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隆祀孔子社会影响论

摘 要：清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逐步提升国家祀孔活动的规格，并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此来显示国家对孔子及其儒学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国家祀孔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学术文化与孔氏家族方面最为显著。

关键词：清前期 隆祀孔子 社会影响

清前期主要是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祀孔活动，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康熙、乾隆二帝除亲自参与北京的祀孔活动外，还多次亲临孔子故里曲阜祭祀，甚至对孔子行三叩九拜大礼，并为此制订了一系列繁缛的仪式及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同时提升孔庙的修建规格，大殿可用黄色琉璃瓦，达到帝王宫殿规格。统治者对孔子表现出的如此恭维虔诚，绝不仅是出于纯粹的信仰需求而慰藉心灵，也不单是基于历史传统而完成制度传承的使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祭孔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当然这里面也有削除满汉民族矛盾的政治目的。统治集团通过祀孔宣扬了尊孔思想，增强了政治上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同化力，促成了汉族人民对其满族统治的认同，有助于统治者强化社会管理、贯彻国家统一意志。

一、祀孔与现实政治

法天地敬鬼神、祭祀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所依赖的贯彻始终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礼之用，和为贵”，祭孔之礼作为中国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清前期，以国家行为进行的祀孔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倡导。“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钱唐传》）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分析：孔子的儒学“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祭古树今，尊崇孔子，“祀其道、神教化”，其实是为了尊崇清统治者自己，治国平天下。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祀孔是国家重视教化之举，目的是为了让平民百姓遵循传统社会的“正统”，不致犯上作乱。国家祭祀孔子及其他先圣先贤等汉民族信仰的诸神，无非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宣扬封建纲常名教。

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祠孔之举更有消除满汉民族隔阂的目的，借此来说明其政权与汉族政权没有什么两样。清前期的诸帝内心肯定明白，孔庙的祀典对于清朝统治的正当性有助无害。于是，他们抬高孔庙祭祀的规格，关注并制定“从祀制”，甚至亲自参加祀孔活动，把祀孔当做一次极其隆重的政治活动来进行。

清前期的国家祀孔活动充分体现了祭祀贯彻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政治信仰的功能。清代帝王以孔庙从祀者多而自鸣得意（（清）庞仲璐，文庙祀典考，卷50：23）。从史书来看，整个清代从祀制通采“有则加勉”的政策，无一人遭受贬祀。另一方面，清对垄断孔庙礼仪却极为彻底，国家祀孔具有维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孔氏后裔孔继汾因整理孔氏家仪，所述礼仪与《大清会典》不符，惨遭清政府整治，处境悲凉（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0-32）。乾隆时期，一位致仕居家的官员尹嘉铨妄想为其父请求从祀于孔庙，竟被判处死罪，家产也遭籍没充公（清代文字狱档，台北华文书局，1969，第六辑，“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另外，祀孔典礼的制定往往能够直接反映皇帝的个人意志，直接维护皇帝的至上权威。皇帝在祀孔中祭祀权力一人垄断，使用最高规格的礼仪，亲祭中往往附加赏赐等，都集中体现了祭祀的等级性，宣扬了祭祀中的君本位思想。正如张荣明在所著的《中国的国教》引用H. J. Wechsler， offering of Jade and Silk话：通过再认定当权者的地位，礼仪帮助统治者实现他对其他人的权威。当礼仪中的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约束性的礼仪语言，这意味着他同时也接受了处在高位的施令者……异议被排除掉了，因为人不能与礼仪的秩序、或礼仪采用的语言抗辩。因而，俗语说“人无法与礼仪争辩”。

清前期的祀孔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各朝孔庙从祀人员屡有增加。光绪时祀孔成为国家大祀，乐舞采用文舞、武舞两种形式，直至清朝灭亡。民国时，袁世凯搞独裁复辟，在全国大搞尊孔读经，他甚至亲自去曲阜举行盛大的祀孔闹剧。

总之，祀孔在清前期不仅成了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更是一种目的，是统治者推行封建教化，以期“治道达成”的象征。确实，清前期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儒家思想，对巩固本朝统治、笼络人心、维护封建秩序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但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已走向末路，清朝还在奉行崇儒读经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二、祀孔与学术文化

国家祀孔活动中的从祀制在清前期是政治教育与学术思想的一个交叉点，官学与从祀的关系如影随形，是“文化霸权”论的典例。清前期的统治者一方面大兴文字狱，镇压所谓“异端邪说”宣扬者。另一方面又提倡隆祀孔子，崇儒重教，读经习儒，广大有志之士不敢过多问政治，皓首穷经，历史上出现了“乾嘉实学”兴盛的局面。

在国家祀孔活动中，皇帝往往听讲儒家经典，有时还举行经筵之礼，无疑在全国民众面前做出了一个好的表率，树立了官学教育的样本，从而吸引更多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正如学者葛兆光所说：“仪式的象征起了一种维系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支撑知识体系和心理平衡的作用。”

清前期，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文人，他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文化成果。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固然与清前期政治、经济、多民族融合综合发展息息相关。清朝问鼎中原，满文化为汉文化注入了生机，使一度低迷、徘徊不前的汉文化又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传统文化有了新出路，开始蓬勃发展。而清前期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在这一时期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祀孔活动表现出的对先圣、先贤、先哲、先儒们的尊崇、感恩，勉励后人为社会和国家建功立业，体现了祭祀在社会教化方面的重要功能。

三、祀孔与孔氏家族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在尊祀孔子，宣扬利用孔子儒学的同时，往往对孔子嫡系后代给予封赏，给予种种特权，借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宋朝宋仁宗时改称孔子嫡长孙为“衍圣公”，孔子的嫡系后裔居住的府第开始叫衍圣公府，简称圣府或公府。宋宝元年间（1038-1040），朝廷恩准孔子的嫡系后代另建新的府第。明洪武年间（1368-1398），明太祖又下令“衍圣公”有权设置官署，同时又特批其可在“袭封宅”以东重建府第。此后，孔府在明、清两朝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较大规模的重修扩建，成了一个封建官宅和住宅相结合的庞大建筑群。

孔府的主人“衍圣公”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大贵族。明清时，其地位又扶摇直上。明初“衍圣公”是一品文官，地位仅次于丞相。后丞相制废除后，“衍圣公”又列文官之首。到了清代，“衍圣公”不仅列于阁臣之上，而且准许在皇宫的御道上行走。孔氏的嫡长子孙可世袭衍圣公爵位，并可推荐本族族人世任曲阜县知县。直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帝准山东巡抚白钟山的上奏：“新改曲阜县知县一缺作为在外题缺，于通省知县拣员调补。按该县唐宋以来多以圣裔领县事，清初由衍圣公咨部题授。至是在外题补，不复为孔氏世取。”（养吉斋丛录：33）

孔府有权设有自己的管理机关，准许其卖官鬻爵和干涉地方事务。在衍圣公府之下设有典籍、司乐、掌书、知印、管勾、百户等六厅，其中掌书厅管理文书档案，知印厅管理印信和签押公文，管勾厅掌管土地租税和一应钱粮交收账目。孔府还有权养家兵守护，设监狱牢房以关押和审讯犯人，俨然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家机器。

由于祀孔活动花费较多，历代皇帝为此赐予孔府大量的祀田，并以祭孔为由免除孔府的众多苛捐杂税等。《大清会典》记载：“孔府祭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顷五十四亩。”众多祀田分布于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的广大地区。孔府对这些祀田的具体管理方式有屯地、厂地和官庄三种，其剥削形式各不相同。一些农户租种孔府土地，优免差役，但必须为祭孔服务。此外，孔府的学田、例地，都可以免除正项钱粮，并专设庄头、屯长、庙户来管理。

孔府作为一个世袭贵族的府第，一方面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而且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为朝代的更替而沉浮，而且世世代代相袭。原因在于孔子是孔府的护身法宝。封建帝王出于维护统治、推行教化而亲临曲阜祭孔，而衍圣公借皇帝来阙里祭孔之际获得赏赐，享有无上的荣光。封建帝王和衍圣公之间交相利用，祀孔活动正是两者的有机结合点。

对于清王朝来说，它需要贵族地主集团作为统治的政治基础，当然需要孔子后裔衍圣公这样的传统思想统治象征。而贵族地主集团对于封建专制中央政权来说，有时又成为一种独立、分散的力量，特别是中央力量无暇顾及，或在政治上稍示宽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双方也存在着矛盾，甚至发生斗争。当孔子后裔的行动触动清政府的根本利益时，皇帝也往往撕下伪善的面具，采取严厉的措施来维护其政权的权威，真可谓恩威并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在剃发和束发的斗争中，陕西河道孔闻镖上书：“先圣为典礼之宗，衍圣公孔允植家服制，三千年来未之有改，基于尊儒重道之典，奏请衍圣公家族蓄发，以复先世衣冠。”（（清）蒋良骐，东华录，卷5，顺治一年八月条）结果孔闻镖凭借圣裔的身份免除死罪，却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清）蒋良骐，东华录，卷8，顺治十四年二月条）。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时任衍圣公的孔兴燮因滥施刑罚擅自打死庙户，被革去少傅兼太子太傅头衔。

四、结语

清前期中国政治局面不太稳定，反清复明的思想根深蒂固，汉满矛盾尖锐。统治者在加强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同时，还要从思想文化上加强控制。祀孔崇儒无疑实现了这一点。当然，祀孔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的。首先，国家祭祀孔子，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加重了平民百姓的负担。其次，通过祭孔表达出的崇儒思想，束缚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后来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中，盲目夸大孔教，故步自封，使儒学成了历史前进的挡脚石，延缓了中国民主政治化的进程。总之，对清前期隆祀孔子这一现象决不能作简单的认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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