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水浒戏作家及其创作模式

摘要：以历史上北宋末年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由于创作者较多、作品数量甚众而自成一类，被称为“水浒戏”，元代是水浒戏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本文主要考察元代水浒戏作家所处的时代及其当时的时代情状，指出元代水浒戏作家基本属于蒙古铁骑首先征服的北方地区的汉族文人，大多活动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时代，随着蒙元统治政策由原先的消弭民族隔阂、推行汉法、实现充分“汉化”向维持特权、钳制汉人、加强民族控制转变，元代水浒戏作家们也经历了从上层社会的正统儒生向下层社会的杂剧作家的转变，具有了复杂的“双重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他们在水浒戏创作上的整体特征，即具有自由化的创作倾向和固定化的创作模式。

关键词：戏曲艺术；艺术创作；水浒戏作家；所处之时代；时代情状；创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J802　文献标识码：A

以历史上北宋末年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的作品，由于创作者较多、作品数量甚众而自成一类，被称为“水浒戏”。元代是水浒戏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订的《水浒研究资料》统计，现存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戏剧目约有34种，全本共有10种，其中确认为元代的有6种：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之《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李致远《大妇小妻还牢末》、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争报恩三虎下山》、《鲁智深喜赏黄花峪》虽然作者已不可考，但是从这两部剧作的思想倾向与主题内容来看，与《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大妇小妻还牢末》等并无太大差别，所以应属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作者的生活年代比较靠近。

一、元代的水游戏作家

王国维在总结元代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时指出：“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因此，在探讨水浒戏的创作模式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水浒戏作家们所处的时代。

1、所处之时代

现今有记载可考的元水浒戏作家共有6人：

高文秀。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号小汉卿”。东平，今属山东。元朝正式建立府学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至元六年，中书省才定学制颁行。高文秀很可能是至元初年就学于东平府学。他早卒，没有南下的纪录。由此推算，他的创作年代约在忽必烈中统和至元初期。高文秀是黑旋风杂剧的专门写家，所作有关黑旋风的杂剧共有八本，即：《黑旋风穷风月》(一作《黑秀才穷风月》)、《黑旋风双献功》(一作《双献头》)、《黑旋风大闹牡丹园》、《黑旋风乔教学》、《黑旋风诗酒丽春园》、《黑旋风借尸还魂》、《黑旋风斗鸡会》与《黑旋风敷衍刘耍和》，但现在仅存《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杂剧创作虽然影响很大，但是官职不高，甚至“竟不知其何时为山阴县尹也”。

红字李二。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是“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京兆即今陕西西安。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李时中名下吊词说：“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可知他在元贞时还和别人写过剧本。再考虑到红字李二在钟嗣成《录鬼簿》中被归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为由金八元的著名艺人刘耍和之婿等推断，红字李二约在元世祖中统前后在世。

杨显之。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是“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为文辞，与公较之。号杨补丁是也。”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贾仲明在他为杨显之作的【凌波仙】吊词中写道：“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公未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在这首吊词中，提到与杨显之交往的三人，即：关汉卿、王元鼎、顺时秀。关汉卿(约1220―1300)，是元杂剧前期最重要的作家。孙楷第在《元曲家考略》一书中考证道，王元鼎、顺时秀活动于至大到天历年间，贾仲明吊词叙及王元鼎、顺时秀与杨显之的来往。王元鼎、顺时秀既对杨显之以“师叔敬”、“伯父称”，那么，杨显之至少在至大、皇庆时仍在世。

康进之。钟嗣成《录鬼簿》将康进之列为前辈才人。贾仲明作【凌波仙】吊康进之云：“编集《鬼簿》治安时，收得贤人康进之，偕朋携友莺花市。编老收心李黑厮，负荆是，小斧头儿。行于世，写上纸，费骚人，和曲填词。”朱权在《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一节里，把康进之列入“俱是杰作”一类：“己下一百五十人，俱是杰作，尤有胜于前列者。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也。”根据这仅有的一点资料分析，康进之当在元世祖至元中前后在世，一生没作过官。

李文蔚。钟嗣成《录鬼簿》记载，他是“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江州瑞昌县尹。”与当时居住在真定的著名北曲作家白朴有过交往。由白朴的生活年代推测，李文蔚的生活时期，大约也在元代前期。白朴有题为《夺锦标得友人王仲常李文蔚书》的词。其中写道“谁念江州司马，沦落天涯，青衫未免沾湿”，可知李在官场曾受挫折。

李致远。他的名字并不见于《录鬼簿》记载，只是在明朱权《太和正音谱》中提到“李致远之词，如玉匣昆吾”。但是《太和正音谱》并未提到《都孔目风雨还牢末》的作者是李致远，后来臧晋叔《元曲选》将《都孔目风雨还牢末》归为李致远的作品。文学家仇远曾写过有关李致远的诗文，从仇远的生卒年月为1247年至1326年，元大德年间(1297―1307)任溧阳儒学教授可知，李致远应为元世祖、成宗时期人。据仇远的诗文可知李致远是个仕途不顺、一生很不得志的穷书生。

综上可知，这些水浒戏作家大多活动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元代前期，基本属于蒙古铁骑首先征服的北方地区的汉族文人，他们一般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不高，有很多人在仕途上发展不顺，郁郁不得志。由于宋代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根据地梁山泊就在北方的山东，当地广泛流传着义军的故事，所以这些作家选择了这一具有“地利”优势的题材来进一步加工创造，“摹写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

2、时代之情状

(1)元初统治阶级推行的政策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虽然蒙古铁骑以一种野蛮决绝的方式一扫中原大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大一统皇朝，但却缺乏文治，连忽必烈自己也承认“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起初蒙古统治者以为“汉人无朴于国”而打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因此除了工匠外，包括儒士在内的其他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为奴。因为不会管理，致使占领土地得而复失，这就迫使蒙古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的经验，决定实行汉法，任用汉儒。但忽必烈想的是“以华治华”，而文人们想得是“以华化夷”，这就势必产生矛盾。

中统三年的“李埴之乱”和王文统事件成为了矛盾爆发的导火线，忽必烈开始对汉人疑虑重重，他的统治政策由原先的

消弭民族隔阂、推行汉法、实现充分“汉化”向维持特权、钳制汉人、加强民族控制转变。他理智地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有节制地任用这些文人，约束他们的权力于一定范围内。他严格限制汉族文官在官员中的比例，坚持不开科举，不使汉族儒生与蒙古贵族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文人在中央只能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闲官，在各级地方政府中也只能担任副手。此外，忽必烈还开始制定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民划分四大类：蒙古人为一等，是元朝之“国族”。根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蒙古人共有七十二种氏族，是漠北地区的蒙古各部。第二等是色目人。“色目”意为“各色名目”，即种类繁多之意。其种族统计不一，主要指当时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各族。第三等为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汉、契丹、女真等族；第四等为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各族。“比起鲜卑、党项、契丹、女真、满族人来，元朝蒙古族在保护自己的民族性、抵制汉化上，可以说是最倔强的。事实上，始于忽必烈时代的蒙汉文化冲突，一直是由有权力作为后盾的蒙古文化占据着上风，至少从表面上看、或在统治阶层内是这样。”

(2)元初水浒戏作家面临的问题

和刚刚由南宋人元的南方文人不同，对于北地文人来说，经过蒙古贵族数十年的统治，心理态势已经比较稳同，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冲击不是丧国之痛，而是由于统治阶级政策转变所造成的民族压迫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梦想的湮灭。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为文人提供了比较便捷的进身之阶，文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宋朝标榜文治，每科录取的人数不断增加，特科恩科又常常举行。只要耐心地参加考试，即使每次都名落孙山，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受到照顾，捞得一官半职。“状元试三场，一生吃著不尽”，科举不仅成为文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的途径，更成为一种衣食之道。“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陈师道《成平读书堂》诗云)。

元太宗时，曾一度开科取士，以经义、词赋、论三科为科举考试内容，后因受到保守派的反对，不得不中止。而忽必烈统治初期虽然没有开科举，但他实行汉法，大批汉族儒生如姚枢、许衡、郝经、李庭、窦默、杨果、赵孟、刘秉忠、王挥等纷纷被召、被荐、被授予军国之重任，似乎为元初的文人们打开了一个大有所为的天地。但随着统治政策重心向钳制汉人方向转变，被举荐参政弘扬汉法已经成为一种奢望。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四年(1267)、十一年(1274)和二十一年(1284)，朝中虽曾有四次关于科举取士的讨论，但都因蒙古贵族的反对而终。科举的废除，不但使大部分文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彻底破灭，更意味着千禄无阶，人仕无路，士失其业。从原来社会的“宠儿”，沦落为社会的“弃儿”。文人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各寻出路了。

除了科举以外，元朝入仕的途径还有三种：一是论“根脚”，即出身；二是买官；三是以“吏进”。一部分有耐性、肯俯就的文人或为了生计，或仍不愿放弃理想成了“吏”，希望有一天熬到一官半职。但由吏入仕，并非是一条光明大道。往往需要日积月累，长时间的煎熬。如《元史・选举志》中记载：

江北提控案牍，皆自府州司县转充。路吏请俸九

十日方得吏目，一考升都目，都目一考升提控案牍，两

考正九品，通理二百一十月入流。

从路吏“入流”，如果顺利，最少也得二百一十个月。七年半的苦熬，只是个正九品的小官，要想再进一步升迁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已成为文人们一个再也难以企及的旧梦。

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多的文人沦入了真正的市井社会，成为以写杂剧为谋生手段的书会才人，据《录鬼簿》记载，比较知名的“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即所谓“科场既罢，士各散去。经师老宿，槁死山林”。处于社会下层的元代文人们用那枝原来是要“致君尧舜”的笔去写杂剧。通过杂剧中的人物说出他们想说的话，表达他们的失衡心理。“当人们处于艰难苦限之中，才能不能施展，正义不能伸张，苦难不能解除，于是人们就会像司马迁那样发愤著书，抒情言志长歌当哭。”他们“以传统的文人士子的心态感受着时代精神、时代心理的冲击波”，他们“具有不容于世而愤世嫉俗的政治态度，倜傥不羁而适性自为的生活态度，和真实描绘而率真直露的创作态度”。

二、元代水浒戏创作模式

元代之前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和小说为元代的水浒戏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选择，虽然杂剧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样式决定了它不适合像话本小说一样表现整个波澜壮阔的起义过程，但是元代的水浒戏创作也不是对某一起义环节的具体摹写。

1、对前代水浒故事素材的继承与发展

从现存的水浒戏剧目名称我们可以看出，与元之前的水浒故事不同，元代前期水浒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梁山英雄的个体行为，并没有写水浒英雄与官军群体性的对抗。作者的着墨点也不是要描写颠覆王权的起义军将领，而是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元之前人们耳熟能详的水浒故事在元水浒戏中成为了水浒英雄行动的背景，并有所发展(如话本小说阶段的三十六人，到了元水浒戏中已成为“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具体的人名、绰号等在不同的剧目中仍有出人)，也就是胡适等人考证所说的“梁山泊故事”的底本。如《双献功》里宋江所说：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绰号及时雨者是也。幼时曾任郓州郓城县把笔司吏，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经过，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知某有难，领喽罗下山，将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第二把交椅坐。哥哥晁盖三打祝家庄身亡，众兄弟拜某为首领。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垓来小喽罗，寨名水浒，泊号梁山。”

《李述负荆》第一折宋江也云：“某聚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半垓来的小喽罗，威震山东，令行河北。”

2、创作的自由化与模式的固定化

在前人设定的水浒故事背景下，元代的剧作家们自由想象，尽情摹写心目中的水浒英雄传奇。从现存的元代水浒戏来看，其中很多情节不但与《大宋宣和遗事》等话本小说不同，甚至各本剧目之间也有差异。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杂剧是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和说话人简陋的话本，故彼此相异。“于经传所言者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于史籍无其事，彼则肆为出人。”有的学者认为“戏曲家之运用材料是极自由的，决不会为流行的小说所拘束”。有的则认为“元曲演梁山泊故事，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但这个共同之点只限于那粗枝大叶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汉的个人历史，性情，事业，当时还没有固定的本子，故当时的戏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写。”更重要的是，元代杂剧是文人的自娱之作，“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其大旨不过“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他们进行创作首先是为了抒发和表达自己的志趣，而这种志趣在他们的创作中就表现为一种自由化的现象，他们在笔下随意地驱遣选定的水浒英雄，抒发感情，驰骋想象，挥洒铺写。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创作自由化的现象只是相对而言的，是在元代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所出现的文人特定志趣的表现。尽管水浒戏作家们所演绎的故事缤纷多彩，各不相同，但从现存的六个水浒戏剧本可以看出，他们都遵循了一个相同的模式，即百姓被害――英雄拔刀相助――英雄惩奸除恶。如《双献功》：“白衙内倚势挟权，泼贱妇暗合团圆。孙孔目反遭缧绁，有口也怎得伸冤?黑旋风拔刀相助，双献头号令山前。宋公明替天行道，到今日庆赏开筵。”《还牢末》：“差李逵下山探听，到东平偶见相争。只一拳将人打死，被官司拷打招承。论律法本该抵命，李孔目搭救残生。李山儿知恩图报，送金环聊表微情。被小妇当官出首，将孔目熬尽严刑。阮小五人牢打探，兼请他刘、史同行。萧行首剜心剖腹，赵令史号令山城。今日个英雄聚会，一个个上应罡星，早准备庆喜筵席，显见的天理分明。”《黄花峪》：“则为你蔡衙内倚势挟权，李幼奴守志心坚。强夺了良人妇女，坏风俗不怕青天。虽落草替天行道，明罪犯斩首街前。黑旋风拔刀相助，刘庆甫夫妇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