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础范文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学;基础

一、引言

现代经济法是是多学科、多领域的大融合。尤其是较高层次上的法律与经济在结合。德国某学者主为“经济法就是渗透着时代精神的经济现代法”；而在我国经济与法学界都存在着这两种说法，“经济法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形为法，质为经济” 。毋庸置疑，经济学与经济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法的逻辑起点是研究经济学基础。本从经济学角度来考经济法察，发一家之言，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二、经济法的内涵

1921年，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在我国：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地三大基本原则来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提出 了以下三大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平衡协调原则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平衡和谐环境，不能从表面上对于其进行理解与定位，要深度剖析其内在的深层次原因。经济法所特有的功能之一就是对经济关系进行一系列的平衡协调，然而假使简单地将平衡协调归属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中来又没有足够的条件，内容也不够充分，也不能在真长意义上完全体现出经济法的核心内容。

第一，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是运动而非静止的，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体现的并非是中庸理念，而是必须要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是一种在客观认识为基本前提条件下的应然的状态。在这一经济环境背景下，能够实现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的平衡和谐，能够实现未来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平衡和谐，组后能够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体之间的整体平衡和谐。

第二，“平衡和谐”能够真正滴体现经济法治背景下的正常经济环境形态，并非是突出对抗，而真正要侧重的是不同主体的有机配合，不仅要遵循适度的原则，更要科学合理的把握好这一度的标准。有关学者曾经指出了平衡有均等的观点，所以不主张把其收归经济法的思想当中，然而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平衡，其并不能理解为是均等，而应该解释为“不失调”，就好像人们经常说到的“生态平衡”。

第三，经济法律的逐步建立与完善虽然代表着成绩，但是其本身并不能够代表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因为社会经济体系是运动的，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也要求我们的经济法制也要顺应时展的潮流，要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规划性，要能够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等多方面来努力建立与维持这种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可以说远远不够的。当前我国身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诶来会长期处于这一级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而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也必然要侧重为按劳分配，并辅助以其他多种分配制度。这种并存的、复合的分配制度首先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资源的科学配置，其次也有利于抑制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而这种分配制度也可以说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并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实现公平的最典型表现。此外，抑制贫富两极严重分化也更侧重于对短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配比，也更加侧重于社会的整体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在得到物质满足的同时也持续地消耗着我们的现有资源。“可持续发展”就这样在80年代诞生了，并与90年代真正的成为了我国治国方略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又以标识，是社会发展的全新的里程碑。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明确了只有做到真正的和谐才能够促进社会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一理念不仅仅从人类社会的当前利益出发，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一个重要出发点。这种发展要在稳中求胜，而不是社会超速发展的同时不顾及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强调要在连续与稳定下促进社会的高速发展。

上面的三大原则中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关系略见一斑。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经济学和经济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四、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的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所研究的规律和原则终究要上升到法律，经济法的作用就是在法治社会，使经济的运行有法律的依据，对经济运行中的不良的东西予以规制。经济法存在于经济政策的规则当中，经济政策又以经济理论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有效率的规则并且能够在法律上适用，势必会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从反垄断法来角度来讲，明确各种企业行为的动机以及经济效果是经济学的重要作用之所在。举例来说，生产厂家对分销渠道采取的垂直控制，其目的是限制竞争，还是提高经营效率，而这种行为又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效果，则必须要用经济学来加以研究，从而使反垄断法的规则得以改善。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1.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在调整对象方面，两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作用方面，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当事人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2.经济法和民法作为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①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②法律属性不同。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③调整方法不同。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总之，从经济法地三大基本原则、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来看经济法，它都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作为法律规范本身，经济法是从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法律运动中产生的。因此，作为对经济生活有着最直接影响的经济法应当强调和民商法、行政法携起手来，共同调整经济生活。

参考文献

[1] 喻玲.从经济法的视角解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J].金融与经济，2009(11)

[2] 王娟.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5(5)

[3] 张博.马金春.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的影响[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2)

[4] 赵向丽.论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J].学理论，2010(1)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调节 市场失灵经济法经济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政府）与市场是一条永恒的主线（郑秉文2001）。政府与市场问题的实质即是确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界限。确定“合理界限”的过程也即是政府调节（“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调节（“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协调过程，这种协调最终产生了“经济法”这一相对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更新、更具有交叉性的独立法部门。对某个法律规则，法学家侧重公平，经济学家侧重效率。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追求的目标，立法者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法律的制订能更好地协调公平与效率，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法概念的来源和本质

当代法学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杨紫煊2001）。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很多时候，市场调节不能达到公平目标，或者市场调节之下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可能具有效率，但在政治或道义上却有失公平，难于接受。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政府来调节，一方面配合市场实现效率，另一方面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收入或商品服务的再分配，以实现公平。政府的干预行为往往需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依靠法律来保障其实施，这也就形成了经济法产生的前提条件。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经济法的产生，首要的概念即是18世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该原理指出，当个体自私地追求个人利益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其结论是：政府对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的任何干预都必然是有害无益的，对经济生活应当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种理念到19世纪末仍然在西方社会占支配地位。

在经济学理论中，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指所有的物品和劳务都能按照市场价格自由地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一般说来，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没有一种经济能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进行，每个市场经济都会遭受不自由、不完备之苦，从而导致过度的污染、失业、贫富分化等。也就是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总有失灵的情况，因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调节作为一种补救，从而导致经济法的产生成为必然。

具体地说，市场失灵有四种基本原因：市场势力、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公共品（Pindyck & Rubinfeld1998）。

（一）市场势力

在经济学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运作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完全竞争主要存在于一些农产品市场（如小麦，玉米市场）。由于产品之间没有差异，生产者进出这个市场没有限制，加之每个生产者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根本不能左右市场价格而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price-taker），这使得农产品市场成为完全竞争市场。然而，相对这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却更为普遍。交易的一方由于占有某种优势往往具有一定的定价能力，而不是由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价格，这即是市场势力。即便是同一类产品，产品之间也不会毫无差异，而生产者要进入某一个市场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比如存在规模经济使得初始投入非常大，或者有人为设立的障碍），因此，自由资本主义必然会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恶化了竞争环境，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不能纠正其弊端，因而必须采用“国家（政府）干预”的办法，这构成了经济法产生的基本前提。

市场势力反映在经济立法上，表现为要求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最重要的就是反垄断，其法律的表现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垄断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学者们一般都把美国于1890年颁布的以反垄断为内容的《谢尔曼法》看作是历史上第一部经济法。

（二）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信息是完全的，人是理性的。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信息往往具有稀缺性，是不完全的，人的理性也有限度。交易双方不可能对面临的有关经济变量拥有完全信息，总有一方要比别人拥有更大的信息量，这就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同市场势力一样，信息不对称也是很多经济活动的特点，是市场固有的特征，靠市场自身不能弥补，而经济法则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做出了弥补性的规定。

例如：按照《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的保护期限为10年，且许可对此做不限次数的续展。这就从法律上给予了“驰名商标”或者“老字号”充分的培育期，使得生产销售者可以培育出一个良好的“市场信号”。从法律的角度说，商标法保护了商标的专用权；而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商标法实质是保证了生产者提供给消费者的这一“市场信号”的有效性，补救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

（三）外部性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不直接反映在市场中的生产和消费的效应，可以是负的或正的。负的外部性又叫“外部不经济”，指生产或消费给其他人造成损失而其他人却不能得到补偿的情况，如大气污染；正的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指生产或消费能给其他人带来收益而其他人却不必进行支付的情况，如教育。在经济法中，最能体现外部性关系的是知识产权法。一般说来，知识产权所保护的智力成果具有正的外部性，一个智力成果在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的同时，在客观上伤害了发明者或所有人的积极性，使得他们缺乏动力去进行不能带来利益的发明。另一方面，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技术创新是比资本积累更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那么保护创造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

反垄断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但并不是一切形式的垄断包含其中，知识产权法的实质就是为发明创造者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享受一定程度的垄断提供法律的保障。具体地说，由于发明对人类的福利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即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不破坏发明者创造积极性的同时，应当保证人类享用发明带来的福利，因而在《专利法》中明确规定发明创造具有时效性。按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在专利权人享受专利权20年后，该项专利将进入公共领域，不存在续展的问题。《著作权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商标法》虽然也规定了商标的时效性（注册商标的有效期是10年），但也同时规定在注册商标有效期届满时可以续展。在知识产权的范畴中，关于商标权问题法律作出不同于专利权和著作权的时效规定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就比较容易得到答案。这是因为在商标的问题上，有关时效性的规定对“信息不对称”比对“外部性”更有效，使用了若干年的“老字号”或者“驰名商标”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更可靠的“市场信号”来弥补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缺陷。

（四）公共品

公共品是正外部性的一个极端情况, 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商品，即将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因而无法排除他人共享。公共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指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一个额外的消费者提供这种商品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指把没有支付费用的人排除在消费之外是不现实的，如国防。由于有很多的人可以不用支付费用而得到公共品的好处，成为“搭便车的人”，所以私人往往没有提供公共品的积极性，因而需要有政府的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动用它的征税权力向消费公共品的公民征税，以支付公共品的费用，在法律上体现为税法。税收历来是国家财政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税法为国家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然，税法除了保证国家对纳税人征税，补偿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的价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即进行收入的再分配，用法律的手段调节收入差距。事实上，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体系，也可能产生分配不平等。市场调节之下的收入分配在政治或者道义上是难以接受的，这是市场本身的弊端，而政府可以通过税法，特别是在所得税方面采用的累进税制来进行补充。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所得税具有累进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通过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者按更高的税率征税，相对低收入者而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税后个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实现公平、正义。

三、结论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市场存在着本身不能纠正的弊端，“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在市场体系中加入另一只“看得见的手”―――政府调节。法律反映了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统治阶级或人民的意志，以确认、保护他们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目标（张文显1999）。传统民商法的核心思想是意志自治和契约自由，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哲学思想上的个人本位理念和经济上自由放任主张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只存在政府调节这一“看得见的手”，那么反映在立法上，则（经济）行政法足矣（潘静成、刘文华1995）。当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双管齐下，共同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体现在国家的立法上就产生了经济法。

同时，经济学理论还能够指导经济法的发展，法律的规定在体现“公平”的同时，也符合了经济活动中的效率要求。经济法是为了确定经济法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权利与义务的界限是否合理，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法律的有关规定是否能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也为经济法的发展和修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参考文献]

[1]潘静成，刘文华．中国经济法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杨紫，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冯大同．国际商法[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6]Robert S. Pindyck & Daniel L. Rubinfeld ．微观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版）．

[7]李光林．经济分析法学思潮”的内涵及现实意义[J]．法学研究,1998，3．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法、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协调主义

经济法的本质和法的本质一样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就是经济法和其他所有的法律部门一样，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种含义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是经济法的法律属性。传统法律部门是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来划分的。这种划分方式，受到了来自经济法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挑战。因为包括经济法在内的许多法律部门都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本文是在第二种含义上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对法律部门的划分采用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是由社会环境造就出的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由法学家来解释和总结。 对于从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别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干预主义和协调主义。

一、干预主义

1.干预主义的内涵。持干预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实际上，国家干预和政府干预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国家干预是通过政府或者说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实现的。 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1926年，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开始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命理。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在《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中建立在萨伊定理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的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

凯恩斯主义从产生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一直以其为理论基础，制定了大量的以国家干预主义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并且将许多政策都上升为法律。1946年英国制定了《就业法》，首次把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思想应用于立法实践。二战之后，英、法、德、日都制定了反垄断法，在经济法思想比较发达的日本制定了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大量的经济法。这一时期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把经济法定为国家干预之法。人们将凯恩斯称作战后“繁荣之父”。

2.干预主义的破产。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经济现象：滞涨，即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滞胀的现实对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给予了有力地批判。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上升。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向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复归”；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以拉夫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西方经济学中逐渐代替了凯恩斯主义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市场缺点的唯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来予以完善，决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政府干预。以往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本身的原因，政府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致命缺陷。因此，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取得了主流地位。多数西方国家都加速私有化，减少政府的干预，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80年代，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上依然乏力，一批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在继承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的基础上，引入一些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原凯恩斯主义进一步修正，提出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批经济学家的主张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不停地论战，以建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两种经济学的主张将长期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取代另一方。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对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经济法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

从人类发展史看，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组织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始终。这一矛盾又表现为国与民、国家和企业、宏观和微观、统和分、管理和自主、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秩序和自由、公平与效率，以及公法与私法等等。在以上矛盾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即要处理国家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与企业的意志、行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关系协调、利益兼顾，使各方都处于应有的合理位置和最佳的联结状态。经济法是社会协调说，是社会经济法。“经济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

协调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对立统一的经济学。一般地认为，市场缺陷有三类： 第一类是市场本身缺陷：一是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必然增加社会成本。二是市场不能很好地解决某些外部经济问题。“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146页。）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 负的外部性一般来讲对社会是有害的，比如污染使一方受到损害却得不到赔偿。三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均衡，经济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或效用最大化行为恰使每一市场的供求相等，均衡价格把秩序强加在可能发生的混乱上，这时政府或国家的干预是有用的。四是市场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五是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的生产。六是市场无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自由竞争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只有通过国家广泛控制社会资源的制度，从而使中央有计划地分配工业品成为可能，这样才能找到有效的补救办法。 第二类市场缺陷是由于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善而出现的功能。市场缺陷的存在要求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但国家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国家即政府在干预经济时，也存在国家失灵或曰政府失灵（虽然政府失灵和国家失灵在政治学上有一定的区别，但从对经济生活干预的角度上来说，国家失灵和政府失灵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下文中提到政府失灵也是指国家失灵）。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对那些提议对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采取政府干预的人们，经济学家提醒他们也不要忘记政府同私人市场一样有缺陷”。（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页。）“当政府政策或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注：［美］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得豪斯：《经济学》（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1189页。）受现在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经济学家又把政府失灵称为公共失灵。（注：公共选择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分析了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政治个体（选民与政治家）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行为的特征。公共失灵即政府失灵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公共失灵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政府所获得的经济信息受政府本身的信息传递机制和政府本身的判断能力的限制，这些限制会使政府的决策失误。 二是政府机构的低效率。即政府机构本身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没有机制能降低成本；监督信息不完备。 三是政府的干预容易导致寻租（rent seek）。 寻租是指“为了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政府政策而采取的活动”。（注：［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6页。 ）政府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拥有一般组织所没有的权力。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对一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这时，某些企业或个人就会设法使政府制定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导致政府的政策不一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有利。 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忽视政府或国家的作用，市场失灵就更加明显。在国家干预主义盛行的年代，忽视市场的作用，政府失灵更加明显。“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它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乃至禁止。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注：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载马俊驹主编《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因此从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强调任何一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

三、把协调主义作为经济法的本质有重要的法学意义

第一，有助于正确指导我国经济立法的实践。法学理论对实践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立法活动的指导。强调经济法的本质是协调主义就要求在制定经济法时，既要规定政府的权利，也要规定政府的义务和责任；既要规定市场主体的义务，也要规定市场主体的权利。忽视任何一方的权利和任何一方的义务和责任，都会导致法律的失误。特别是对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我国，既要肃清国家干预过多遗留的问题，又要防止片面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调节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切实际的做法。

第二，强调经济法的协调主义符合法律的发展趋势。其实，强调公正的法学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论述了协调思想。美国社会法学的创始人庞得把法律看成是一种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能以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制度。庞得对法律秩序所应保护的利益进行了分类。他把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后一类利益中，除了其他内容以外，他还把一般安全利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利益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包括在内。庞得也认识到了各种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在一个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该优先考虑其他一些利益。但是庞得认为“法学家所必须做的就是认识这个问题，并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向他提出的，即尽可能保护所有的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这些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注：庞得：A Survey of Social Interests，57 Harvard Law Review 1 （1943 ），pp.1—2，转载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148页。 ）虽然庞得是从法学家的任务提出的，但是他的各种利益的平衡协调的思想是与经济法本质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思想在协调主义方面的耦合。事实上，要求所有的法律部门都兼顾各种利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种法律部门总要优先考虑某一方面的利益。比如民法始终不能也不必冲破“自由的财产流转法”的藩蓠，否则民法不就是民法了。而作为社会化生产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管理的社会化与国家介入经济生活、“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即两只手的协同并用、纵向经济关系与横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之经济法，比其他法律部门更应当强调协调主义。

第三，有助于把经济法和经济行政法划清界限。国家干预法和经济行政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国家干预或政府干预，就没有经济法。而当代经济学的状况已经说明，对经济生活直接调整的经济法应当是强调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互相协调。从这个角度说，强调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这要比单纯的强调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略显高明，因为它毕竟还考虑到了一旦政府干预失灵的情况。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4篇

关键词政治学 经济法 社会利益 社会发展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55-02

现代政治是从近现代的国家上发展出来的，来自于市民社会的兴起,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集中表现经济，且是以政治权利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强调借助于社会公权力来维护、实现和协调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仔细分析政治与经济法，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经济法的法律规制是有着很深的政治学基础的。

一、经济法成为一门独立的部门法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对社会整体效益的追求，这就是政治的价值取向――“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法形成过程中的体现。社会整体效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且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经济法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是站在社会全局的角度，通过政府经济行为对市场的规制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优化市场的。

在近代，人们曾经认为个体效益是与社会整体效益一致的，社会整体效益就是全部个体效益总量的简单相加，只要达到了个体效益最大化就能促进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在追求个体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绝对的财产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原则被认为是天赋权利，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无限扩张，使得个人本位的民商法统领经济生活。然而由于每个经济主体固有的狭隘性使资本和生产过分集中，很快便出现了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从而妨碍了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也损害了私人利益。因此，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与均衡，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对经济领域的调整就变得尤其重要，因此经济法就应运而生。

而在政治学领域社会利益最大化是以实现社会公正、效益、经济安全这三个具体价值为基础的，这三个价值同时也体现在经济法的立法理念上。

（一）社会公正――社会利益的核心

经济法不像民法那样以个体权利的保护为逻辑起点，它要求市场竞争的维护者建立和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使每个经营主体均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参与到竞争中去，并且为此担负的经济代价和取得收益回报的条件是相同的，以至于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通过干预和协助增强弱者地位，使弱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能同强者抗衡1]，是以形式上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从实质上为实现社会主体生存、发展机会均等创造条件，使大家在竞争中处于同一起跑线。

（二）效益――社会利益的基础

此处的效益不仅是在经济上寻求利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所以要求经济法必须保障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实现对特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益最大化。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社会产品，为全部社会成员个体谋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从而通过对社会利益的促进而实现对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保护和增长，即只有在全社会总体效益增长的前提下，个体利益的增长才是真正高效益的增长，从而实现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

（三）经济安全――社会利益的保障

要求经济法在运用国家之手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克服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维护促进市场机制本身的积极因素。在抑制和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因素的同时，更要重视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安全性和合理性，使国家经济权利介入市场活动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和程序，要依法调制、适度调制，防止政府以社会利益为借口，随意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体制。

经济法为实现社会公正、效益和经济安全这三个目标，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即利益的最大化，是被赋予了极高的政治目的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全面可持续发展，统治阶级或者在民主自主意识的觉醒下，看清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制定了经济法，或者推动了经济法的出台，使经济法担起了这样一个的角色。

二、经济法本质的政治学基础

经济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在国家经济调节中人们的行为规范；它调整国家经济调节中的社会关系，保障国家调节目标及这种国家意志的实现2]；这种国家意志是因生产社会化引起经济调节机制变化这种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在对经济法本质的探讨中，主要认为经济法是平衡法、社会本位法，同时也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一）经济法是平衡法

它既是国家干预、参与、协调经济之法，又是规范政府干预之法，是平衡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之法，又是促进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部门。经济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运行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法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在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平衡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经济法是不仅受市场的制约，还受政府的制约，即受政治的制约。为了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经济法不能只把自己置身于市场的环境下，它必须具有前瞻性和衡平性3]。只有一个社会达到平衡的状态，才能稳定的发展。所以经济法必须把自己置身在各个政治利益的冲突中，以社会的稳定发展为原则，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

经济法社会本位性的实质是强调政府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对整个经济生活的介入，以消除自由放任经济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以及国家权力本位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市场主体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4]。经济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它是经济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将有限的经济利益和稀缺的经济资源优先分配给哪个社会阶层，以保证社会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表象上看，经济法是涉及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经济手段的法律规范总和；本质上看，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等各种经济手段都是为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例如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中，把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纳入到经济法的调控之下，充分体现了经济法还关注怎样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社会的前进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再如社会分配法律制度，为了使全民都能公平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经济法针对各个阶层的特点，以宏观的视野对国民收入进行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缓解阶级间的矛盾冲突。

（三）经济法是利益和资源分配法

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经济性和政策性，因而承担着在经济法主体间分配有限经济利益的重要职能。经济法本质意义上的分配有两方面内涵：利益分配和资源分配。前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法律所特有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间接引导主体的经济行为，以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比如：通过引导和规范政府制定和颁布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调整税收政策，最终影响各种经济主体的趋利行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无谓浪费等低效率经济现象的出现；或者通过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一种有利于经济弱者的权利义务调整机制，抑制有损于经济公平环境并最终有害于经济长期效益的主体行为。后者揭示了经济法通过确认和规范国家在不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参与，以实现国家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机结合，同样是为了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通过国有企业法、国有投资法等规范和指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市场不愿涉足或难以涉足的行业进行经济资源的调配；或者通过金融法、财政税收法、政府采购法等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合理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

三、经济法调整方法的政治学基础

（一）公权介入经济法的原理

经济法有一个重要的调整方法就是公权力来调整经济关系，也即常说的国家干预，这个公权力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权力。

当国家运用公权力调整经济关系时，往往和当时的政治目标是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其实质是使经济稳定、协调、高速地发展。在这里，国家不是其行为的直接受益主体，而是在为社会公益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5]。因此，国家承担社会经济职能，是国家作为最高权力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应尽的义务。这就客观地要求国家必须站在社会公益的立场，从社会经济生活总的角度，公正地对社会经济进行全局性地规划、干预、协调、服务和监督，以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行为，对社会经济主体来说，又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行为。一般情况下，这是一种强迫社会经济主体服从国家经济意志的行为。一方面要求强化国家的权威，依法赋予政府机关必要的权力，使国家的经济意志得以贯彻；另一方面又要对政府机关的权力及其界限做严格的限定，以防止政府权力给社会经济主体造成伤害、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从而违背设定国家经济职能的初衷。

关于经济法的这种特殊调整手段，国家作为一个特殊主体参与到经济关系之中的，国家成为了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要求国家在经济领域中处于上位，配合整个社会的发展制定经济市场的规范，监督经济市场的运作，用国家当时的政治动向来调整经济的关注点。例如对于弱势群体或者特殊公共领域给予特殊的运行原则、强制的调整方法和赋予各个其他经济主体在其上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仍以意思自治为原则参与到经济竞争的中。这些都是国家在把政治目标灌输到经济生活领域中的表现，这种国家在经济市场中的绝对地位是不可挑战并且是必须的。市场经济是以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模式的，这必然会产生市场经济自由化不可避免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这其中包括：（1）国民经济的不平衡；（2）因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市场外部不经济效应；（3）公共物品的生产和利用不合理；（4）社会分配不公；（5）垄断；（6）经济波动；（7）在利益最大化的趋势下，无视社会道德调节有益和有害物品的；（8）市场的信息被所占经济份额大的主体获得，从而形成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市场失灵是不可能靠平等主体的意思自治来解决的，也不可能靠市场的自主调节就能纠正的，只能借助国家力量予以矫正和弥补。公权力适时适度的介入是社会得以发展并且稳定发展的必然。

（二）公权介入经济法的界限

因为公权介入存在着特殊性，所以就形成了公权干预的基本原则，即国家有必要介入经济以克服市场失灵，但为避免政府失灵，国家应当适度干预经济，当市场机制失效时，国家干预需加强，而当市场机制功能恢复时，国家干预则需递减。具体为：

1、正当干预

正当干预是对国家干预的最基本要求。它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对社会经济主体及经济活动之干预必须仰赖于法律之规定，不得与之相抵触，也不得在法律并无授权的情形下擅自干预。

2、谨慎干预

谨慎干预要求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干预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干预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

这是因为如果在调整经济关系中太广泛的运用公权力进行市场的盲目规范，整个经济市场必会陷入疲软之中，市场将会缺乏生机和自主发展的可能。反之，若公权力在经济关系中没有起到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对市场做必要的限制而任其任意发展，整个市场将会毫无秩序并且过度自由化，那样的市场是无诚信的，利益的分配是混乱而不均的。所以公权力介入必须受到各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而且这种制约必须是适度的，是以确保社会的发展为原则的制约。这种制约的作用和反作用也是政治理论的运用。因为政治权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从积极的角度讲，它是组织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不可缺少的手段。从消极的方面讲，它也是实施专制和暴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这就要求我们在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对它保持高度戒备，限制和约束它行使的范围和方式。

注释：

1]如在承认优胜劣汰的原则下对中小企业实行公力扶持，在鼓励自由竞争的大前提下规制反对市场垄断等.

2]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105.

3]这个横平性和前瞻性的主体是政府.

4]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 程宝山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第1版p123.

5]当然，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高速发展为国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程宝山．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3.

[2]单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47-50.

[3]成涛，徐澜波，李小年，卢晓亮，单永．经济法的理念与运作． 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13-15.

[4]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84.

[5]安，周运．论经济法的本质--兼评"国家干预说"等理论的缺陷[N/OL]. www.省略/lw/lw_view.asp?no=5827&page=2.

[6]李磊．论经济法产生的基础.行政与法．2003，（03）.

[7]顾功耘，罗培新．经济法前沿问题，2007．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法;基础理论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上，对于国际经济法有许多争论，对于国际经济法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学说。这些学说主要是对国际经济法的基础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国际经济法是什么、国际经济法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还有国际经济法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些都是各个国家争论的焦点，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较短，对国际经济法的理解太浅，关于国际经济法的相关的基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国际经济法概述

在对国际经济法的探讨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国际经济法到底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导致接下来的研究呢方向不同，对于最终的研究结果也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分歧。目前，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主要有两种说法，分别是公法说和私发说。

(一)公法说

公法说的学者在其支持的说法中，主要强调国际经济法的公法属性。这是一个大的方向，指明了国际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但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具体含义，在这个学派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就是为了调节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问题，是属于经济领域中的法律，维护经济领域的秩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并不是某个国家的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而是在国际贸易中，参与贸易的国家为了协调贸易关系而制定的所有的关于经济关系的法律的总称，包括所有的规则规范。第三种观点类似于前两种观点的综合，他们主张国际经济法包括各个国家的国内法和通行的国际法，也是为了协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国际贸易和利益分配进行规范和管理。

(二)综合说

综合说主张国际经济法包括公法属性和私法属性，强调两者的综合，要将其放在一起考虑，不能割裂抛弃任何一方。其中包括了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关系认为国际经济法的私法属性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公法属性提现在各个国际组织的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包括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生产、流通、结算等关系，还有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第二种观点和第一种观点略有不同，主张国际经济法是用以调整跨越一国境界的经济关系，从字面中便可以清楚的了解到，这种观点包括了私法属性和公法属性，符合综合说的基本说法。对于国际经济法的是什么的讨论，是整个大问题的思考的根源，只有确定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才可以有研究的方向。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对与错的区别，只是个人和学派的观点有不同。只要提出的观点符合社会的实际，对我们有借鉴的作用，便可以吸收借鉴。

二、国际经济法的范围

任何法律和规则在制定的时候，都需要界定法律的范围，这样才能够保证各个法律之间的独立性，在使用时，不会有过多的其他的法律的干扰。对于国际经济法也有着相关的学说，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方面，主要有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说法。

(一)狭义说

这一说法主张国际法就是国际经济交往中通行的法律，是有明文规范的法律。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不包括所谓的私法性质的规范和原则这类观点。主要强调的是公法体系，特指调整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关系的公法体系，并且，这种公法体是由具有贸易关系的各个国家共同协商制定，任何一个国家私自制定的国际经济法都不会得到认同。在这种观点提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它将国际贸易中的货物买卖法、运输法等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都排除在了国际经济法之外。

(二)广义说

广义说对国际经济法的范围的界定相对于狭义说就宽泛了许多。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有各国共同协商制定的法律，也包括私法性规范和原则的这一类观点。这种观点考虑到了各国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各个国家的政策、习惯、经济条件差别较大，如果仅仅依靠协商来制定国际经济法，显然不能够满足各个国家的需要，更不能实现公平公正。因此，广义说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各国协商制定的法规和每个国家的私法性规定、原则的总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的界定需要考虑许多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范围要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需求，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对其范围的界定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得到各国认同的说法，还需要人们不断地探讨研究。

三、结语

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的思考，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问题，对于国际经济法是什么和国际经济法的范围的讨论也是空前强烈。在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学说和观点，但都不是十分的完备。当前的世界，各个国家都在积极进行国际贸易，希望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对国际经济法的思考，不能盲目的进行判定，慎重看待争议。

［参考文献］

［1］莫世健．国际经济法之“独立性”辨析［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4，06(34):23－35．

［2］左海聪．国际经济法基本问题论纲［J］．法学评论，2014，04(23):135－137．

［3］周传博．国际经济法的核心基本原则分析［J］．金融经济，2014，16(3)．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6篇

一、经济法与司法能动学说

司法能动(或称能动司法)属于法理学的重要学说之一。对经济法的法理基础探析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经济法必须与司法能动相结合,对经济法积极地调整经济活动,存在重要的意义。经济法、民商法中的许多制度,如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等,都是靠法官在经济领域的司法能动,行使自由裁量权形成的。国内有的学者受西方“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认为司法权应当是被动的、保守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事实上,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司法能动是自由的保障。在美国,司法能动在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保护弱势群体,以及规范政府权力的运用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积极作用。[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前首法官沃伦先生,就是司法能动的实践者之一。

具体到我国,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同志在2010年5月“致人民法院能动司法论坛”的信中,可看出司法能动对经济法实现的促进。王胜俊同志指出,“前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同时也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和实践能动司法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们对中国特色能动司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这对人民法院坚持能动司法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深入研究、继续坚持能动司法,努力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做出新的成绩”。[5]

王院长的指导对我国经济领域的司法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研究法理学中司法能动的理论,有助于对经济案件的科学处理,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二、经济发展权与法理学中发展权学说

经济发展权是指国家、组织和个人参与、从事经济建设,并能享受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6]经济发展权以法理学上的发展权为基础。

经济发展权的成立,必须以法理学意义上的发展权的成立为前提。法理学上一项权利的成立必须有特定的权利内容。“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确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7]根据一些学者的分析,“发展权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展开的全面的变化与上升。这种变化与上升是发展权对人的特殊利益所在,也就是发展权的权利内容”。[8]法理学上的发展权是成立的,那么具体到经济法中,经济发展权也是成立的。从现在立法的主要情况来看,经济发展权属于一项应然的权利。虽然《物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在经济领域肯定了发展权的存在。《物权法》的第五章存在大量国有所有权的规定,为国家经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条件。但是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仍有待加强。夯实经济发展权的理论基础,有赖于法理学提供理论指导。权利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分析经济发展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必然会涉及法理学的观点。

法理学还对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存在指导作用。美国的部分学者已肯定类似经济发展权的概念在法理学上的地位。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庞德指出,经济发展的社会利益在法律上早已得到认可,并以多种方式(如普通法的财产自由、买卖和使用不受限制、贸易自由反垄断、产业自由和鼓励发明等政策)对其给予保护。[9]笔者认为,这是经济发展权在外国法律中的体现之一。我国经济法学人也要在法理学的指导下,进一步探讨经济发展权的制度构建方案。

三、经济法与自然法、软法学说

自然法与软法都属于法理学的学说。这两个概念都与经济法有一定的联系,对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软法”的概念最先在国际公法中产生。《国际公法百科全书》对软法的界定非常谨慎,认为软法———本身就是个存在疑问的概念,包括那些不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同时又不是完全没有法律实效的规则(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则的话)。人们可以在国际组织的会议文件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中找到软法。[10]许多学者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软法的定义是1994年弗朗西斯·施尼德(FrancisSnyder)的定义:“总的来说,软法是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11]

自然法的概念争议很大。它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为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它是建立在人类相一致的本性———理性和社会性———的基础上的,反映人类共同的本性和规律的共同的法律。[12]有学者认为,“自然法是界于理性与信仰、自然与恩典以及最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某种东西。”[13]

对软法来说,自然法学派的卢梭的思想能够阐明软法和硬法的共同基础。[14]从自然法的角度还可以说明软法为什么能够被遵守。[15]对经济法来说,经济法的目标之一是要界定国家权力与市场交易的相互边界,而自然法思想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国家权力,尤其立法权是有限的、受约束的———从德国学者海因里希·罗门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中的论述可知,当统治阶级不再能够借助于公共福利的名义证明其正当性,却利用实证法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时,致力于革命或改良的集团就会诉诸自然法。[1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摩莱里最初提出“经济法”概念的时代,经济法还“不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科学概念,而只是一种唯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法构想”。[17]

此外,软法、经济法和自然法在理论界的“命运”相似。软法被一些学者所否定,但软法的价值将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其存在的必要性。经济法曾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法,但国际金融危机等困境的出现让人意识到经济法的不可或缺。自然法曾在19世纪被实证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的学者非议,但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让人重新认识自然法的价值。

那么,经济法、软法和自然法这三种属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概念是否存在某种契合性?从自然法的观念,甚至推导和运作中能否发现经济软法的理论价值?经济领域的软法又可否从自然法发展和流变的过程中得到启发,找到理论上的立足点?这些都是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经济法与法制系统工程学说

系统工程理论由科学界泰斗钱学森提出。在法学界,吴世宦等学者提出“法制系统工程”的概念,使“法制系统工程”成为一个法理学学说。“法制系统工程”在法理学上的含义,简单来说,主要是指把科学技术、科学思想引入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在法理学上对引入法制系统工程的必要性存在一定的争论。一方面,法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立法、执法、司法都要注意情理法的结合。依赖科学技术、科学思想,可能会造成法律条文与法律活动的僵化。但是另一方面,法制系统工程又具有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立法、执法和司法擅断,保障立法的科学与执法、司法公正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把科学结论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一个参考。法律对科学技术和科学思想既要利用,又不依赖(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笔者认为,经济法领域的“法制系统工程”比法理学中的相关理论含义更广泛。“所谓经济法制(法治)系统工程,实际上就是把现代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经济法制(法治)建设的实践,综合解决经济领域的法律问题。它反映了经济法制(法治)的内容,又表现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法律技术。”[18]在经济领域研究法制系统工程,对经济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既把科学思想引入经济法制理论,创新了经济管理体制,又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入经济法律实践。

比如,经济法制中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实施过程中就通过多次召开相关论坛、开设网络专区的形式,较为广泛地吸收公众意见。之后,海关按照《纲要》的要求展开工作,这更有利于实现海关法治目标。如在经过广泛讨论后出台的《纲要》要求全面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着力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以广州、佛山同城化为示范,积极推动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建设。那么,围绕珠三角三个经济圈的发展开展区域对比分析,积极推动珠三角三个经济圈建设,就成为广东海关落实《纲要》赋予海关统计分析新的工作任务。

五、经济法与功利主义法学学说

功利主义法学属于法理学的一个流派,其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源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许多学者都把它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经济学是经济法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将功利主义法学的思想纳入经济法总论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路。

功利主义得到较多学者认同的定义是:“功利主义原理是指这样的原理:它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我说的是无论什么行动,因而不仅是私人的每项行动,而且是政府的每项措施”[19]26。

有学者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马克思通过空想社会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有着间接的联系”。[20]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对功利主义理论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在为经济法提供了功利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

功利主义法学主张政府的职责是增进社会的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判断是非的标准。[21]这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理念相吻合。经济法对整体利益比民商法更关注。有功利主义法学者认为“关涉一个国家的评判一切事物的圭臬是‘这个国家中的成员即多数成员的善与幸福’”。[19]132这正符合经济法高屋建瓴的视野。

以现代法律观念来看,功利主义的理论也存在应当加以改善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前者是指给予每位公民一个公平的资源份额,后者是指维持属于每个人的份额、交换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以使他人蒙受损害的方式取得利益。[22]经济法同时保障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如劳动者的工资分配体现分配正义,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体现交换正义。但是,功利主义法学更多地考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不着重考虑分配正义;并且,功利主义法学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个人利益,而经济法较注重于保障社会中的个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对生存权、工作权的保障。经济法理念可以对功利主义法学理论进行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经济法理念对功利主义法学理论的补充可能即将在实践中得到体现。第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全会的公报提出,必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3]。这些追求目标的变化也将反应在相关经济法律政策中。有别于传统的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经济法律政策将更加重视经济分配正义,促进我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六、经济法与本土资源学说、比较法学说

“本土资源”说属于法理学的重要学说之一。比较法学说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应当接受“本土资源”学说与比较法学说的指导。

经济法律制度的政策性非常强。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特殊问题各不相同,各国的政策也存在很大差异,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突出的本土化特性与国别性,[24]主要属于“地方性知识”,“地方在此处不只是指空间、时间、阶级和各种问题,而且也指特色,即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想象联系在一起”,[25]126这些地方性知识“不但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而且秉有传达意义的性质”。[25]54“中国应当而且可能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方面对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较大的贡献”[26],对中国本土法律资源的研究,有利于中国经济法制理论对世界经济法制理论作出贡献。综上所述,研究经济领域的中国本土法律资源,存在着重要的意义。重视经济领域的“本土资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本土性,就会形成所谓“制度之墙”①[27],与国际上先进的经济法律制度相隔离。正如霍姆斯大法官所说,“我们也需要……学会超越我们的信念,让有序的法律变化去废除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28]“我们强调法律的多元化和不同法系、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平等性,并不意味着非西方国家的比较法研究可以不再关注、研究和借鉴西方的法律,一味沉湎和陶醉于法律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资源’,而是意味着在研究西方法律时,进行平等和自主的解读与分析,理性和批判地评价及借鉴,而不应被动或被迫学习、理解或接受。”[29]我国应当在遵循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地学习外国的法制。通俗地说,就是遵循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选择地“拿来”。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探寻经济法的法理基础,对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十分重要。第二,在经济案件的审判中应当适当贯彻司法能动的理念。第三,研究经济法的基本权利可以与法理学中关于权利的理论结合。第四,经济法与法理学中的软法、自然法以及功利主义学说存在一定联系。第五,经济法制系统工程学说拓展了法理学的法制系统工程学说的范围。第六,我国应当在遵循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地学习外国的经济法制。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7篇

教学方式方法陈旧，听课内容枯燥，学生提不起学习的兴趣，特别讲授到有关的法律条文时，像催眠曲一样没有激情，最后睡觉的、讲小话的、玩手机的、看其他课外书的等都出现了，任课教师也感到无奈。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习惯理论讲解的教师，有的先讲经济法总论，再讲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一本教材，从头讲到尾，教师绝对是主导；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填鸭式、满堂灌。有的教师则在经济法教学中只重视具体法律制度的讲解，而忽视对总论内容的把握，越往后讲，学生越没喜好，学生越没喜好，教学效果也就越不好。

开经济法这门课之前，一定要先开法律基础知识课，而且还要把这门课作为考试课进行闭卷考试，逼着学生去记忆一些基本的法律术语和常识。为学生日后学习和理解经济法课程的有关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进一步引导学生加强对经济法这门课的认识，用1~2个课时的时间给学生讲授学经济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最后引导学生如何才能学好经济法这门课等，让学生对经济法充满期待和希望。

在教材的选用上要考虑到“够用为度”和“可操作性”。教材的选用直接影响教学质量，所以，我们对教材的选取一定要有一个终极目标：即“够用为度”和“可操作性”。所谓“够用为度”指选用的教材要符合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的要求，取材合适，深度适宜，分量恰当，符合认知规律，富有启发性，适应目前中职教育的需要，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喜好，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可操作性”是指在教材的选用上，要体现目前中职生的特点，在内容上尽量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内容，少一些深奥的空洞理论，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例的分析上也要尽量跟现实的生活贴近，做到越通俗易懂越好。从身边发生的实际例子来展开学习和操作，最好是每一章的实训练习都能让学生会做，而且还要使学生有兴趣去做。所以，在选取教材时既要考虑到本专业学生的特征，又要考虑目前中职生的整体文化水平。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纵观整本教材，先得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把整本教材内容划分为几个大的模块来进行教学。如，我把胡泮基、邓连文主编的《经济法基础知识》（第6版）教材上的共十章内容分为四大模块：即第一模块为基础的理论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概念、术语，本模块包括第一章的《经济法概述》、第二章的《相关法律知识》，学好这个模块的内容是为学好下面章节内容作理论准备，同时为学好下面模块中的有关案例作铺垫。第二模块包括第9章的《劳动法》，本模块是整本教材的重点，也是对学生最实用最立竿见影的法律实体。第三模块包括第6章《工业产权法》、第3章的《企业法》、第四章《公司法》、第7章《市场管理法》、第八章《票据法》和第5章《合同法》，这些法律法规不仅涉及理论上的条条框框，而且还通过对每一章节内容的学习、导入切合实际的案例进行加深和巩固学过的具体法律条文，达到运用自如的目的。第四模块包括第十章《经济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也是这本教材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即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发生经济争议而产生的诉讼，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即争议的解决方法，是本章内容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作为一般了解掌握就可以了。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8篇

在教学手段上,基于《经济法基础》是考证课程,许多老师认为,既然是考证课程,学生自然会努力学习的,因此采用的都是“黑板+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教师讲,学生听,缺乏课堂互动,课堂气氛不活跃。我认为,针对这种应试课程,一样要注重教学的趣味性,一样可以制作课件,采用声情并茂、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方式。如在讲第二章劳动合同法律制度时,我就制作了丰富多彩、趣味十足的课件,内容涵盖漫画、动漫视频、案例、图表、巩固练习等。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教学内容更为直观形象,信息量加大,教学节奏加快,教学层次也更具系统性。另外,即便不制作课件,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相关有声文件,如在讲到营业税法律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时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与税有关的动漫视频、《今日说法》和《经济与法》电视节目上的相关视频案例;还可以把课堂巩固练习制作幻灯片,直接在课堂上展示并练习,从而节省了打印复印资料的时间和纸张。这样的教学模式大大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激活学生的思维,使其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课堂上忙得不亦乐乎,而不是传统教学模式中的除了“听”之外无事可做,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2在教学方法上也是可以有所作为

2.1案例教学法

《经济法基础》课程知识点多,法理性复杂。这对于广大技校生来讲,要学好并非易事。但结合适量的案例会使教学内容丰富且生动。案例教学是将案例讨论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加深对所学法律条文的理解把握,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教师应想方设法地使用案例组织课堂教学,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质疑并设问,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让学生成为分析辩理的主角,引发学生创设问题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探讨问题的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当然,教师所选案例既要来自社会生活,还要具有针对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并且要适合学生口味。通过案例教学法,把学生讨论与教师讲授相结合,将教学方式由单向转变为双向,活跃了课堂气氛,变被动学习为互动学习．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2.2图示教学法

所谓图示教学就是运用一定的符号、文字、数字等组成图形,以此来揭示或表示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使师生课堂信息传递更符合大脑工作规律的一种手段。我在多年的教学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教学效果非常明显,也深受学生的喜爱。比如我在讲到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时,居民纳税人分为居住5年以上的和居住1～5年的,而非居民纳税人又分为连续或累计工作90日(或居住183日)以内的和连续或累计工作90日(或居住183日)至1年的,不同纳税人在境内收入和境外收入纳税义务是不同的,这些知识如果仅从书上的文字来讲学生会一头雾水,找不到北。可是用图表明示出来,就非常简单明了。图表如表1所示。通过这个图表,再利用多媒体制作成幻灯片展示给学生,不同纳税人在境内收入和境外收入的纳税情况就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知识点也就记住了。《经济法基础》课程中相当多的知识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让这些知识点之间便于理解和记忆,图示教学法可以是经常的选择。

2.3情景模拟教学法

比如我在讲到劳动合同的订立时,我就把学生分成小组,模拟签订劳动合同。由学生分别扮演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角色扮演双方开始讨论协商,订立什么类型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需要涉及哪些条款,哪些条款是约定的如何约定这些条款,哪些条款是法定的,劳动合同如何生效,生效的时间,劳资关系何时确立等。学生在情景模拟过程中充分的发挥主体作用,他们用心思考、努力探索,教师要做的就是准备好劳动合同交给学生,然后在课堂中对学生的情景剧随时出现的问题予以引导,充当好“导演”角色。运用该法教师积极致力于建立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课堂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在和谐的氛围中达到教学目的,还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了教学效果。

2.4比较教学法

比较是人们认识、鉴别事物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都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的一切。”正确运用比较法,可以帮助学生分清概念,认识规律,使相比对象的本质特征更加清楚,使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防止知识的混淆与隔裂。如我在讲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时,学生总是琢磨不定,混淆不清,后来我就把这两个概念做了如下比较(如表2)。当我把两个概念做如上的比较后,就使知识条理化了,这样有助于学生理解概念,确切地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又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减轻学习负担,避免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培养分析、概括的思维能力。

3课堂内外结合练习,强化巩固知识点

《经济法基础》考点多,仅靠理解是不够的,还要强化记忆,这就需要学生做大量的练习。首先教师讲完一个重要知识点后就要求学生做巩固练习。教师可以把练习制作成幻灯片放出来让学生做并马上评讲,收到很好的巩固效果。每一节课预留十分钟交给学生做练习或者提问也是一个好方法。当然仅靠课堂上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延伸至课堂之外的时间,因此每一节课后,我都会给学生布置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或者计算题等等。每讲一堂新课时,我对上一节课的复习也主要是通过练习来完成的。这就是我的“练习三部曲”即“课中巩固题—课后强化题—课前重温题”。只有通过反反复复的练习,才能帮助学生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归纳理解,才能在学习过程中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温故知新。当然,教师在设计练习时要注意紧扣大纲,要有层次性的体现重点、难点,题太难、太易或者脱离考纲,都会导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9篇

【关键词】经济法；法学基础；理论

1.经济法突破了公私法局限

私法与公法实施二元分化为基础法学的传统理论，基于板块思维进行定论，将整体社会的复杂关系定位在平面系统内进行静态审视，并令两者区分性明显。这一法律基础理论产生于我国传统社会环境模式之下，基于当时社会发展简单形式、关系属性相对清晰，因而二元分化模式看似合理。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环境的日益复杂，该类公私法二元划分呈现出了相对属性，并引发了业界人士的广泛讨论。二元化的传统划分模式针对当前社会市场经济的飞速扩充与现代化发展来讲，其绝对合理性产生了动摇。新时期，日益扩充发展的市场经济需要国家由公利视角管控私人活动，促进了公法逐步伸向私法范畴发展。同时，公法渐渐面临了全新层面问题，即需依据私法进行问题处理。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法辅助公法现象，令两者呈现出互相交叉发展状况，因而对原有二元划分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而经济法相关于政府及市场失灵的管理控制，也就是不仅利用公法，同样借助私法进行调控整治。由此可见经济法真正体现并阐释了该类客观需求，形成了全新的综合法律管控模式，其不会对传统公私法相关合理性规定产生负面作用，而是创新形成了一类分类调控法律手段。基于经济法视角，进行法律基础理论的重新定位，可有效突破私法公法固有界限，促进两者的互通融合，体现经济法深层次内涵，令其真正反映经济、政治与法理基础。

2.经济法对象调整更新

经济法的科学发展令传统法理机构和谐状态分布被更新调整，因此应采用相关基础法学理论进行关系调整的深化研究。当然，基于经济法发展相关理论分析之中，包含混淆概念、理论无法联系实际等矛盾问题，因而存在一定困难性。传统定位经济法基于对象调整相关标准，由于应用单一化思路，无法令经济法明确特定目标，令其功能优势没能良好激发，同时，其针对客观事实而非抽象理论开展，没有依据相关理论标准进行有效实践，因而无法形成良好的说服力。因此，现代经济法应科学转变思路，跳出条框，注重客观主观标注的统一集成，突破仅进行某一社会关系优化的局限性，一对一的片面性。应核查实际，尊重客观，基于混合经济模式，突破部门法的传统划分，采用集成、交叉、渗透观念，动态审视经济社会的更新发展。同时，基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复杂属性，会对法律调整模式产生影响，令其也朝着多元复杂形势发展，而非单纯的一对一更新优化。另外，基于社会关系的主体影响性，倘若关系到公共利益，则应将其视为法律优化更新范畴。在探索经济法定位实践中，应摒弃传统标准制约，脱离机械、单一、片面的划分体制，有效促进调整对象发展为对象调整，应结合主客观意识、思维，引入经济法功能，进行深入探究，并创设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就当前社会经济呈现出的模糊、复杂关系，应由经济法视角实施立体调整优化，引入经济治理理念，灵活应用公私法方式进行科学调整，进而有效处理各类显著矛盾冲突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经济法在合理应用探究中实现进一步的创新发展。

3.经济法拓展了相关法律机制及能效

法律基础核心在于能效激发，倘若无法确保法律法规发挥作用效益于社会活动、关系运作之中，则其便丧失了生命力与价值。基于经济法视角，其相对于法律机制与相关能效，创设了平衡优化、系统规整与综合管控的思想。经济法注重权利救济，应科学击破框架禁锢，杜绝事后救济弊端，提升管理绩效。基于当前社会发展体现的复杂性状况，应科学依据各异的地域、空间、时机，选择灵活适应性方式进行科学优化，全面结合行政、民事与刑事方式，实现经济法的优化规整。同时，还应科学采用公私法结合的新型经济法模式，体现良好的社会性。面对体现一定独立特征的现实关系，例如市场与计划、公立与私立等，应基于社会利益视角，有效平衡关系利益，运用经济法优化平衡理念，体现其核心精髓与优质法律效能，解决实际问题。经济法可有效处理社会化实践发展中的经济矛盾，调节社会经济进程，实现目标整合，实施宏观管理，体现良好的政策功能。其通过应用快捷、高效、多变方式映射经济体制，体现经济功能规范，促进了社会经济建设与法律基础理论发展的有效互动及平衡提升。

4.结语

总之，经济法的更新发展，伴随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扩充，令其理念进一步创新，并促进了法律基础理论的突破传统、摒弃公私法局限、更新对象调整，令相关法律机制进一步拓展，发挥了法律法规的良好功能绩效。基于经济法的优势功能，我们只有对其内涵深刻探析、充分挖掘，基于创新发展视角审视法律基础建设、完善理论内容、践行实践管理，才能真正促进经济法核心价值的全面发挥，稳固法律基础体系建设，并促进两者的互相渗透、科学指引与全面发展。　[科]

【参考文献】

［1］徐孟洲，徐阳光.论公法私法融合与公私融合法[J].法学杂志,2007,(01).

经济法基础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经济法/民商法/价值分析/制度变迁

近几年来，对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质疑虽已越来越少，但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民商法的边界仍模糊不清［1］。为此，有学者提出了经济法具有模糊性的观点［2］；有学者认为“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走到尽头”，应按新的标准重新划分［3］；更多的学者则从概念、调整手段、价值取向、历史渊源等多方面探讨了经济法与民商法各自的特点与区别，论证两者各自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作为问题的另一面，民商法与经济法之所以边界模糊，在于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这一点，学者们却往往惜墨如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商法和经济法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之所以边界模糊却又发生分野的深层原因，从而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民商法的历史进程与固有缺陷

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罗马法的复兴为商品经济法治化作了系统的构建，以“意思自治”为基本理念的民法成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法。作为民法特别法的商法是天生的私法，其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的习惯法，商法的许多规范本身就是商品经济规律和商人之间的“游戏规则”直接在法律上的反映。商人作为典型的“经济人”，对盈利和便利的追求注定了商法是以对商人利益的关怀为初衷的，即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商法作为一种由商人创造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极大地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商法毕竟不同于商品经济的“游戏规则”。商法通过规则而明确，所以它是可设计的。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决定了商法天生的局限性，即市场经济规律本身的“应然法”与商法作为“实然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出现使自由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逐渐激化，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宏观运行的盲目性已经成为市场经济良性循环的障碍，面对这种“市场失灵”现象，民商法也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变造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近代商法向现代商法的进化过程中，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对私法自治或契约自由进行限制，甚至直接引入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即“私法的公法化”现象，均表现出了商法“具有其他法律领域难以匹敌的更新能力和应变能力，不断为生活反复充实，进而丰富了整个私法秩序。”但其私法的本性决定了其“应变能力”不可能突破罗马私法的理论框架。民商法的公法化，也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是法律对商事行为的形式性要求的发展。

因此，“市场缺陷”的问题不可能完全在民商法的既有框架内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途径，这种缺陷是商法本身所固有的，是其个人本位价值取向的伴生物。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这种矛盾仅仅是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而已。这样，商法本身就留有“法律空白”，需要由经济法填补［4］。

为了体现法律对经济事实的尊重，法学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民商法的异化；二是建立新的经济法部门。民商法的异化意味着对商法私法属性的否定，从而导致整个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法学大厦的重构，因此，在尊重法律已有的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法部门是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5］

二、现代经济法的产生

经济法，顾名思义，当然是与经济有关的法律部门，与商法一样，经济法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仅仅是产生的历史阶段不同，前者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的产物，后者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两者“出身”的同根性决定了两者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近的亲缘性。如果说民法的高度发达是商法得以产生的制度性前提［6］。那么，商法的高度发展也是经济法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奉行自由放任经济最典型的国家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最发达、商法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也正是在美国，最早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7］。

现代意义的经济法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承认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我们不能忽略市场机制这个前提而简单地说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因此，“战时经济法”以及东欧国家和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实行的“计划经济法”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它们都限制或取消了商品经济，市场主体要么成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服从于战争的需要，要么成为政府的附庸，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并不能发挥基础性作用［8］。这两种国家干预（或者说是控制）经济的法律，与其说是经济法，还不如说是经济行政法。

法律并非总是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而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与其说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使商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毋宁说是商法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并促进了垄断的产生，同时也就孕育了经济法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商法是经济法之母，商法的高度发达是经济法产生的必要前提。当市场失灵时，一种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外力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便成为需要，经济法便应运而生。

市场经济的法秩序是以民商法为基础而构建的，但民商法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的法秩序中留下了“法律的空白”。因此，经济法以维护正常的私法秩序，并以公权力对私权领域的合理干预为特征。经济法的目的不在于用国家权力为市场经济再造新的“游戏规则”，而是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社会已经确立的“游戏规则”和公序良俗，并不使这些规则和秩序遭到来自市场经济的内部主体或外部力量的破坏。换言之，经济法的国家干预不是要限制市场经济，而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己任。经济法也不是要取代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法的地位，而在于促进民商法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法是民商法的补充法。

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两个法律部门，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商法需要经济法来“矫治市场失灵”，克服市场经济中宏观运行的盲目性和市场竞争的无序性的局限；经济法也不可能将商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之外，经济法不但需要商法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而且经济法的许多调整方法正是借助于商法，通过商法间接地作用于商品经济关系之中的。经济法的功能在于使市场经济主体在一个共同规则的指导下竞争，事实上，经济法和商法在实现社会正义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9］。如果说商法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那么经济法就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保护法。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互补

价值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正义的实现，民商法和经济法也不例外。然而，“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面庞，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0］因而，部门法所能达到的只是一定层面上的正义，此即部门法价值的相对性［11］。正义当然是商法，同时也是经济法的价值，只不过往往被隐含于各自的价值之中，因为，一个法律部门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从价值层面而言，在于有且只有一个能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具有其本质特点的价值目标。

民商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体现为对个体私利的关怀；而经济法则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体现为对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终极关怀”［12］。

民商法体现和追求的是形式公平，使每个人能够机会均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进行交易；而经济法则更注重在形式公平基础上的全社会的实质公平［13］。

商法与经济法在上述法律价值上的定位差异［14］，必然使两者在法律体系内趋于分野。但是，单个部门法的价值须与其他部门法的价值相配合，并融入整个法律价值体系中才有意义。商法与经济法都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本质上的亲缘性，共同构成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决定了两者“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和谐性和互补性，而不是对立的、冲突的和互耗的，或称之为“二元互补体系”［15］。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特征，也是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在法律面前只有先承认形式的合理才能承认实质的合理，这是法治建立的基本要求”［16］。民商法以追求形式公平为己任，但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离真正的形式公平还很远。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由于经济主体之间的个体差别，尤其是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实际差异，意思自治往往成了经济上占优势的一方强制另一方的“合法的外衣”。同时，由于社会生产的连续性，上一轮市场竞争的结果也就是下一轮市场竞争的起点，而这一过程往往更进一步分化市场主体之间的强弱差异。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可逆的演进结果，使得在民商法框架内无法实现竞争的机会公平，才需要由市场的外力促进其公平竞争，即形式公平的实现。

因此，经济法上的实质公平尽管是相对于形式公平而言的，但它是在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样包含着形式公平的要求，它是对形式公平的补充和修正，是对形式公平的一种扬弃，而不是简单地走向反面或另一个极端。

而在另一方面，法治以“一切服从既定规则”为前提，“为了形式正义而在一定的范围内牺牲某种个别的实质正义”是法治必须付出的代价［17］。形式公平，意味着市场竞争的机会公平，也正是经济法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逻辑前提。市场体系越完善，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整体效益才会越高。经济法要实现其社会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社会公平的价值目标，必须通过民商法的基础作用才能实现，即经济法“终极关怀”的实现，必须首先实现对形式公平的关怀。换言之，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调整必须通过民商法的规制，经济法的作用在于回复和促进市场经济主体实现民商法所追求的形式公平［18］。

经济法与商法分属社会法与私法范畴，分别以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为本位，但个体与社会的内在逻辑却注定了两者相互交叉渗透。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应当是最终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所谓独立的社会利益是虚假的、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并不能摆脱自身的社会性而存在”［19］。

许多学者认为，交易安全是民商法的价值目标之一，而经济安全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之一［20］。交易安全和经济安全从本质上而言都是一种经济秩序：前者是微观的个别交易主体之间的秩序，后者是宏观的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秩序，意指“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21］。即秩序概念所涉及的只是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状态，而非社会生活的实质与目标。在这个意义上，秩序并不能作为法律的价值目标，而仅仅是法律价值的形式和实现的手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商法的交易安全与经济法的经济安全可以说是商法和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无数个个别交易安全的市场相加建构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即为商法的秩序：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经济法的秩序首先表现为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进而实现个体的经济安全：一种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

四、经济法与民商法在制度变迁中的整合

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法制模式，法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抽象的，必须通过制度层面上的法制建设才能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法制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长期的法律制度变迁。民商法和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整合与重构即是制度变迁中的经济法律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

（一）经济法与民商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同步演进

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先有了发达的民商法，而后才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就填补民商法的法律空白而言，这是经济法的应有之义，是一种调整范围从小到大的变迁，一种人民授权许可政府来干预或加强干预的产生历程。而在我国，经济法不是在先有发达的民商法的基础上填补其法律空白，而是在完善民商法的同时，确定经济法的定位。我国的经济法填补的不是民商法的“既有空白”，而是“新生空白”或“分配空白”［22］。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经历了从包罗万象到逐渐还其本来面目的变迁过程［23］，是一种减少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历程。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历程和现状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因此，我国在建设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选择了“政府推进型”的制度变迁模式［24］，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误区，认为与现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一样，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的发展居有优先地位，而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层面的变迁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一旦这些急剧的变化超过社会制度的承受能力，而市民社会的自治机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吸收这些冲突的程度，就会导致社会的紊乱。因此，必须建立“强大政府”为他们国家的美好的将来承担更主动的责任［25］，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层面的变迁应该保持同步发展。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担负起对国家进行经济管理和指导的责任。经济法作为“政府干预市场之法”，在发展中国家不应坐待市场经济发展到“市场失灵”时再去事后纠正，而应以更主动、更积极的面貌与民商法同步发展，随时补充民商法的缺陷。

（二）人的有限理性与经济法的相对合理性

“政府推进型”的制度变迁必须以某些理性的假设为前提。虽然可以构造出漂亮的理论模型，并能对真实世界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是，“这种将制度变迁从社会伦理背景的框架中剥离出来的做法，远不能反映制度变迁的全貌”。事实上，任何制度变迁都是集体行动的产物［26］。“由于每个人只能掌握有限的知识，即知识是具体而分散的，不能被集中于某一头脑或制度中，因此没有人能精心设计出一种理性的法律体系，它们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非人类思想的创造物”［27］。市场秩序和商法的产生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规则是便利的、符合自己需要的，所以选择了它们，它是千百万人按照其个别意志自发行动的结果。因而民商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具有非导向性和事后性的特点。

社会的进步既依赖于非人格的市场力量分配资源，也取决于“突然”的规则指导个人行为。相对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的特点，经济法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反映，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深度上，还是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作用，都更为明显，因而有学者称经济法为“回应型法”［28］。无论是适当的经济法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不适当地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都是立竿见影的。事实上，经济法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本身就是国家经济政策的法律化。

就我国通过改革所要实现的法治国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而言，制度变迁中法律部门的整合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法治的原则。因此，资源只能由市场来配置才更有效，经济法对资源配置的个别干预从长远来看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失灵时必要的经济法的干预只是一种基于个人有限理性的不完备的、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29］。换言之，民商法固然有“缺陷”，经济法天生的“固有缺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克服市场失灵的最终的解决办法仍须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完成。

因此，我们在看到政府对社会所起的重要作用时，还必须同时注意到我国之所以要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模式，是因为国内市场主体不够强大，市场不够完善，而以政府替代市场发动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政府推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来发育完善市场，最终以市场替代政府保持经济增长。一旦市场主体强大了，市场完善了，政府就应自动让位于企业和市场，即从“政府推进型”逐渐向“自然演进型”转变。

五、结束语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法，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民商法必要的补充，两者构成互补的有机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理清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还其本来面目，对于中国这个市场经济相对不发达，本土资源中相对缺少法治和控权观念的国情来说，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过分迷恋于市场机制的美好，民商法有其本身的法律盲点，民商法的缺陷造就了经济法的诞生，同样，经济法也有缺陷，国家干预也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方，政府也会失灵，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失灵的危害远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之所在［30］。经济法应立足于“商法缺陷的补充之法”的本位，给予市场机制以更多的机会，更广阔的空间［31］。通过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主体的独立，由市场主体来推动制度变迁，从而使我国的制度变迁从“政府推进型”向“自然演进型”转变，仍是我国经济法关注的重点。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商法能够自行解决问题的领域中，无需经济法的介入，“只有事实明显地证明市场解决手段确实比公共选择手段代价更高时，才需要选择国家。”［32］否则，以通过弥补市场缺陷方式来维护市场机制为由而实行的国家干预，同时会成为侵害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边界模糊问题主要集中于经济法与商法之间，但商法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且操作性很强的法律部门，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其原则往往借用民法的原则，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民法的原则。

［2］由于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模糊性可以说是整个法学乃至是整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特征之一，因此，模糊性固然是经济法的特点，但却不是其特有的。参见陈云良：《经济法的模糊性研究》，《法学家》1998年第4期。

［3］从“法的部门划分主要是法学家的一种主观认识活动”这个视角来看，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英美法系对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同样是合理的。但我国作为广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经济法概念本身是以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作为“操作平台”的，否定了这个传统法律体系，经济法的概念也就不复存在。此外，如果重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同时也会造成与国外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的障碍，因为法的部门划分应遵循对已有科学分类的充分尊重的原则。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4］［日］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5］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商法学者提出“商法公法化”理论的本身，就反映了他们既希望利用传统法律部门来解释现代国家参与调控经济的现实，又企图维持自由竞争时期发展而来的私法自治的矛盾心理。参见邓峰：《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法学家》1997年第3期。

［6］假如没有罗马法的复兴为各种商业关系制度化和系统化提供了一种构架，那么，要求变革的社会经济压力就会找不到出路。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7］虽然经济法学界对一些基本性的理论问题，如经济法的概念、本质、调整对象、基本原则、体系等尚未完全形成共识，但对于经济法的一些客观特征描述是基本一致，如经济法起源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功能在于克服市场缺陷（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宏观运行的盲目性）；手段是通过国家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等。本文所称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就是指实在法中现实存在的符合上述客观特征描述的一些法律。

［8］参见叶慧霖：《经济法平衡理念的若干思考》，《法治研究》（1999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美］昂格尔著：《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10］［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11］参见张楚：《论我国商法规范的二元结构及其价值缺陷》，《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12］参见陈柳裕：《论经济法的本质》，《法治研究》（1999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参见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14］关于经济法的价值，虽有不同的表述，如“发展、公平、安全的三位一体”、“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实现整体经济的高速、稳定、协调增长”等，但均不否认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参见刘文华等：《19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年第1期。

［15］参见何平：《论民法与经济法价值定位的二元互补律》，《山东法学》1999年第4期。

［1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17］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8］经济法的作用方式可划分为直接性方式和间接性方式，两者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具有命令、服从的因素，但这两种作用方式实质上是统一的，都在于回复和促进民商法所规制的市场秩序，而笔者更倾向于间接性作用方式，如果能用间接方式，就应尽量避免使用直接方式，如中国现阶段的电信垄断，与其政府直接限制其定价，还不如多发几本执照更来得有效。从现代西方国家的发展看，间接性方式也有日益受到重视和强化的趋势。

［19］［日］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20］参见莫俊：《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

［21］［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22］王保树：《论经济法的本质》，《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3］因此，经济法的诸学说，从“大经济法学”到“纵横统一说”，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只有理解了每一个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被理解。

［24］我国的法律制度变迁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模式，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自然演进型”模式。参见蒋立山：《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特征分析》，《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25］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26］［英］Amartya·Sen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转引自姚洋：《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学家》，《读书》1999年第3期。

［27］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28］参见刘普生：《论经济法的回应性》，《商法研究》1999年第2期。

［29］当然这也是一种我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而且也足以完成其暂时性的使命。由于安排社会秩序，协调社会行动，解决社会纠纷的方案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获得，因此，即使以多数决策的民主方式得到的经济法的干预也只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讨论中的一个中间休止符”。参见冷静：“Harbermas,《BetweenFactsandNorms:ContributionstoaDiscourseTheoryoflawandDemocracy》”，《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0］邱本等：《论经济法的宗旨》，《法制与社会发展》1996年第4期。

［31］人们往往用经济的发展程度、速度来衡量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绩”，其实从政府的职能来看，衡量“政绩”不该看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应看该地区的政府是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公平的发展环境，因为，政府是秩序的维持者，而不是发展经济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