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与新增长活力源

时间:2022-09-29 05:13:13

经济下行压力与新增长活力源

[提要] 近几年,我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进入增速的换挡期,引致经济增长的传统因素开始逐渐出现问题,政府主动加速结构调整,保证经济平稳过渡。为实现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寻找和激活带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活力源。

关键词:经济下行;新常态;活力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0月14日

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越显艰难。已经由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风景这边独好”逐步进入与世界经济同振的“天涯共此时”。2013年和201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不是非常令人满意,我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这里既存在引致中国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出了问题,也有政府主动进行结构调整以期获得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的主观因素。我国经济正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必须寻找出能带动经济增长的新的活力源,而要激活这些活力源,也需要有相应的动力支撑。

一、宏观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大,政府对今年经济能不能筑底成功,宏观经济是否能实现V形反转还是存在一定疑虑的,近期中央、国务院各种会议均把“稳增长”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近几年,我们已经从每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下滑到今年前两个季度的7%,到年底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宏观经济走向目前来看不是非常乐观,不乐观不是单纯的指经济下行的速度过快,而是指这次经济下行持续的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预期,长达十几个季度,呈现出结构性周期的特征,宏观调控显得愈发艰难。

(一)经济下行现状

1、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呈现全面哑火的状况

首先看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由前些年的年均增长20%~30%下滑到今年前八个月的10.9%,并且没有止滑,投资下滑反映出实体经济的“举步维艰”。投资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其他投资。其中,制造业当前面临去产能的不利局面,2008年后的刺激政策造成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房地产业则面临去库存的状况,前些年房地产的繁荣使各地掀起造城运动,这几年则面临痛苦的去库存,房地产投资从去年开始出现了萎缩的情况,目前除一二线城市在今年宽松的政策下有回暖的趋势,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则普遍比较糟糕,房地产的持续低迷也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萎缩使得现在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只能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国家发改委推出一系列基础建设的工程包,但这天量工程包的资金来源能否落实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受经济下行影响呈现出放缓的趋势。

其次看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同样不容乐观,也呈节节下滑之势,目前只有10%左右,与前些年20%左右的年均增速相比可谓下滑比较厉害。尽管近两年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亮点,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还出现了电子购物等新型消费,但受制于民众收入的缓慢增长,使得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迟迟得不到实现。

再次看进出口。自从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居民消费普遍进入低迷状态,制约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加入WTO后出口高速增长局面已难以再现,去年我国的进出口增长率只有3.4%,今年上半年出口形势依旧比较严峻,出口增速只有0.9%,能否完成6%的年度增长目标面临比较大的压力。8月份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一次性贬值4%,可能对出口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总体来看,今年的出口形势依旧比较严峻。

2、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在经济持续下行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通货紧缩。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将通货紧缩定义为价格和成本的普遍下降,这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麻烦。

我国CPI增速已连续12个月运行在2%以内,8月份的CPI为2.0%,主要归功于“飞翔在天上的猪”,即猪肉价格在近期的猛涨,属于供给端的问题,这种情况只要增加猪肉供给就能很快地平抑下去。总体上看,CPI仍属于比较低的水平。问题是PPI的不断下滑且幅度呈加速趋势,PPI指数已经连续42个月为负。PPI与CPI倒挂反映出供给与需求两端存在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大量没有市场的产品导致资源错配,由此影响了投资收益;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而且很多新兴的消费需求没能得到及时地释放。PPI持续走低且延续的时间之长,因此我们现在不是要重点考虑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要注意防范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风险。

(二)经济下行原因分析。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比预期的要更严重,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找准导致经济下行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样才能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

1、外需依旧比较疲弱。2015年世界经济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总体上世界经济正在向良性转变,但各经济体复苏进度出现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已经回归稳定增长轨道,它的就业率和通胀率均处于比较好的水平,美国现在已经考虑是否加息以防范通胀率的上升;欧元区经济也出现一定的好转,景气程度开始上升,但希腊债务危机和难民潮使欧元区的经济复苏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在政府强刺激政策的驱动下也在缓慢复苏,但这种刺激能否持续还很难说。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已逐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经济增长力度依旧比较脆弱;相反,新兴经济体就没那么幸运了,受外部不利环境和自身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各国经济增速在调整中走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不甚乐观,巴西和俄罗斯的表现好不到哪里去,印度稍微好点,将取代中国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这种复苏形势定义为非均衡复苏,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5%,世界银行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则悲观一些,预期值只有3%。外需的疲弱也可以从我国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只有0.9%得到直观的验证。

2、传统的比较优势不再

(1)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我国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出现生育高峰,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开始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逐步进入劳动年龄人口阶段,加上这时比较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整个社会的抚养比开始不断地下降,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持续释放的现象,是我国80年代开始持续到本世纪初长达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国际上对“人口红利”是否存在的判断标准通常是以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70%以上,我国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划分略有不同,我们通常把16~60岁年龄段的人口纳入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连续三年出现绝对量下降的现象,劳动力的持续萎缩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阶段正逐步消失,2014年末我国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1,583万人,比2013年净减少371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趋于消失,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中35~64岁的人口比重上升而15~35岁的人口比重下降,这种劳动人口结构不利于创新,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经过30多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中小企业目前活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数量和规模,还是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中小企业不仅铺天盖地,而且正逐步顶天立地,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擎天柱”,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通过激活广大中小企业的活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已被本届政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狠抓落实,中小企业也应该借势政府的政策扶持尽快地走出寒冬,走向暖春,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的复苏与振兴。

1、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一是中小企业的经济贡献率稳步上升。截至2013年末,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超过4,3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九成以上,中小企业创造的经济总量达六成,稳稳占据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成为国民经济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二是中小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凸显。目前,在中小企业中的从业人员占据全体就业人数的50%~60%,在中小企业中实现就业的新增劳动力份额更是达到70%~80%,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持续上升,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就业群体的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小企业中寻找到新的就业岗位;三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中小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动具有天生敏锐的嗅觉,对于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具有强烈的诉求,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得发展,中小企业进行持续不断地创新,同时很多中小企业就是为实现创新成果转化而设立的,它们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四是企业软实力提升比较明显。中小企业目前正逐步摆脱过去那种偏重于硬实力建设的认识误区,更加专注软实力的培养,加大对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投入力度,注重品牌塑造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当前中小企业加快发展软实力是更可行的硬道理。

2、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是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规范有序的竞争是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的表现和必然要求,竞争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经济环境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并存。垄断行业中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中小企业很难进入该领域,竞争不足使垄断利益固化;在制造业、一般服务业等领域竞争则异常惨烈,企业盈利因过度竞争变得越来越稀薄,中小企业生存都存在一定问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了。

二是要素约束不断增强。当前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要素刚性约束不断增强。土地、环境、人力资源等价格的攀升使中小企业已不能继续过去那种拼资源、拼环境、拼牺牲劳工福利的老路,中小企业的日子也变得愈发艰难。

三是融资难问题难以化解。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小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与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呈现不匹配的现象,中小企业也因此错失很多发展壮大的机会。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企业自身情况看:中小企业普遍规模比较小,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资产;同时,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尽完善,财务管理失范,金融机构出于谨慎经营的考虑不敢对其放款。从外部原因看:首先,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抓大放小”是银行的理性选择,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其次,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受规模和成本影响,在高昂的进入门槛和费用面前只能选择安静地离开;再次,中小金融机构发育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草根金融无法顺畅地从地下走到地上,实行阳光经营。

四是体制、机制障碍没有完全移除。尽管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空前,但面向中小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依旧比较薄弱,行业准入依旧偏高,垄断也顽强地存在,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依然比较重,中小企业一直在负重前行。

3、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支持。发展壮大中小企业,消除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各种枷锁,让中小企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来激活国民经济的活力已成为本届政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的孱弱性,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也就是说政府发挥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 “加减乘除”法来为中小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与服务,实现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一是环境支持,主要是减轻企业负担,做减法;二是产业支持,创新驱动,做加法;三是金融支持,补充血液,资金可以发挥乘数效应,很显然这是乘法;四是破除影响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做除法。

(三)激活内需。内需是相对于外需的一个概念,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消费又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我们通常说的拉动内需主要是指提高居民消费这一块,但目前的需求不振也包括投资需求孱弱。

1、内需不足的原因分析。先看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技术创新能力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主要依靠要素成本低廉获得竞争优势,随着经济规模和需求的扩张,越来越受到资源供给的强力约束,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不断被削弱,其原因是大量生产要素在低效率的需求拉动下,价格逐渐攀升,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弱,投资报酬边际递减,这时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或将投资进行转移,这两方面原因叠加效应使我国近期出现投资不足现象;二是法治不完善,交易成本高。尽管我国的法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法治环境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法制不健全容易导致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成本要素低廉的优势,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偏好于国际市场而不愿在国内投资,这也是影响我国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看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上升的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政府财政收入在这些年的强劲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收入缓慢增长使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很大的抑制;二是社会保障建设滞后。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政府投入不足,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建设滞后和不规范,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出于风险防范增加储蓄。IMF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居民储蓄率达到50%以上,储蓄增加限制了即期消费水平,内需不足又迫使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介入经济力度不断增强又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失衡的程度,从而形成目前我们看到的国强民不富的情况;三是消费品市场存在结构性供求矛盾。这突出表现在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两个方面,目前我国居民已经由生存型消费逐步向享受发展型消费升级,但现有的产品结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环境等均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变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是必须有适合需求的东西提供出来让消费者消费,结构性供求矛盾使得升级性消费需求长期得不到释放。

2、激活内需的途径。一是投资和消费双启动,但把消费放在首位。我国正处于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投资和资本积累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激活内需理应是投资和消费的双启动,应该鼓励有市场和有需求行业的发展,积极满足他们的投资需求,但在投资和消费的排序上应该把消费放在首位,发挥消费需求的导向和拉动作用;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强社会消费能力。这里首先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才能使居民有能力消费。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三是健全社会保障。调整政府的支出结构,发挥再分配的公平职能,政府应将公共支出重点放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性支出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并轨,这样可以稳定消费者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从而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水平,也就是说敢于消费;四是优化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有效需求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愿意消费,就是有消费的目的物;二是有能力消费。在解决居民具有消费能力的同时,要不断地优化供给结构,针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及时调整与升级供给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水平,也就是解决居民愿意消费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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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吕冰洋,郭庆旺.中国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J].经济研究,2012.10.

[3]张平.谈谈“克强经济学”[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

[4]刘世锦.“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求是,2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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