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摘要〕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结构红利；改革红利

〔中图分类号〕F1204；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028-06

〔作者简介〕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经济运行缓中趋稳，这一结果基本令人满意，达到了7%左右经济增长率的目标，也暂时粉碎了“中国经济崩溃”、“大幅下滑”、“渐趋疲软”等一众唱衰的言论。但是，关于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的走势，国内专家学者却尚存争议。一些学者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制造业转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从而认为经济正在走向危机，经济崩溃不可避免，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另一部分学者则相信中国能够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稳过渡，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保证国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笔者更赞同后者的观点。目前的增速下滑只是结构调整和改革所带来的“阵痛”，是经济发展的“瓶颈期”所做的必要牺牲，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依旧巨大。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是基于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考虑，这两个“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与支撑。本文将详述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重点从两个“红利”的内涵、驱动机制、意义和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探究。

二、两个“红利”的内涵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其中，结构红利主要指未来中国结构调整中将产生的巨大发展机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始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它关乎着整个经济格局的合理性，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有着支配性的作用。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使各要素、各经济主体之间配合良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使社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反之，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则会导致资源浪费，经济发展受阻，甚至停滞。所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其顺应经济发展需求显得尤为关键。而市场本身具有以价格为基础的“优胜劣汰”竞争机制，能够淘汰那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劣质的企业，让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的企业在市场中生存。市场本身具有的这种决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功能对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且这种通过市场自发机制进行的渐进式的产业结构变迁从未停止。但与此同时，市场失灵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技术性产业的外部性、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效率低下等，这为政府介入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政府可以运用调控和规制等手段加速产业结构变革，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因此，结构调整包括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的。

改革红利主要指随着未来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将激发更多的发展活力与机会。我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其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很好的见证。此外，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社会方面、生态方面等也都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但在目前改革已经逐步进入深水区的背景下，深化改革意味着一些改革将以牺牲短期利益和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其典型表现就是一些制度被废除、一些利益集团被铲除等，需要以更大的力度和勇气来推进，从而达到以短期换长期、以局部换整体的效果。显然，这种改革包括了“破”和“立”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废除不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制度。进行这种制度调整和变革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科斯所说的发现价格、订立契约、监督管理、惩罚实施等的成本〔1〕，并以此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以，改革包括了制度的废除和建立，且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的。

三、结构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是逐步释放的，在短期内可能表现得并不充分，甚至会牺牲一定的“量”的增长，从而给人以经济增长下滑、萎靡不振的感觉，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真实的写照。对此，需要我们看清其背后的逻辑。关于这一逻辑可以简述为：“量”的暂时性下降是以“质”的提升为目的的，也就是，经历目前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之后，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的结构红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产能过剩性行业的淘汰与对外投资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我国由于对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等需求旺盛，导致大量投资涌入相关领域，造成了在诸如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电解铝等行业的产能过剩，企业供给能力远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能力，导致企业销路不畅、存货增加、收益下降等问题。〔2〕由于这些企业普遍投资较大，固定成本投入较多，所以退出市场的成本也很高，一般不会轻易破产倒闭，它们在市场的长期留滞一方面会占用大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却以低效率的方式进行使用。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对这部分尚有一定生存能力的企业，政府可通过积极引导其对外投资，扩大市场范围，从而使其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典型代表就是中国高铁的输出。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是中国产能过剩性行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契机，因为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十分旺盛，此外，中亚国家对制造业的需求也很大，这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2.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一直蜚声海外，曾经是中国的骄傲，而后却更多地变成了自嘲，主要是因为我国长期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从而成为国际分工中“制造”这一环节的专属地，然在“设计―制造―销售”的“微笑曲线”中，“制造”这一环节的附加值是最低的，也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发达，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发展迟缓，虽然这有助于解决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这种模式的发展会导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意义深远。当前我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主要目的是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传统制造业的有机结合，实现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3〕这将促使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3.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八个方向，这些产业所具有的典型特点是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因此被确定为我国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一般而言，这类产业对技术研发的投资要求较高，而技术研发具有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私人投资很可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这就需要政府介入以弥补市场不足。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基金、建立行业标准和重要产品技术标准体系等，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这些产业在前期需要的投入很大，一旦成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将是深远的。

4.服务业占比逐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

一直以来，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体中所占的比重被当作是评价一国产业结构优劣的重要标准。通过对比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现，一个经济体越是发达，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高，最理想的状态是三、二、一产业所占比重依次递减。美国2014年三、二、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81%、205%和14%，而同期中国为481%、427%和92%，说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潜力依旧很大。服务业主要包括消费服务、商务服务、生产服务和精神服务四个方面。伴随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大，商务服务和生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服务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力。另外，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比较强，有助于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综上分析，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蕴含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对产能过剩性行业和传统制造业进行淘汰、转型、升级或对外投资，将释放低效率的资源占用，从而让更多的资源流向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和新的支柱性行业，使资源得以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在未来一段时期形成更加强劲的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改革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

改革红利包括各方面制度的变革给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我国的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基本上都是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这种改革在短期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或许并不显著，但是长期来看，积累的制度优势在未来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意义。当前之所以需要深化改革，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某些制度安排从设立之初就有偏颇。我国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经济体制也被打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烙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很多制度安排没有先例，必须开拓创新。当然在创新过程中犯错、走弯路是在所难免的，甚至有些制度安排长期积弊，以至于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进行改革显得尤为必要；二是因为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规律始终在发挥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可能会变成障碍。所以改革是一场持续不断、历久弥新的战斗，它将通过制度上的优化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当前我国的改革红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政治体制改革红利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维持现有社会主义制度和权力组织总格局不变的条件下，对各类组织的权力及其行使机制进行调整的过程。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反腐和简政放权两个方面。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强，反腐手段逐步升级，各类“老虎”、“苍蝇”被绳之以法，一些顽固的利益集团被铲除，体现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与勇气；与此同时却不难发现，腐败基本与经济利益相关，换言之，也就是通过行贿、受贿方式产生的腐败占比很大〔4〕，而这种寻租行为是严重损害社会公平的，并且浪费经济资源，不利于企业在市场中的公平竞争。一些人却认为，反腐尤其是“八项规定”等的出台使得消费萎缩，很多企业因此倒闭，从而持“反腐损害经济增长”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短视的、片面的，只看到腐败给某些产业带来的好处，没有看到它对整个经济环境带来的损害，从而也就不能发现反腐对于净化市场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企业，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中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的作用。为了方便企业经营，政府实施了“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制度，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市场准入效率，也激发了社会创新创业的活力；另外，还取消了大量的资格认证、行政审批程序等。到2014年底，两年内已取消、下放了537项行政审批权限，且审批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开始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将极大地便利企业的投资经营，激发新一轮的市场活力。

2.金融体制改革红利

随着资本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业在各国受到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甚至有时会左右实体经济的运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很好的见证。为了规避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我国的影响，我国金融体制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政府干预较大，这有效地减弱了诸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在内的灾难在我国的大肆蔓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但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由政府对金融业的强制干预所导致的市场扭曲也逐渐显现，金融体制改革应运而生。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减少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发挥市场在金融领域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银行自由化、放开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推进资本市场改革等。这些改革能够让利率、汇率更加接近均衡水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资本市场繁荣，使投融资因此更加便利，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对外经济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3.国有企业改革红利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未停止过。当前随着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5〕，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再次被摆在了突出位置。总体来看，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试图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到底能不能或要不要引入民营资本；二是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三是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平衡。当前学术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体方向有如下几个设计：第一，引入民营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但是坚持公有资本的主导地位，这在保证国有企业公有性质的基础上能够对企业经营起到更大的监督和激励效应；第二，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形成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优胜劣汰，从而激发企业活力；第三，对国有企业进行严格划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平等且在市场中参与竞争，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而公益类国有企业则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公司制改革和分类推进改革，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将更加优化，经营效率将得以大大提升，从而焕发新的经济活力。

综上分析，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其总体方向都是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市场作用，通过消除不公平的市场势力、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放宽价格限制、扩展投融资渠道、实行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等方式，达到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目的。随着改革的深化，未来经济增长必将表现出更大的潜力。

五、充分释放两个“红利”的意义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就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遂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但是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我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就是实现“质”的飞跃，而这正是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释放的最主要意义。这种“质”上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优化

随着产能过剩性行业和传统制造业的淘汰、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整体的产业发展水平将得到升级，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与此同时，更多的资源将流向这些具有高附加值、高效率的行业，使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得到更充分的使用，这意味着相同的投入比原来有更大的产出，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以优化配置。

2.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提高

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让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的支柱性产业，这些产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的，对技术研发要求较高，所以会有更多的企业资本或政府资金投入技术研发中，带动整个社会技术水平的上升。另外，伴随着技术创新，也会有更多的商业模式创新、组织管理创新等，尤其是服务业，由于具有轻资产的特点，经营方式和手段更为灵活，企业为追求更大的收益，往往需要不断地进行创新，以吸引顾客，因此由市场导向的各种产品、服务、经营方式等的创新也将层出不穷。而技术、商业模式、组织管理等的创新将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

3.资源和环境得以保护，经济更具可持续性

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淘汰那些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效率低下的企业，或者责令转型，从而保证经济更具可持续性。转型通常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其手段主要是依靠生产技术的改进、污染物的处理等；二是企业的多角化经营，即转变经营领域或者扩大经营范围，放弃原来消耗大、污染重的生产线或者降低其比重。从我国现状来看，产能过剩性行业和传统制造业中的大部分属于这类产业，如果能够实现顺利转型，资源和环境可得到更好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投资环境净化，交易成本降低，市场经济

通过反腐，打击利益集团和有助于减少权力寻租，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净化投资和经营环境，这对于中小企业其意义尤其明显。中小企业基本是民营性质，属于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它们因为缴纳税收不多、企业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比较疏远等原因，可能得不到地方政府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尤其是在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时，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会严重挫伤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造成社会投资萎缩，经济发展受阻，通过反腐净化市场环境有利于保护其投资。另外，通过“简政放权”也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减少企业在不必要环节上的精力浪费，减少市场机制的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市场经济环境。

5.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愈发重要

对金融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基本导向都是市场化的加深，无论是利率决定、汇率决定、资本流动，还是国有企业经营，政府的干预将越来越少，整个经济会逐渐向市场均衡靠近，使价格接近市场均衡价格，社会供求趋于平衡；而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优越性将体现得愈发明显，社会整体福利也将得以提升。

综上分析，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我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便是我国经济的潜力所在。

六、基于两个“红利”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下行压力，如何挖掘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在未来实现新的经济跨越，这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基于以上对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推进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助推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都逐步进入了“深水区”，很多方面的调整和变革都面临着巨大压力。随着改革的深化，相应的困难和阻挠将越来越大，这些困难和阻挠不止来自于某些利益既得者的反对，也受限于技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现实因素，比如新技术研发所需要的条件、国内投资与对外投资的权衡、国企改革的方向等，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决定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否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决定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做到：第一，明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只有在公共产品、外部性、市场势力和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干预才是有效的，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不能为了快速地达到产业升级目标而替企业做决策，企业的进入、退出、转型、投资等应该由企业自己决定，政府只可以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引导；第二，技术研发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很多高精尖技术的研发对投资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回收周期长，不确定性很大，大多数企业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这种研发，然而这种技术研发一旦成功，正外部性会非常强，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提升。通过良好的市场或制度安排激发技术创新活力尤为必要。当前主要可以通过鼓励风险投资、技术研发补贴、完善创业环境等手段来实现；第三，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齐头并进。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国内资本缺乏，我们大力主张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然而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对外投资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6〕，引导企业对外投资既能解决某些产业国内市场饱和的困境，也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提高经营效率。现阶段充分利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重要契机；第四，建设服务型、高效率的政府系统，尤其是应实现透明化、网络化、信息化，以方便公众监督，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升企业投资积极性〔7〕，从而让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充分释放，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

2.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必须循序渐进，且要有配套措施

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是一个“破”与“立”结合的过程，一方面革除原有的一些模式与体制；另一方面建立新的更能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构与制度。一般来说，改革的过程可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休克式”的，即在短期内出台大量的政策举措，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达到最终目的状态；另一种是循序渐进式的，即通过尝试和引导，逐渐平稳过渡到经济的理想状态。〔8〕两种方式各有优劣，都曾经在不同国家的改革中取得成功。从我国目前现状看，我们认为采用后者更为可靠。一是因为“休克式”将在短期内产生大幅的经济震荡，而我国特殊的社会制度可能会因此引发国际社会巨大的舆论压力，也会导致国内一般群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受到打击，风险很大；二是当前整个国际社会经济的联系已更为密切，外来风险的传导也更为突出，比如金融业如果短时间内完全放开，很可能受到国际市场的攻击，容易引起经济的大幅下滑；三是某些夕阳产业尚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其淘汰和转型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需要依靠这些产业来维持，所以渐进式的改革应是适合中国经济的选择。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经济波动和下滑的风险也依旧存在，这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配套措施协调整个经济运行，以顺利度过这个“阵痛期”，比如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节能减排技术进行补贴或建立节能量交易市场，为创新创业和技术研发提供政策支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和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等。只有做好这些配套措施，才能实现经济平稳过渡，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才能逐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才能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1〕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1991.

〔2〕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Z〕.2013-10-15.

〔3〕 王喜文.中国制造2025：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EB/OL〕.http：///specials/zxgjzh/201505/06/t20150506_5294912.shtml，2015-05-06.

〔4〕 陈磊.受贿成腐败最主要形态：落马老虎九成多涉〔N〕.法制日报，2015-04-09.

〔5〕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Z〕.2015-08-24.

〔6〕 魏杰，汪浩.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J〕.中国发展观察，2015（9）.

〔7〕 刘健.信息化助推服务型政府建设――上海电子政务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4）.

〔8〕 李子洁.俄罗斯“休克疗法”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比较〔J〕.经济论坛，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