道德、人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才可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社会。①但是,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表明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进程,因而,全球化就往往蕴含着复杂多变和众说纷纭的问题,其中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显然尤为重要,本文就此问题略抒己见。

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全球市场、全球交换、全球文化的力量势不可挡,围绕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国家的城墙在全球新秩序的攻城槌下土崩瓦解。英国学者安德鲁・甘布尔指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也已变成一种过时的东西,而且正面临着各种它不再能控制的力量。国家正在收缩,权力正从它身上剥离,它将很快失去其塑造重大事件的能力。”[1]41 可见,在甘布尔看来,全球化的进程就意味着不断消解“民族国家”,消解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自于全球化本身。近代以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随之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茁壮成长,对这些国家来说,在前全球化时代,他们最大的忧患是“看得见的敌人”。而在全球化时代,他们最大的忧患则是“看不见的全球力量”,不思进取的民族国家将在全球化竞争中遭到淘汰。从而,全球化实际上是对疆域国家(country)的超越。全球的机制化(systemization)、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机制化或制度化的其中主要产物就是组织化的“跨国公司”,它是全球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对国家及其边界的超越。随着全球化势力甚嚣尘上,跨公司等全球性组织势必孜孜不倦地寻求国际政治空间。澳大利亚学者凯米莱里等人指出:“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旧政治空间那种坚定不移的确定性正让位于新的、但仍然只是部分可辨的制约性与可能性。”[2]11 因此,可以这么说,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及其解决方式,从世界近代早期以来就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也必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21世纪主要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国家发展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虽然说国家的政治空间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被挤压,但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全球化不应该被视为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从这个意义出发,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理性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全球化时代,只有适应并正确应对这一进程的国家才能在世界之林立足,继续以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生存与发展。关键的问题是,民族国家必须明确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认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以便在全球化时代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全球化与民族国家表面上是相悖的,然而就其实质而言,却有着统一性,全球化的发展与民族国家力量的加强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有些学者认识到这个问题后提出了所谓的“民族国家消亡论”,从“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来看,这一论调显然是值得推敲的。全球化的发展目标或方向是超越国家还是谋求建立超级国家,就目前的趋势和全球化阶段性成果(欧盟、东盟等区域经济政治组织的建立)来看,似乎后者比前者更具说服力。

这就是说,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非但不可能很快消亡,却可能因为自身的合理调整和主动适应而引导全球化向着谋求建立“超级国家”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民族国家可以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在谈论其原因之前,还是先在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关系这一话语中理解“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含义。撇开经济意义不说,单就民族国家层次来说,全球化的含义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的话来理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中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254这段话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世界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地区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的程度在加深。因而,从马克思经典话语来理解,全球化是指在世界生产力的推动下,各个民族和国家卷入世界市场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程度上国家的让渡。一般而言,民族国家被认作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笔者认为,对民族国家的考察应把它放回历史过程中去。这样就可以发现,它总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语言、族裔、血统联系在一起。只是到了近代,它才更加强了观念,并提升了疆域意识。在全球化时代,把握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就必须把民族主义、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地理疆域这些基本因素考察进去。解决了这两个概念问题后,那就谈谈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是在谋求建立“超级国家”而不是超越国家本身。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来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相反,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进一步加强。全球化的鼓吹者试图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证据以表明全球化的趋势,以上那段话就是他们引以为证的理论。然而,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还有另一句话:“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3]255如果说前面所引那段话说明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的一面即全球化是必然的,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那么,这一句话则恰恰说明这个过程的另一面,即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引文中的各种“统一”因素,也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得到加强。对于这两个方面,列宁在其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这样写道:“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4]129列宁的论证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近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结果: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全球化的进程。这两个历史趋势表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全球化谋求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即超级国家的形态。

第二,从资本主义的性质来看,民族国家的传统职能具有确定性,从而民族国家的结合体“超级国家”对大众更具吸引力。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全球化扩张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和政治―经济结构为经济全球化打下了基础,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紧密的关联。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西方化。这样的观点因为很容易落入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便遭到很多民族国家的反对。尤其是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使西方公民对西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而且令非西方公民也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加上民族主义运动的煽动和宗教情绪的张扬,使得人们更愿意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求解决的途径,期待民族国家的力量保障既得的利益。民族国家传统职能的发挥远比全球化的不确定性对大众更具吸引力,从而人们更希望全球化带来的是“超级国家”形式,以至在更大范围和更广的社会基础上获得经济利益和长久和平。

第三,跨国公司对国家的威胁,对国家疆域的超越,对民族感情的淡化也不足以证明民族国家不重要。如上所述,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物,是企业组织形式上的微观体现。跨国公司打破了国家的经济界线,成为一种与国家具有不同意义的活动主体。国家在世界经济范围是地理的、的,它通过的应用确定本国经济对外交流的形式、内容。而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主体类似于国民经济中的企业。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逐渐超越国家的控制,各国商品、生产要素流通愈益自由化,经济疆界模糊化。但是,国家对本国经济的控制仍然制约着跨国公司,在公司和国家这部政治机器之间还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也就是说,不但公司的运作范围基本上依然以国家的边界为界限而且它们的活动内容被限制在政府有关政策的框架之内。此外,公司依然没有强大到不需要国家这部政治机器来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在政治上采取的行动基本上限制在促使政府p少对经济的干涉并采取自由主义的方针政策。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说道:“即使国家的经济控制力,正受到支配全球话多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及其活动的挑战,即使国家的军事支配力,既受到超级大国的核支配力的限制,又受到国际化的指挥机构和军事技术的限制,即使由于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全球大众通讯体系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的力量及其渗透力还是得到了加强。”[5]108 史密斯的这段话也得到了目前世界上众多的跨国公司的运作现实的印证,跨国公司不可能操纵民族国家本身,从而决定全球化无法超越民族国家,只能谋求联合(即超级国家)。大多数跨国公司控制了巨大的资源,有些甚至超过了许多小国家或者新兴国家的财政预算。但是,它们既没有超过最有实力的民族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通常也不是控制或掌握在一些小国家手中的暴力工具。用我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还有大量证据表明存在一个跨国的经济阶层――金融家、银行家、公司董事等,对他们来说,民族障碍日益不成为其问题;然而作为跨国精英最终必然说服和影响的政治家们,仍然要对民族国家内的其他群体负责,通过投票的方式对全体人民负责。”[6]262

第四,就欧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的运作情形包括其组织结构、权力和职能来看,它似乎更接近于民族国家的形式。在组织结构上,单以三权分立来看民族国家,它主要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体,从而形成固有的国家机器。有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单位,中央设议会、各部委员会、国会(国务院)、法院等,并组建相应的暴力机关军队实现其统治。走向区域化(是否最终要走向全球化?)的欧盟的组织机构设有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法院,其组织机构与一个民族国家内的组织机构惊人的相似。在权力和职能上,民族国家传统意义上的权力和职能有:防御外来侵略和捍卫国家领土的职责;保持自己国家货币的职责;一般说来,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进行校正的职责;为那些在市场经济中生存相对较为困难的群体(老、弱、病、残和失业者)提供社会安全网的职责;进行税收管理的职责;对外贸特别是对进口的控制;对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责,其中包括修路、筑桥、通信等基本建设;对国内市场的职责;利用合法暴力镇压国内一些个人或团体(组织)的职责。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职责主要有三:一是(利用警察和军队来)捍卫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和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三是弘扬能展示自己国家的特征文化。[5]103从欧盟现今所发挥的权力和职能来看,在欧洲有北约的军事力量存在,欧盟可能运用这支军事力量来捍卫整个欧洲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从1951年4月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签署了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煤钢联营协定”到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四十多年来,欧盟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条约以及各国的积极合作来维护和发展大欧洲的经济,以与美国进行较量。尤其是2000年元月欧元开始流通,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走了一条谋求建立“超级国家”的道路;加上欧洲特有的欧罗巴文化认同,使得欧洲各国有对话的基础和可能。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欧盟的建立和发展似乎很合逻辑地走了一条谋求建立“超级国家”的道路,而不是仅仅超越国家。按照安东尼・D.史密斯说法,只有当一个族裔与文化单一的群体居住于一个国家的疆域之内,并且那个国家的疆域与那个族裔与文化单一的群体所居住的疆域相互重合时,才可以把这个国家称为“民族国家”。[5]103那么,在将来,欧罗巴民族和欧罗巴文化是否能沿着这一轨迹继续发展呢?英国人的脱欧公投给出了反例,即欧盟无法超越任何一个欧洲民族国家,在谋求建立超级国家的道路上,欧罗巴民族“超级国家”尽管仍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也是全球化的制度化必然之路。

最后,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全球化时代适时发挥好民族国家的职能相当重要。全球化的发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有一个剧烈阵痛期,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具有较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机制不同,文化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真正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还须假以时日。面对全球化对民族经济的冲击,面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跨国公司对本国资源的利用,发展中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全球化为契机获得巨大发展,就不能忽视民族国家的力量。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民族国家提供的政治框架,市场经济就不能恰当地或者说充分地发挥它的功能,而作为保持社会凝聚力的民族情感和忠诚则是建立这种政治框架的基础。”[6]260一系列社会问题离开了政权的力量是无法借由某个世界组织来完全解决的。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中国家要保持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凭借国家的力量来保护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使国民经济尽快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重要性不再构成全球市场的障碍,也不再试图将国家经济从全球市场中孤立出来,而是保证国家经济尽可能地与全球市场融合,并克服所有来自国内的对此种融合的抵制。正是需要将经济完全融入全球市场才使得国家的必要性变得如此重要,通过消除障碍以及动员国内机构与国际机构合作,国家促进了一系列变化。

综上所述,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际竞争势必更加激烈,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当今世界,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现象。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节和分配的基本单位,作为国际比较的主体作用并没有改变。像欧盟这样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不仅不能说明全球化将超越国家,它们的发展轨迹反而表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谋求在更大范围内,通过整合而趋向于“超级国家”的建立。这种“超级国家”既是通过整合各国资源而联合为单一民族的超级国家(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为想象的共同体),也是各国通过整合和发挥整体优势日益加强本国实力而形成为“超级大国”。用安东尼・D.史密斯的话来说:“只要国家以被动员起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核心文化共同体作为力量和团结的源泉,保护和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在F代世界上就仍将是主要的政治行动者,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民族就仍然会把忠诚和信念寄托于具有的、有地域限制的民族国家之中。”[5]134也就是说,只要国家和民族的共生关系继续下去,民族国家不仅仍然存续下去,而且势必形成“超级国家”的趋势,全球化从理论和现实上都无法替代民族国家或超越民族国家。6月份的英国脱欧公投后,一部分英国年轻人在公共平台推特网(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上的“反转”――要求重新投票留在欧盟――既表明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仍然很坚固,也表明谋求超级国家的趋势依旧存在。

注 释:

① 围绕全球化的主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编著、编译了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各类著述。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一套译著,即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以及杨伯溆所著《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此外,一系列专题研究也随之展开。如今,随便在几大图书网站上以书名的方式输入“全球化”,就能查到多达五六百种的图书。除去那些赶“全球化”时髦的或以“全球化”为噱头的图书。就学术类书籍来看,笔者注意到,关于“全球化”本身的研究,主要围绕这样一些主题:关于“全球化”的概念、文化认同与全球化、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问题、国家视角下的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关系,等等。200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沛先生主编的《全球化和全球史》,探讨的则是全球化视角中的世界历史进程和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1](英)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澳)约瑟夫・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英)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6]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陈婕,作者单位为江西省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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