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治学的张震将军

张震将军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一直喜欢研读著作，时刻注意从著述中汲取营养，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我们有幸聆听了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亲自授课，使我终生不忘、受益颇深”

1937年2月，时任红十二团参谋长的张震，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二队学习。

在抗大的学习生活是充实的，既学政治，又学军事。不过，最让张震铭记的，是他成为了的学生：“在这一期学习中，我们有幸聆听了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亲自授课，使我终生不忘、受益颇深。”“住在凤凰山，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我们讲《辩证唯物论》，从4月一直讲到七七事变，累计授课百余小时。讲课的方法很活，是启发式、研究式的，就像谈心一样。我原以为唯物论、辩证法很深奥，但经他一讲，好懂好记，使我茅塞顿开。这种教学法，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辩证唯物论》后来出了小册子，是的重要著作之一，能听亲自讲解他的著作，张震感到非常幸运。

1937年7月中旬，张震秘密离开抗大，奔赴山西从事统战工作。回忆抗大5个月的学习生活，张震激动不已：“在抗大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学习了进行人民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对自己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日后的工作，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此后，张震与虽然长时间没有接触，但对他的著作心向往之。

1940年春天，为巩固与发展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创建的豫皖苏边区，党中央从延安派来不少干部，其中有一位名叫白浪。白浪原名谢白浪，是中共秘密党员，曾在军队工作过，有较高的军事理论水平。张震喜欢研究军事理论，与白浪一见如故，更难得的是从白浪口中获得了的新著情况：“我们谈了两个晚上，他向我介绍延安开展军事学术研究的情况……他还谈了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如何进行游击战争，实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方针，以及两种作战样式的转换问题等。那时，我们还没有收到这篇文章的油印本，白浪的介绍，给了我不少启发。”

由于这次谈话，张震时刻想着要好好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

1941年2月上旬至5月中旬，新四军第四师乘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之机，奉命尾敌大胆西进，不料日军突然停火撤走，军遂与第四师大打出手，第四反顽3个月最终失利，不得不退出津浦路西。对于这次失利，张震时时反思。

1942年6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决定：各部队根据具体情况，利用7、8、9这3个月青纱帐起的有利季节，争取完成整风学习任务。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张震收获很大，尤其是在学习著作方面：“我自己还结合军事工作的实践，学习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个油印本。这篇堪称军事思想的奠基之作，读起来十分亲切，学习后受益匪浅，因为书中讲的不少事情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张震不但认真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联系战斗实践进行反思：“我与雪枫同志还专门研究了‘集中兵力问题’这一节，并联系津浦路西3个月反顽斗争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查总结。我们认为，从客观形势上讲，确实是敌强我弱、众寡悬殊，但在战略指导与整个部署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在日伪顽三角斗争中，本应后发制人，但当时从上到下，对战略形势的分析都不够准确，上级不断催促，限令西进，甚至规定要以营为单位，组成军事政治宣传队。结果，日军的战略方针是对迫降诱降，所以，他们打一下就撤了。而当日本突然停止西进，军卷土重来时，我们收拢不及，反遭各个击破。”显而易见，学习著作对于张震军政水平的提高，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45年12月起，张震历任纵队司令员、兵团参谋长、野战军参谋长、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长，成为人民军队的著名智囊。在此期间，他一直爱看著作尤其是的军事论著，从中领略和学习的智慧。

“我有一个体会，对的著作，隔一段时间读一遍，总会有新的认识和启迪”

1954年11月，张震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他申请到在南京创建的军事学院学习。1957年9月，张震毕业留校担任了副院长。这时，军委正在北京组建高等军事学院，由担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为了在称谓上与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相区别，设在南京的军事学院自然而然被称为南京军事学院。当然，训练任务也作了相应调整，军委、总部赋予南京军事学院培养“合成军队的中、上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任务。

按照南京军事学院党委分工，张震主要负责教学。从1958年初开始，学院党委把学习军事著作列为学院的首要课程。对此，张震非常重视：“我感到，这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因为学院训练任务调整后，学员的情况有所变化，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逐步减少，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有所增多。搞好这一课程的教学，帮助学员进一步学习、领会军事思想，把个人在革命战争中的有限经验上升成为理论，对于培养优秀的合同战术指挥员，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把它作为抓好教学工作的一个切入点。”

在具体贯彻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开始时，教、学双方都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教员认为，开设这一课程，领导要求高，备课时间短，开课班次多，教学力量少，担心讲不好。部分学员认为，军事著作天天接触，专门组织学习是否重复，对学习军事著作的目的性、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认识不足。

针对这些情况，张震向学院党委建议：在干部和学员中进行深入动员，对各级党委提出明确要求。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抽调了十四五名精干人员，在合同战术教研室组建了一个军事思想教学组；抽调领导同志、机关干部，深入教研室同教员一起备课；院领导深入学员班组，加强具体指导，从而调动了学员的积极性。很快，全院掀起了学习军事著作的高潮。

学院党委还作出决定，学院领导成员都要登台讲授军事著作，并把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张震。在战争年代，张震就学习研究过这篇重要文献，在和平时期讲授它让张震心潮澎湃：“我们这些跟着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每次读这篇文献，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958年3月，张震开始正式备课。他先是反复阅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做摘录，然后写提纲。由于有很多日常工作要处理，他的备课断断续续。4月23日，到学院视察，听说此事，专门同张震谈了“如何学习著作的问题”。为提高授课质量，张震还去拜望，请教如何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课。诚如张震自己所言：“朱总司令和刘帅以其对军事思想的精深理解，给予了详尽的指点，使我颇受启发。”

治学严谨，更让张震感动不已：“刘帅还及时解答我在备课中遇到的难点，如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搞军事平均主义，实行‘六路分兵’问题。开始，我搞不清到底是哪‘六路’，遂向刘帅讨教。他当面作答，后恐有误，又连夜查阅资料，第二天还专门打来电话，进一步作了解答。”

1958年5月初，张震依照的指示，对拟就的讲课草稿进行修改，并且再读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之所以这么辛苦，张震自有道理：“因为的军事著作很多，只有系统学习，融会贯通，才能真正领会军事思想的真谛。我有一个体会，对的著作，隔一段时间读一遍，总会有新的认识和启迪。”

5月9日，张震登台讲授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听课的人员，除学院情报系第四期学员外，还有战史编写组的同志和高等军事学院来此授课的教员。随后，他又分别向学院基本系第四期1、2、3班学员讲授这一课，并且到教员训练班解答疑难问题。当时，也有其他单位约张震去讲的。在这个基础上，张震逐步形成了《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约5万多字，这是他讲课时由速记员记录整理的。张震对记录稿又进行了认真的校正、审定，最终形成了一篇讲稿，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我始终认为，对于军事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运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不过，张震也有顾虑：“那时，在课堂上专题讲授军事著作，还刚刚开始。讲什么，怎样讲，总感底数不多，唯恐讲不好。”为了更有把握些，他将《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打印出来，找到的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请他呈送审查。“后来，子龙同志告诉我，太忙了，讲稿没有送给他，有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吧。讲稿虽未送到手里，但我也算是备了案，心里总觉得踏实一些。”

张震还把讲稿送给，请他指正。当时，在上海养病。他抱病审读，并亲笔复信说：因身体状况欠佳，须间断地重复地读，耽误了一些时间，妨碍了其他同志的阅读，抱歉之至！的关爱，使张震十分感动，也十分不安。

与此同时，张震又将讲稿送总政治部宣传部审查。1958年9月16日，总政治部宣传部回信，“指出若干问题，我又作了修改。”

1958年底，学院将张震的讲稿作为“未定稿”，铅印成册。在正文前面，张震写了简短的几句话，特意说明：这是根据“几次讲课综合整理的，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唯恐有损主席原意，心甚不安，踌躇颇久，决以未定稿先行付印，在本院范围内展开研究”，“俾能达到掌握主席原著精神与实质，又能以这思想武器来研究、指导今后保卫祖国、反对侵略战争，则为甚幸”。在回忆录中，他郑重写道：“这就是我的心愿。”

1959年1月下旬，张震又给学院高级系第四期，基本系第五、第六期，情报系第五期的学员，继续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课。听课的除学员外，还有不少教员和在职干部，和海军学院也来了一些同志。3月初，张震还分别给合同指挥系二部6个班讲授了这一课。显然，张震的讲课是很受欢迎的。

按照授课要求，讲稿要印发学员。结果，这个讲稿不胫而走，传到了院外。有的军区得到后，还翻印下发部队。孰料，后来这竟成了一个“问题”。总政治部工作组到学院检查工作，曾为此责难张震，说把讲稿大量印发全军是不妥的。他们查了一下，发现有的是学员自行带回部队的，有的是部队找学院有关部门索要的，确实与张震无关。这方面的问题不好追究了，便在内容上作起了“文章”，在内部刊物上指责张震：讲稿中有些观点不对，并且强调对军事思想只能提“学习”，不能提“研究”。时，张震的态度是：讲稿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批评，也可以摆在桌面上讨论。面对批评的声音，张震还是胸有成竹的：“我始终认为，对于军事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运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更不能将其对立起来。所以我坚信，自己的做法没有什么错，依旧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张震研究著作挨批这一情况，后来让知道了。在一次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学习军事著作，是全军的一件大事，总得有人开个头。南京军事学院带了头，这是应该鼓励的。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回忆往事，张震对当年学习讲授著作非常自豪：“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院党委把学习著作列入教学内容，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我军的实际，也符合中央军委提出的‘军事训练应当以同志的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要求。”

此外，1958年5月，为纪念《论持久战》发表20周年，学院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张震在会上作了题为《认真学习著作》的发言，“介绍了《论持久战》发表的历史背景、中心内容，着重探讨了如何用的军事思想指导未来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会后，张震又在文字上作了些整理，形成一篇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得知后，将它印成小册子，公开出版发行。“彼时，大家都反映说，讲得好”。

负责思想研究委员会，“在指导全院学习、研究著作的教学活动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以我为主”的方针，要求在军事训练中以军事思想为指针，以我国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为依据，以我军经验为主，从我军现实情况出发。张震感到，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要把它很好地落实到学院的教学工作中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编写出一套符合我军实际的教材来。

南京军事学院党委经过多次讨论，明确在教学中要认真贯彻军委确定的方针，必须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从1959年起，学院就着手加强教材建设。由于张震分管教学，教材建设主要由他来抓。

广大教研人员积极响应院党委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张震始终强调研读著作是根本：“首先是认真学习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十大军事原则等重要论著，深入学习、领会军委确定的方针，在此基础上，着手编写新教材。”

开始时，一些同志对院党委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理解得不够全面，以为在教材中多引用一些的论述就是贯彻了军事思想。张震认为，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在同教研室主任座谈时，他专门强调：编写教材“既要重视引证原著，又要力求把思想体现在字里行间。什么是体现在字里行间呢？就是要以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要以思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到教材的全过程”。显然，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我始终认为，对于军事思想的学习、研究、宣传、运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

张震还认为，新编教材既要贯彻我军作战的历史经验，又要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特点。他希望广大教研人员，要悉心研究现代战争，研究未来战争的特点与规律，并从突然性、急剧性、残酷性以及没有前方后方的区分等4个方面加以概括。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又从著作中汲取营养。1959年6月，他从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战略防御”一节得到启示，以《学习“战略防御”的体会》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探讨如何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1960年12月，为了更好地在教学中贯彻军事思想，学院党委决定：成立思想研究委员会，由对著作颇有研究的张震担任主任，副院长张藩、训练部副部长余伯由、政治部副主任窦洪年担任副主任。研究委员会成立后，张震即对1961年全院学习著作作出了部署。在指导思想上，他明确提出“思想是我军建设的指针，也是我们教学的方针，一切军政教学都要以著作为内容，贯彻思想的教育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在学习内容上，他要求全院人员“要认真读的原著，根据学习的重点与要求，有的要通读，有的可以选读，有的可一般地读，有的要精读”，并且根据学制长短和工作需要，对学员、在职干部分别提出了不同要求。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主要是自学，辅之以教员必要的指导”。在组织领导上，他确定全院著作的学习由训练部、政治部统一负责，前者侧重于学员，后者侧重于机关干部。诚如张震所言，“思想研究委员会，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责任很明确，既要负责审查学院军事思想教学大纲，还要负责修改和审查军事教材。它在指导全院学习、研究著作的教学活动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南京军事学院坚持开设军事思想课，坚持把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联系我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研究如何在未来战争中加以运用，使广大学员对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军事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在回忆录中，张震自豪地说：“学习渐成风气，基础比较扎实，成效颇为明显，的确是一成功的教学经验。”

1962年9月，张震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对著作学习抓得更紧了，并得到军委充分肯定。1964年5月，军委三总部联合检查组到学院检查工作，他们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军事学院“在学习思想中，不断对现行计划和教材进行了检查和修改，专设了军事思想课程，在军政教学中重视了对著作的学习”，“教材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思想”。

“说我的学习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辅导讲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1965年9月，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将南京军事学院作为教学改革试点，由院长张震亲自主抓，到次年3月结束。参加教改试点工作的学员，分为2个班，指挥班有115名，参谋班有70名。参加教改试点工作的，共有56名军政教员，编为2个军事教学组和1个政治教学组。

如何达成教学改革效果？张震又从著作中找到灵感：“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以著作榛本教材，安排学员原原本本地读的原著，同时学习有关条令。每个阶段的学习，内容各有侧重，突出重点。通过读书、讨论，领会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重要论述，学习人民战争思想，包括歼灭战思想和积极防御思想等。”“编写想定，以军事思想和军委战略方针为立案依据，精简结构，简化程序，减少文书，重点是练战术思想、战斗作风和组织指挥。战例教学，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作战过程，而是突出用的有关论述解剖和研究战例。”不言而喻，“用的有关论述”自然要熟悉著作。

实践证明，这次教学改革试点是比较成功的，学习重点比较突出，教学方法比较灵活。通过这次试点，张震本想趁热打铁，把全院的教学改革继续推向深入，使学院的教学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不幸的是，这时“”开始了，教学工作被迫中断，留下诸多遗憾。但是，张震认为也有收获：“不过，这次教改取得的一些成果，为我后来主持国防大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张震在“”中落难，竟然与他学习、研究著作有关。

1967年5月，张震受到的批斗逐步升级，小会质问，大会批判，“帽子”一顶又一顶，“罪状”一条又一条，几经归纳，第一条“罪状”竟然是“反对思想”！造反派大放厥词，“说我的学习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的辅导讲稿，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宣传思想，实际上是贩卖私货。”很显然，这条“罪状”如果坐实，张震将会被彻底打倒。

面对横逆之词，张震绝不屈服：“我明确告诉造反派：我的讲稿，缺点、错误可能不少，但说它‘打着红旗反红旗’，完全是颠倒是非，根本不能接受。”晚年回忆往事，张震对被泼污水犹为愤慨：“在学院工作中，我一贯主张，要认真学习军事思想，领会其精神实质，特别要学习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有什么错？我始终没认这个账。”

“”结束后，横加给张震的污蔑之词被。1985年11月，张震担任国防大学首任校长。他和国防大学政委李德生一起，特别对学员的作风培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不管什么干部，都要按照“普通一兵”“普通学员”“普通党员”来管理。

张震认为，锻造国防大学学员的政治素质，必须打牢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要读著作，学习邓小平著作。他主张，“学员在校期间，要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扎扎实实地读几本马列、的经典著作，还要认真学习小平同志的著作，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要学会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读著作，又成为张震提高学员政治素养的法宝。

除政治课教学外，张震等校领导还要求：“在军事课教学中，也要注意政治性和思想性，要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本学科的教学，抵制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思想的重要载体，就是著作；坚持思想的指导地位，就是向著作取经。

1992年10月，张震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又为人民军队拼搏了整整5年。期间，他仍然时时研读著作，从中汲取举重若轻的工作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