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华人的状况及与中国的联系

对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包括华侨和已加入所居国国籍的华人，下同)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堪称热门之一，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有着丰硕的成果。然而印度华人问题在中、外学术界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外国学者关注较多的只是印度华人中的一部分，即印度华人中的藏族人(以下称“在印藏民”)。就连印度学者也很少关注印度华人，更很少研究他们，虽然有个别印度学者曾涉足这个话题，但研究深度和研究成果都很有限。毫无疑问，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是不应该的，留下印度华人研究这一空白实在是一个缺憾。

从严格意义或广义上讲，印度华人包括在印藏民，但由于形成在印藏民群体的特殊历史原因，以及达赖喇嘛集团出于分裂祖国目的的需要而对在印藏民实行全方位的操控，因此在印藏民与其他印度华人少有联系和认同。在所有印度华人中，在印藏民所占比例最大，他们主要定居在印度北方靠近中国阿里地区的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达兰萨拉(Dharmsala)和南部地区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Pradesh)的迈索尔(Mysore)，也有不少在印藏民因谋生计或别的原因到印度其他地方如德里(Delhi)、班加罗尔(Bangalore)、海得拉巴(Hydergtbad)、孟买(Mumbai)等大城市生活、定居。笔者曾在印度很多城市见到过开餐馆、摆地摊的藏民。由于在印藏民一般被国内外学者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因此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除了在印藏民之外的其他印度华人。

2002年9月-2003年6月，笔者分别在印度南方的喀拉拉邦(State of Kerala)的甘地大学(Mahatma Gandhi University)和新德里(New Delhi)的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笔者除了按计划进行学习和研究之外，还致力于印度华人问题的调查和收集相关材料。为此，笔者曾经到科钦(Cochin)、孟买、加尔各答(Calcutta)、金奈(Chennai)、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等大城市，走访了很多华人社区和家庭，掌握了一些第一手材料。笔者回国后，又通过实地调查和在各级侨联的帮助下，获得了一些有关祖籍为广东、湖北等地的印度华人的背景及其与家乡联系情况的材料。本文就是根据这些材料和其他相关材料写就的，期望能引起中国学者对印度华人的关注。

关于印度华人研究的情况

笔者曾查找专门以印度华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无论是查找中文文献还是检索英文文献，除了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玛德芙・布拉拉(Madahu Blalla)的一篇名为《印度华人初探》的文章之外，笔者一无所获。

一般情况下，印度媒体几乎没有关于印度华人的报道，不过中国媒体有一些关于印度华人的报道。关于印度华人的报道最早是由《人民日报》驻印度记者钱峰采写的，主要发表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钱峰的继任者任彦、段聪聪等也曾发表过一些关于印度华人的报道。尽管这些报道都是他们通过实地采访写就的，可信度没有问题，但其学术价值略显不足。一方面因为这些报道本身字数有限、信息量有限；另一方面，这些报道只反映了一些表面的情况，没有系统、深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些报道中涉及的关于印度华人的历史问题大都缺乏考证，因此这些报道并不能较为完整地反映印度华人的全貌。

海外华人总共有3500万人以上，分布于世界各地，东南亚各国为其主要散居地，但在人口大国印度则分布较少，而且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印度华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这大概是少有人关注印度华人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由于中印关系长期冷淡，使得中国学者研究印度华人很不方便：一是去印度做实地调查非常困难，二是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很少。印度的华人虽少，但印度却是个大国，印度华人的历史、现状、未来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能够反映出中印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走势，因此对印度华人进行研究不仅仅关乎这个群体本身。印度华人数量不断减少本身就反映了很多问题。影响印度华人发展和人口消长的因素有很多，除了中印关系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印度对待外国移民的基本政策、印度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其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等因素。总之，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值得探讨和挖掘。

笔者在印度期间，虽然对当地华人状况进行了一些调查，但由于笔者当时的研究课题并非海外华人，所以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因此，这种附带性的调查不能作为本文的主要资料支撑。不过，笔者在国内获得的一些关于印度华人的资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为它们来自于印度华人与其祖籍地联系的重要资料源。

印度华人的情况

据说中国人到印度定居始于清朝中期，当时的印度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任彦的报道中提到的一本刊印于1820年的名为《海洋志》的中国文献中，有一些关于中国人移居印度情况的记载，说那些移民主要是福建人和广东人。钱峰的报道说，较早移居印度的华人主要是广东客家人，他们大都定居于加尔各答。此后，来印度的华人持续增多。印度学者玛德芙・布拉拉认为，印度华人人口的最高峰是20世纪50年代的5万人左右。这是玛德芙・布拉拉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人口调查结果而计算出来的数字。钱锋和任彦的报道也都说印度华人人口最高峰时只有5万人，这可能是他们在接受了印度学者或印度官方的说法后所下的结论。钱峰在其报道中指出，1962年中国与印度之间爆发边界冲突之后，在印度的大部分华人被印度政府驱逐出境，他们或回到中国，或前往第三国定居；同时，继续留在印度的华人的生活状况也急遽下降。到2004年，印度的华人只有6000人左右。段聪聪在2007年11月发表的报道中说，印度有7000多名华人，加尔各答是他们最大的聚集地，有3000多人，基本上集中在加尔各答西北郊的塔坝和市中心比较繁华的中华街附近。他在同一篇报道中还谈到，仅有印度与朝鲜这两个国家的华人人口正在不断下降。

从华人开始移居印度到现在，加尔各答一直是其最主要的聚集地。不过玛德芙・布拉拉认为，早期移居印度的华人的定居点并不确定，后来加尔各答才成为印度华人的最大聚居地，在加尔各答西北郊的塔坝甚至形成了唐人街(中国城)；在1949年之前，印度华人的数量在3万人左右。20世纪50年代，印度华人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万人左右。据钱峰的报道，20世纪50年代印度华人迎来了“鼎盛时期”，“当时的人口一度达到5万人，仅加尔各答西北郊塔坝一地就有2万多人”；“这些人按籍贯可以分为两支，一支是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人，另一支为来自湖北的天门县人”。后来由于中印关系恶化，印度华人遭到各方面的排挤和刁难，人心思走，其人口开始不断下降。1961年2月－1962年9月，“有200多名印度华人被以各种名义驱逐出境。中、印两国之间爆发边界冲突后，印度政府颁布法令，大批冻结华人的财产。印 度西孟加拉邦政府甚至规定，被捕获释的华人不准在该邦北部定居，必须居住在加尔各答”。当时，印度华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财产被抢或充公，许多由华人开办的商店、工厂、作坊被封或无法开张，华文学校也被迫关门。据当时在印度国防部门工作的华人学者谭中回忆，他随时都有被投入监狱或驱逐出境的危险。后经印度总理尼赫鲁本人出面，他才得以幸免于难，但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德里大学任教。笔者在印度时结识了一位来自那加兰邦(state of Nagaland，该邦位于印度东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的朋友，据这位朋友讲，他当时在德里上大学，那个时期华人人人自危，随时会遭到暴民的袭击；由于他与华人长相相似，被校长特地保护起来，不准外出，以免被打死。任彦的报道说，当时有几万华人被印度政府关进了设在沙漠里的集中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华人就只剩下1.1万人了；到2004年，在印度只有6000多名华人，其中4000多人在加尔各答，1000多人在孟买，500多人在首都新德里，剩下的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首府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地。

据玛德芙・布拉拉的调查，华人移居印度从一开始就出于两种目的或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宗教的原因，到印度“求法”、“拜佛”；另一种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或为了谋生。前一类人的身份被英印当局定义为“佛教徒”，后一类人的身份被英印当局和后来的学者定义为“商人”或其他身份。出于宗教目的而移居印度的华人数量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50年代，纯粹出于宗教目的而移居印度的华人几乎为零。

据玛德芙・布拉拉的研究，印度华人主要来自中国的山东、广东和湖北三个省份，其中山东人主要是丝绸商，广东人主要从事修理、建筑、造船、理发、鞋业和制革等行业，湖北人主要从事牙医工作。在移居印度的广东人中，潮汕人曾垄断加尔各答和孟买的码头管理、船只建造和航运管理，梅州人则垄断了制革业和制鞋业。1962年以后留在印度的华人主要从事制革和牙医等行业，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是加尔各达，在新德里、孟买、金奈、科钦、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商贸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也有一些华人定居。目前印度华人大多从事家具、制革、餐饮等行业。据笔者在印度和中国国内的调查，印度华人的祖籍地大多为中国广东省的梅州、潮州、汕头、江门和湖北省的天门，但他们一般较少与家乡联系，也不太关注中国的情况。对此问题将在下一部分展开进一步讨论。

中印关系恶化后，印度华人的生存环境也变得非常困难。他们的职业发展和生意面临很多限制和困难，往往受到印度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各种排挤和限制。直至今日，印度华人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也不强，没有掌握大中型企业或其他实业，也不拥有较多的地产或田产。不过，他们也未沦落到食不果腹或流落街头的地步。钱峰的报道显示，印度华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都高于印度当地的平均水平：孟买的华人大都有房、有车；在加尔各答，当地华人拥有200多家皮革厂，每天处理的皮革数量占全印度的1/5。总体上而言，华人在印度过得还可以。根据笔者的调查，印度华人大都从事商业活动，属于勤劳致富的群体；但由于他们难以购置大片的田地或地产，加上当局对他们实行一些歧视性的限制，因而他们难以成为巨富或大企业家，更不可能在政治上有什么前途。

由于政治方面的歧视和方面的藩篱，加上种姓制度在当今印度仍根深蒂固，华人融入印度社会有相当大的困难。这表现在通婚、政治参与、文化交流、商业合作等方面。华人与印度各宗教组织的联系并不密切。由于种姓制度下通行内婚制，华人与印度当地人(尤其是高种姓的人)通婚比较困难。在印度，老一代的华人仍保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通用汉语(包括各种方言)；但在那些出生于印度的年轻一代华人中间，汉语已被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微乎其微。不过，年轻的印度华人在文化上也没有融入印度，而且他们大都一心想离开印度，到西方国家定居、发展，加拿大、澳大利亚是其首选，但也有人选择去中国台湾或内地定居。笔者在印度期间曾与当地的年轻华人接触，发现他们都不懂中文，而且不认为自己是华人。总之，他们对印度社会的认同不算强，但对中国的认同更弱，对中国缺乏足够的了解，同祖籍地也没有联系。中印关系恶化后，留在印度的华人备受歧视，当局不允许他们加入印度国籍；后来这一限制稍有放松，年轻一代的印度华人想方设法获得印度国籍，否则就很难生存，因此他们也逐渐淡薄了“华人”认同。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华人基本上都加入了印度国籍。据段聪聪的调查，在7000多名印度华人中只有400多人持有中国护照，属于华侨，其余的人都已入籍印度。只有那些华侨还经常返乡探亲。

近年来，从中国大陆到印度经商、求学的人不断增加。自2003年开始，到印度留学的中国人大幅度增加，从原来每年20人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近200人。2006年，前往印度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达到200多人，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前往印度从事经贸工作的中国人也逐渐增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并没有获得在印度的长期居留权，但有的人常年生活在印度，因而也可算作印度华侨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印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印关系的改善，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生活、经商、求学。我们应加大对印度“新华侨”的关注和研究。

印度华人与中国的联系

关于印度华人与中国的联系问题，笔者仍从印度华人的祖籍省份和他们目前从事的职业展开来谈。这并不是重复前面的内容，因为下面的讨论主要基于笔者在国内进行的调查和收集的材料。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和一些省、市侨联提供的材料，印度华人的祖籍地主要为广东、福建、湖北、山东、浙江和东北三省，其中祖籍地为广东省的人最多。据1985年的统计，祖籍地为广东省的印度华人主要源自梅州市(包括1区7县)和“五邑侨乡”(即江门市所辖的新会区、开平市、台山市、鹤山市、恩平市)，尤以祖籍地为梅州市的人最多，共有22762人；祖籍地为“五邑侨乡”之一的开平的有2259人，祖籍地为“五邑侨乡”其他县份的分别为几十人到1000人。综合各有关部门的估计，在印度华人中广东梅州人及其后裔大约占80％，湖北天门人及其后裔占10％，排名前两位。

由于印度华人与中国联系较少、缺乏互动，使得中国各地有关部门很难准确统计出印度华人中有多少本地籍人，即便是返乡探亲的印度华人人数也难以统计。近年来，印度华人似乎很少返乡探亲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长期以来受中印关系和印度政府有关政策的影响，印度华人在当地备受歧视，所以他们返乡往往遇到很多困难；二是印度华人的生活水平与当地人相比虽然属于小康，但很有钱的人并不多，因此他们很难产生“衣锦还乡”的冲动或愿望。事实上，他们与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返乡探亲的华人相比，要贫穷得多。据梅州市侨办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接待过一些返乡的印度华人，发现他们有强烈的自卑感，很少说话。由于印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