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都有替代品

改革开放以前，手表是非常重要的奢侈品。当时，小伙子对老婆，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合称“幸福三大件”。鲜有小伙子能凭自己的能力买得起。

当时，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据说成本不到30元。改革开放以后，各个省份开始被允许生产手表，“庐山牌”手表虽然只卖60元一块，效益仍好得令人眼红，只有官员的子弟才能进厂工作。

后来，日本的电子表冲击手表市场，但是，绝大部分是靠“走私”进来的。走私实在太猖撅，以至于电子表卖到5元一块。同时，手表的替代品出现了，BP机和手机都具备计时功能，且更具炫耀功能，于是走私停止，手表就这么从“三大件”的舞台上退休了。

手表对当时的结婚青年而言，是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小两口和老两口用吃咸菜的代价积蓄，以获得那“三大件”带来的幸福感觉；要么就是结婚缺少三大件，沉浸在对它们的遗憾之中。无论是哪种情况，老百姓的幸福，都因为与征税同效的垄断而减少。结论很清楚：“上海牌”手表经历了奢侈品、必需品、低档品三个阶段，原因是，竞争以及替代品的出现导致其价格下滑，国民收入的提高导致其地位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该产品增加社会福利所做的工作是：允许其他厂商与垄断厂商竞争、“假打”走私、鼓励BP机和手机的发展。说得更简单点：政府对幸福征税的税率下降，使得更多的小伙子有能力买“手表、献爱心。”据说，新的三大件是房子、车子和文凭。目前怨言最集中的是房子，最值得关注的也是房子。

目前的媒体有个奇怪的论点，好像坚信房价是“忽悠下去”的，因此需要“忽悠下来”。于是，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打击投机分子唯利是图，媒体的主要精力是配合着往下“忽悠”。而买不起房的潜在消费者，则在这种“单向忽悠”的狂轰滥炸之下晕头，拾起来自传统文化的对“奸商”的仇恨，当做自己的判断依据。那些向“奸商”开炮的“学者”，被看成是“良心”的代表。其实，这些“良心学者”一套房子都不能供给，所有的房子，都是那些唯利是图的“奸商”供给的。这些“奸商”受到的打击越激烈，其垄断程度只会越高，房价也只会越高，而不是相反。这与当年打击手表“走私”的效果有些相似，走私越烈，老百姓的消费欲望越容易得到满足，而垄断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消解。最现实有效的打击房价的方式，是让消费者欲望减退。但是，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子的根本问题，是收入能力问题，由于收入低，一切消费品都显得太贵。在农村，收入水平高的地区房子盖得也很舒适；而另一个地区的房子破旧，原因是当地的生产力落后，并不是因为当地房产商的心太黑。手机1万元一个的时候，低收入者何必要省吃俭用买个手机来炫耀呢?又何必因此指责手机商的心太黑呢?为何不考虑租机来替代买机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要检讨是什么约束了收人能力的提升。如果真想将房子提升为替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那么所应该做的，与提升手表的社会福利方案类似：1．鼓励更多的房产商参与竞争，以压低价格；2．退出地产的垄断地位，对幸福少征点税；3．增加投资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不要指责购房者“不理性”，房子的一个很重要功能是不动产的保值能力。因为购房者相信：政府终会将房产那“70年短命使用权”，延长为永久性使用权。

选自《经济学家茶座》，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