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舆论监督的论述

舆论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新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利用新闻传媒进行舆论斗争和舆论监督，揭露和驳斥敌对阶级和各种机会主义派别的种种倒行逆施，分析和批判党内各种错误言行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与经验，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实际上，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对舆论的力量和舆论监督的意义进行过有益的探索。恩格斯说，他们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志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还在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发轫期，英国的托马斯・莫尔等人就指出，在乌托邦、太阳城这些未来社会的“理想王国”中，虽然还有号称“哲学之王”、“太阳”的终身制最高执政者，但是在这些邦和城中，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居民们可以通过畅通无阻的人际关系交流情况和经验，监督“哲学之王”和“太阳”。到了18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摩莱里和马布里等人，已经明确指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人人享有自由和民主，可以对社会的领导人实行包括舆论批评在内的社会监督，鼓励和保护人民坚守自己的信仰，在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大师把影响舆论、制造舆论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圣西门指出，改造社会“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①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提出了自己的报刊理想。他主张，在他的理想王国，一切法律均以自然和理性为依据，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没有必要为出版自由设置障碍。相反，它鼓励人们每天随着成千上万的快报到各地去，让“各种事实和舆论观点可以风驰电掣地在各地往来传播。”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前人这一笔宝贵的遗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社会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思想。他们首先把报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刚刚颁布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因为新法令在禁止发表“使用污辱个别人的词句和进行毁灭其名誉的作品”的借口下，剥夺了报刊批评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在新法令下，报刊不仅被剥夺了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而且被剥夺了对作为许多个别人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各种制度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马克思指出，新法令实际上是对可怜而虚弱的日报施加新压迫的命令，它剥夺了报刊目前享有的权利。而在民主社会，自由报刊应该具有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的功能，包括对政府和官员的批评和监督。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任何人都无权免除报刊的监督批评，甚至法律也在报刊的监督之下，因为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有法定程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实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主张报刊要担负起教育人民的重任。他们指出，就社会使命来说，人民报刊一方面要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和思想方法加以不偏不倚的评价和批评，使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平等地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另一方面，人民报刊又应该成为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成为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对政府当局来说，人民报刊是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人民自己的教科书。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机会独立出版自己的战斗机关报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实行这样坚定的方针：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里所谓的“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马克思对法官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③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时期办日报，使用舆论监督和社会批评的武器同敌人作斗争视为最大的乐趣。后来恩格斯对此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流弹一样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④

对敌人如此，对于党的领导集体和领袖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主张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189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要使人民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⑤他和马克思始终认为，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报的神圣权利。恩格斯强调：“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⑥

列宁同样高度重视党内开展普遍的监督。他在19０2年指出：“对于党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进行普遍的（真正普遍的）监督，就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作用的自动机制。完全公开、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起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人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⑦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列宁表示：我们愿意让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几天后，他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参与监督国家和企业活动的细则。列宁主持制定的俄共（布）党纲规定，党和苏维埃报刊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揭露各种负责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党纲还规定，凡是在报刊上谈到其行为的人或机关，都必须在最短时间在同一报刊上作出认真的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说明缺点错误已经改正。如果没有发表这样的反驳或说明，革命法庭就可对上述人员或机关。

列宁强调报刊要在加强社会秩序和劳动纪律方面更加努力工作。他说：“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它应当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列宁甚至提出：“各社会主义政党要把那些不接受整顿自觉纪律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号召和要求的企业及村庄登上黑榜，把它们或者列为病态企业，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公开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它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地参加这些与他们最有切身关系的问题。”⑧在这篇文章的定稿中，列宁更为明确地要求把报刊的监督作用纳入法制的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讲到报刊的监督作用时，既强调公开报道，又要求讲真话。他说，要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如实报道我们的错误缺点。不要害怕揭露错误和无能，不要害怕家丑外扬。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宁愿把坏的方面多讲一点。他说，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报纸上或者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时候总是完全公开的，大声的和明确的。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是可笑的。在列宁那里，报刊的公开报道和报道的真实性是完全统一在一起的。坚持公开报道，必须讲真话；讲了真话，公开报道更有意义。

列宁在世和逝世后的最初阶段，斯大林坚持了列宁关于舆论监督的理论和做法，常常引用列宁的论述。比如1928年谈到报刊批评时，他就引用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斯大林在引用列宁的这段话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也就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⑨

斯大林下面这段话表明，他在执政之初，政治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在分析一种拒绝对执政党批评的论调时说：“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是完全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执掌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为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从而有利于敌人，所以特别是现在，特别是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⑩这时候，斯大林还敏锐地觉察到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出现逐渐脱节的不正常现象。他指出，最近我们这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开始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这里出现了、历史地形成了一批领导者，他们的威信越来越高，同时几乎成了群众无法接近的人物。另一方面，一般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群众，却上升得非常慢，他们开始眯着眼睛从下面向上望领袖，并且往往怕批评自己的领袖。这种危险会使领袖骄傲自大，认为自己十全十美。而领导上层骄傲自大，开始从上面向下看群众，这会有什么好处呢？显然，除了党遭到毁灭以外，什么结果也不会有。可是，我们要的是前进，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毁灭党。正是为了前进并改善群众和领袖之间的关系，就应当时时刻刻敞开自我批评的大门，应当使苏维埃有人有可能“责骂”自己的领袖，批评他们的错误，使领袖不会骄傲自大，而群众也不会离开领袖。

针对当时苏联新闻传媒实施舆论监督中的问题，斯大林提醒全党要防止和克服以下三个倾向：

第一，把报刊批评的重点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转到以广告式的叫喊来反对个人生活中的极端现象。

第二，为批评而批评，把批评变成一种耸动视听的竞技。

第三，把自我批评变成对经济工作人员的攻击，使他们在工人阶级面前威信扫地。

为使报刊批评持久、健康地坚持下去，斯大林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为了吸引千百万群众参与报刊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二、开展批评不是不要领导和不要纪律，相反，需要有真正有威信的领导和自觉的纪律。

遗憾的是，正是斯大林自己践踏了自己的诺言。他没有把民主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破坏民主，目无法纪，他把坚持正确原则的报刊工作领导人一批批清除出党，迫害致死，还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撤职查办，把一大批敢于开展舆论监督的新闻工作者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关进集中营。斯大林长期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剥夺新闻传媒的独立自，干扰公开报道，压制舆论监督和报刊批评，使报刊不仅对日益严重的不能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评，而且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个人独裁、祸及全国的肃反扩大化等错误无法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斯大林长期对新闻工作者灌输集中就是一切、统一就是一切的反辩证法的思想，致使新闻工作者中“不向党闹一个字的独主性”、“做党的驯服工具”等观念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和列宁、斯大林同一时期的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许多关于舆论监督的精彩论述。德国和波兰工人运动卓越活动家、波兰社会和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卢森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高度重视党的报刊所表现的无产阶级的活力：对党的机关的活动实行公开监督。她强调：“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她认为，使群众民主精神“再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11}她在另一处还写道：“正像太阳光线的自由作用对于疾病传染和病原菌是最有效的净化和治疗手段一样，革命本身及其革新的原则，由革命唤起的精神生活，群众的积极性和自我责任，从而也就是作为革命形式的最广泛的政治自由，是唯一起治疗和净化作用的太阳。”{12}

除卢森堡外，葛兰西、季米特洛夫、铁托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舆论监督也有许多启人心智的论述。后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一些代表人物，也都高度评价舆论监督的意义。这一系列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的思想不断推向深入。

注释:

①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03页。

②卡贝：《尹加利亚旅行记》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审判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

④恩格斯：《给〈社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页。

⑤恩格斯：《致奥・倍倍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页。

⑥恩格斯：《致格尔桑・特利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4页。

⑦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418页。

⑧列宁：《〈苏维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⑨⑩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第55页。

{11}{12}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90页。

（此为作者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系列论文的第三篇）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