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构设计批评学复杂性的文化思考

时间:2022-09-29 07:05:01

关于建构设计批评学复杂性的文化思考

摘要:建构设计批评学的深层矛盾来源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诉求的基本冲突,并表现在设计演变的各种历史形态中。文章从设计批评标准的无法统一;学科定位的困难;设计批评价值诉求的内在悖论;后工业社会艺术设计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表征给设计的价值判断带来不定性四个方面具体展开了对建构设计批评学复杂性的文化思考。

关键词:设计批评;设计批评学;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设计的爆炸式发展和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渐入佳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盛事。随着新世纪脚步的到来,冷静的反思和学术的沉淀亦成为艺术设计理论界的自觉,对设计批评的呼吁和重视就是这种股健康之流的组成部分。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我们所提的设计批评并不是对设计现象的描述,而是对设计现象的深入解读和价值判断,是一种事关人类福祉的理性活动,由于批判对象自身的丰富范畴和复杂特质,致使这个工作在国内远未充分展开。此外作为人文研究重镇的文艺批评学界与设计学科研究长期隔阂,不相往来的学术格局也造成设计批评难以全面展开,由此笔者展开了对影响设计批评学建构复杂性问题的具体考察。

首先,设计批评的复杂性来源于设计批评标准的无法统一。从现代设计的变迁看,设计范畴和部类的差异首先造成了批评标准的差异。在目前公认的设计范畴中很难找到既能统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工业产品设计又能为平面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所共同使用的价值标准。设计批评价值标准的确立和反思是开展设计批评和建构设计批评学的重点和难点。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批评家曼弗雷多・塔夫里即推崇一种历史批评,因为批评的标准只能来源于已有的设计史实。批评标准的确立,既不可能来自先验的理论范畴,也不可能来自现实的经验体系,而只能来自对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以构造出某种解释的原则或检验的标准。因为一系列先验的普遍的概念,如“美”、“价值”、“本质”都具有太多的抽象性质,不能提供一种实践的出发点,而引发了过度的预设;而完全以“具体的经验”为出发点,又会使问题变得飘忽不定,而陷入“价值”的危机。(注:参见[意大利]曼夫雷多・塔夫里(Mafredo Tafuri)著,郑时龄译《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其《引言》部分中总体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因此,设计批评标准的确立和探索其逻辑思辨要立足于设计史实自身的特点。

第二,设计批评的复杂性还来源于它的学科定位的困难。

设计形态在百余年的历史流变中发生了自身性质的变迁,分别呈现出设计的艺术特征、科学技术特征和经济特征:

设计何以能够批评,从“批评”概念的缘起看,批判精神是启蒙的产物,最早缘起于哲学批判的理性精神。人们往往把康德哲学称为“批判哲学”,原因不仅在于康德明确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而且这种理性的批判精神的实质就在于对真、善、美作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确立和张扬。批判精神的提出是西方理性精神的一次飞跃。早期的设计批评多来源于文学批评与艺术批评,艺术和审美作为人类价值的组成成分自然为批判理性所俘获。可以这样说,启蒙运动不仅催生了现代艺术学科体系,而且也促成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出现。我们今天说设计批评,就是要实现对纷繁各异的设计现象进行理性的关照,发现和重新检审人类基本价值的减损和昭彰。

(一)从历史维度看设计批评衍生于艺术批评。我们所认定的早期设计评论家拉斯金、普金、包括关注传统工艺的李格尔和欧文・琼斯等首先是艺术评论家。从来源上看设计批评是艺术批评的一部分,人文价值的评价标准成为主流。今天,艺术的维度并没有随历史的变迁而消失,尤其是对所谓艺术设计而言,但是已经无法成为评价所有设计部类的主要标准。

(二)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设计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与技术的产物:早期几次世界博览会的启示,就表现出传统的艺术标准已经无法适应设计的现代转型。“水晶宫”的设计和建造是建筑设计的转折点和现代工业计的开端,也是引发现代设计批评的起点,自此即便是艺术维度概念下的设计也发生了“机器美学”的转型。随后,1855年到1900年法国相继举办了五次世界博览会,其中机械馆的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俨然国家工业能力和贸易地位的象征。1867年博览会展览馆建筑的设计,涌现出明星式设计师居斯塔夫・埃菲尔,35米主跨度的机械馆不仅是埃菲尔个人才能的体现(他第一次使应力状态下弹性材料的弹性模量纯理论公式得以证明和实践)而且也是法国设计能力的国家宣言。自此技术炫耀成为设计价值诉求的主要目标延续至今。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催生的现代设计使得技术维度成为现代设计评论的价值依据。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进入所谓“丰裕社会”,设计进一步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商业管理的组成部分,设计的价值诉求呈现出巨大的“商业理性”特征。197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中所设想的设计学科应该是一种学术上比较硬的、分析性的、部分形式化和部分经验化的、可教可学的关于设计流程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不同于传统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教育。赫伯特・西蒙认为这个体系首先应该包括设计的评估理论(效益最大化)即实用理论和统计决定理论(最优化方案设计)。(注:参见[美]赫伯特・西蒙著,武夷山译《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4页。)这是当代商业社会价值判断和设计评估的基本标准,是设计批评所无法回避的价值体系。这个意义上的对“设计”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由各种数学工具:概率统计、数理分析、线性代数来进行的。显然,在现代设计所依附的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对设计的价值判断活动除了艺术和审美维度之外,基于现代工程、技术基础之上的设计流程的最优化设计方案的设计则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准。既然,设计的价值诉求随时代而变化,随设计的历史形态而变化(如果探讨设计形态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是设计批评得以展开的关键问题和设计批评学的逻辑起点),那我们就会发现设计的性质和价值标准随历史形变的基本特征给批评的开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设计批评的历史形态应该呈现为艺术批评、技术评估与测试、商业分析与评论三种现实类型,这是设计批评回避不了的窘境。

第三,设计批评的困难更来源于设计批评价值诉求的内在悖论。

战后,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很快进入了经济繁荣阶段,就社会经济的性质变化而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认为是一个所谓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到来。如果说这样一个界定仅仅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范畴对物质与需求的关注,那么更多的研究则把此时的西方社会指称为“消费主义”社会,它多是指人与人为事务之间的新型文化关系。《消费社会》的作者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也含盖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是当代设计真正的促动因素。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中,与之对应的各种设计形态表现出极端的两极。一方面,工具理性和商业价值成为整体设计运作的潜在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作为消费主义社会文化表征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又表现出对文脉、精神和意识形态等非物质因素的内在追求,对立的两端极限发展,体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刻矛盾。展开设计批评的深层矛盾在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与消费主义社会对应的设计类型是后现代主义设计,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使当代设计批评的意义早已不在于对工具理性抑或价值理性的的昭彰与贬抑,而变幻为对一种文化碎片的辨识和解读。

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詹克斯在《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即用“后现代古典主义“来命名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建筑。(注:参见詹和平著《后现代设计》,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后现代主义建筑往往使用“符号”或“装饰化”语汇在完善的现代工程技术条件下,来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兴趣和对历史的“继承”。后现代主义建筑历史元素的拼贴特征,一方面表现出对文脉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文脉的谐谑、错觉和武断,最终是对历史的消解。当今,历史终结、裂解文脉、秉持不确定性的设计理念已经不是隔岸观火的风景,已然是悄悄降临在我们的身边的文化谜语。明星设计师库哈斯获得中国及世界范围大量订单的同时也为业主及其设计受众带来了仍需咀嚼的设计思想和价值课题。库哈斯在《S,M,L,XL》一书中,提出了“普通城市”的重要概念。他认为,可识别性来自物质环境,来自历史、来自文脉,来自现实,然而大都会的膨胀使这些因素被稀释而淡化;可识别性需要集中,但“一旦影响的范围扩大了,中心的权威和力量就日渐淡薄”。(注:参见朱亦民《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库哈斯》一文,《世界建筑》,2005年第6期、第9期。)据此,库哈斯认为可识别性的趋向淡化甚至消失是不可避免的,可识别性的消失导致了大量没有历史、没有中心、没有特色的“普通城市”的出现 。

1995年,作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库哈斯又组织他的学生对中国珠江三角洲的五个城市――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研究。研究结果又一次坚定了他的设计哲学。他认为,全球化使得城市的公共空间正在减小,对几十亿人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是土地与文化的联系正在逐渐消失。因此,这种设计理念是反对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对社会、文脉的塑造意义的。

回顾历史,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强调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可以通过建筑的革命去改造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库哈斯主张正视建筑师在变化迅速的社会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事实。显然,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建筑观受到后现代主义设计思想的质疑。库哈斯继承了包豪斯叛逆的、激进的立场,但并不认为建筑师承担着改造社会的使命。无疑凸显出断裂和碎片化的历史意识,并成为设计价值的当代文化表述。设计批评在当代所要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隐匿在设计现象背后的文化体系,由此带来了设计批评更为复杂的责任和义务,但同时也描画了设计批评学未来建构的话语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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