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法益的初步探析

摘 要：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得法的介入，调节成为可能与必要。各个不同的法律部门有着不同的法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也自然有着自己的法益，以前学术界对经济法的法益少有论及，经济法将社会法益作为自己的法益，他是一种超个人的法益，有着自己的特点，并且以经济自由及经济秩序为表征。

关键词：法益 社会法益 利益

1.法益及其相关概念

1.1法益的概念

法益一词最初是被刑法学者所提及，其作为刑法学的一个范畴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其在刑法学的研究历史进程之中分别有权利侵害说及财产侵害说之争，其中也不乏有大量的法哲学家介入研究，如黑格尔，并且形成了黑格尔学派。法益概念经过二战前及二战后的发展及完善，逐渐完满。在此我们仅提出一个刑法学界比较权威的概念。张明揩教授在其专著《法益初论》中是这样界定法益概念的，“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1]可见张明揩教授对法益概念进行界定时并不是单纯的从刑法学的角度，而是从一般法的角度进行界定的，也就是说法益之概念不是只存在于刑法学当中，各个部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同，因此也就有着不同的法益，刑法学有刑法学之法益，民法学有民法学之法益，当然经济法学也应当有经济法学之法益。

1.2法益与利益

由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利益所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2]利益，本意为“利息”，原被用来表示债权人对利息要求的正当性。在十八世纪，利益被有些人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概念。20世纪20到30年代利益法学的兴起正是由于法学家们认识到了利益对法的重要作用，耶林从“权利的基础是利益”[3]这种认识出发深入探讨了法律的目的以及法律是如何处理互相冲突的利益的。

由于法律资源是稀缺的，因此当利益产生冲突时，哪种利益应当并且可以得到保护，哪种利益不应当并且不能得到保护，这就需要法律对互相冲突的利益进行选择。法律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标准来衡量利益之权重，对一些应当并且可能得到保护的利益，法律应承认他们为“法律所应当保护的利益”这些利益得到法律的承认之后便具有了法律的外衣上升为法益，当法律对法益进一步积极承认，那么该法益便上升为权利。因此可以说权利就是批上了法律的外衣的利益。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法益和利益并不是同等的概念，从内涵上说，无论利益还是法益其本质都是相同的只是被法律承认的程度不同而已。而从外延上来说利益的范围要大于法益，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都能够上升到法益。法益只是立法者通过选择权衡，而将一部分利益通过法律手段上升为法益。所以法益是具有阶级性及国家性的，因为它要表述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而立法者又是一个阶级的代表，所以法益并不是超阶级的。

2.经济法法益的界定

前已提及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依此概念推之，经济法上也应当存在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也就是经济法的法益。

根据拉德布鲁赫的论述“从司法角度出发所看到的经济关系，不过是两个私人之间以相互平等为前提的关系，这种观点忽视了第三者，即在任何经济关系中都是最大的厉害关系人：公众”[4]，由此可以看出来经济法所要保护的法益是一种超个人的法益也就是社会法益。我所说的社会法益与社会利益并不是等同的，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利益都能或者都需要法律的保护，当两种利益相冲突时，就需要进行相机抉择，分析哪种利益更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就用法律之手将其揽入怀中，此时，该被保护的利益便上升为社会法益。

由于法的社会化以及新的法域社会法的出现，使得准确的界定“社会利益”的概念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一旦社会利益的概念得以明确那么社会法益概念的界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当各个法学大家对“社会利益”的概念加以探索之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比如：社会利益是否是一种独立的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界分；社会利益实现的方法；以及当社会利益被侵害之时他的主张主体如何进行制度设计，等等。要系统地没有矛盾的解决上述问题，从而完整的界定其概念是困难的，因此笔者只能尝试对其上升为法益层面的所应当具有的特点加以概括。

经济法中的社会法益笔者认为应当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社会法益主体的群体性。

社会法益的主体只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组成的一个群体，该群体相对于整个社会成员而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此他们享有的利益是一种积极的利益即一种需要主张的利益，而相对于该群体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则是一种消极的利益，即该种利益享有不被侵害的状态，只有当这种消极利益被侵犯之时，该消极利益才能转化为积极利益，此时如果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法律的确认那么他们也就会成为社会法益的主体。

第二，社会法益内容的不确定性。

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众多，他们或者被法律所承认而成为权利，如所有权，或暂时游离于法律之外，法律对他们只是消极的承认。即一方面肯定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却相对权利提供比较薄弱的保护。[5]如死者所具有的法益。但是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具体确定的内容，而社会法益则不同，他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划分标准也是不明确的，它的内容因具体的时间地点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笔者并不是否认全人类都具有的相同的法益或者是从历史的纵向角度一直都被法律承认的法益，其不确定性只是相对于其他的个人法益而言的。

第三，社会法益实现程序的特殊性。

社会法益由于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并且主体的群体性，因此注定其实现程序的特殊性，不能象个人法益那样通过普通的民事或者刑事，行政程序来实现而是应该依靠一个独立或者是半独立的新型的程序制度来实现，也就是新近正在研究的公益诉讼制度。顾名思义，就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6]公益诉讼制度从理论上讲应该广泛存在于各个部门法之中，如经济法，行政法，环境法等。

第四，社会法益归宿的个人性。

社会法益虽为社会的某个群体所享有，但是当社会法益实现时，它的利益归宿仍应当是个人。“只有当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受到侵害现象具有经济秩序或社会正义的普遍性和典型性意义时才能转化为社会利益。”[7] “社会法益实际上只不过是多数个人法益的集合，即个人法益的持有者是单一个人，而超个人法益的持有者是多数个人的集合，在此意义上说超个人法益和个人法益概念并不是质的不同，而仅是量的差别”[8]。因此社会法益的最终归宿仍是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的实现即是个人法益的实现。

3.经济法法益之表征

经济法所保护的法益是社会法益，那么这种法益在经济法中有时以何种形式加以表征的呢？依据拉德布鲁赫的论述：“经济法产生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是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的自由竟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9]可以看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护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介入经济领域对经济关系加以干预的结果。

经济自由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制度规则，是与经济统治相对立的。它以个人的经济自由为基本前提，以保障并且实现个人权利为宗旨，主张通过规范经济主体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够自主决策和行动的独立经济人格。其内容包含经济主体的三项基本自由：①自主选择经济活动的生产者自由②任意支配私人财产的消费者自由③自主选择职业的劳动者自由。经济自由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应该致力于在各方面保障经济自由的最大实现。追求经济自由也受到若干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资源的有限性，垄断的产生，外部经济性，搭便车等，因此制定相应的规范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最大程度的保障经济自由及其实现是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任务。

秩序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有序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经济自由的先驱们认为在市场的指导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最终会实现竞争的最佳有序化和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原生型秩序的隐患凸现。市场调节的高昂成本，市场机制不能有效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市场运行中的外部不经济问题开始出现，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措施应运而生。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它主张建立一种有序的经济秩序，而这种秩序的建立就必须要借助国家之手，使其达到一种市场有序的状态。所谓市场有序就是指各类市场和各市场主体的约束体系健全并得到尊重，各市场主题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相互间达成的共同规则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合法利益得到维护，非法行为受到惩罚和社会的谴责，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最大化的实现。市场有序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实现产品交易必须遵守客观的一般经济规律，二是经济交易各方必须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而市场有序所要求的两个条件不会象哈耶克所说的那样会自生自发的实现，而是需要国家权力的的介入调节，通过一系列的权利义务配置以及规定行使规则来达到此种状态。

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其法益并对其法益的外在表征即自由和秩序用它的特有的制度设计予以保护，最大限度的保护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和经济社会的经济秩序，并且增进了社会的福利，使得经济法的法益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

参考文献：

[1]张明揩《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67页。

[2]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版，第108页。

[3][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版，第77页。

[4]吴文嫔《论民法法益》，《国家检查官学院学报》，2004第一期。

[5]韩志红《公益诉讼制度：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新途径》，《中国律师》1999第十期。

[6]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 《中国法学》1995第四期。

[7][8]张明揩《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66页。

[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版，第77页。

[10]单锋《公共利益的经济法哲学透视》, 《学海》2006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