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危机对于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启示

摘要：本文在分析非正规金融利率特征及其定价机制的基础上，从温州金融危机的现实出发，提出应在不完全合约理论框架下探讨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定价机制。文章对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的合约基础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一些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温州金融危机

非正规金融利率由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议价决定，在某种意义上，非正规金融利率更接近真实的市场利率，因此，我国市场化的利率改革必须要正视非正规金融利率，如何合理引导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机制对于实现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在维护金融稳定前提下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非正规金融利率特征

利率是金融市场的关键变量，同样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非正规金融利率的特征反映了民间金融市场的重要特性。民间金融区别于正规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水平且其波动较大。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利率随行就市，受价值规律的调节，围绕资金价格这个轴心，并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这也正是非正规金融的生命力所在。但总体来说，这个利率往往高出同期正规金融市场利率很多。

Aryeetey（1998）分析非正式金融主要特征时指出，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一般高于正规金融的利率，在同一地区，利率相对稳定。

温铁军（2001）对57起农村民间借贷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中无息借贷8起，在已知的月利（共44起）中，高于当时一般资金市场利率（1.5%）的占63.6%。在高利贷款中超过4%的月利占了近25%，显而易见，超高利借贷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张胜林（2002）等对6个乡镇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除极少部分参考银行贷款利率外.年利率大都在10%～15%，个别乡镇达到18%。冯梅（2006）对湖北省赤壁市某镇50户居民的民间借贷进行的调查显示，90%的居民有民间借贷行为，未收取利息的占16%，属于高利贷款的比重为57.80%。

而在民间借贷较为盛行的温州，90年代以前民间借贷利率是银行贷款利率的4-5倍左右，而后有所下降，到2001年降至3倍左右，至目前维持在2倍左右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2010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2009年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在[10.92%，14.37%]区间波动，而同时期的银行贷款利率则为5.31%。

可以看出，非正规金融利率呈现出典型的双向分割特征。在不考虑无息借贷的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利率普遍高于同期正规金融资金市场利率。

二、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

对于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的成因，学术界提出了许多解释。Adams 等（1992）认为高经营成本、资本短缺、季节性贷款需求和高坏账率是导致高利率的成因。Aryeetey（1996）、Atieno（2001）从借款者交易成本角度解释了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放款者能根据借款者的个人特征来设计适合具体借款者的借贷合约，大大降低了借款者的交易成本，即使非正规金融利率较高，但借款者资金总成本并不会很高，因此借款者愿意支付高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水平的利率。Bottomley（区分了决定农村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四个因素：风险报酬、利息的机会成本、补偿交易成本的报酬以及垄断利润。

国内学者则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了解释：张军（1997）从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的角度解释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他认为：信贷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状况，利率不仅有调节信贷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信号传递”，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所以，民间信贷市场上，贷方将面临更严重的对风险的过滤问题与对信贷合约的条款能否有效执行的问题，因此，非正规金融高利率水平是贷方对民间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理性回应。但江曙霞，秦国楼（2000）认为这种分析无法导出相应的逻辑结果，即如果以民间信贷市场信贷配给现象来解释其利率水平，那么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应当低于不存在信贷配给时的瓦尔拉斯均衡利率水平。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他们从贷方成本角度给出了解释，认为非正规金融贷款金额小，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从而造成资金供给者自身单位贷款成本提高，为了保证必要的利润率，这种资金成本必然以较高的利率转嫁到资金的需求者身上。刘静、郑震龙（2000）认为非正规金融承担了正规金融所不愿承担的较高风险，其高利率源于对高风险的补偿，这种风险可能源于民间金融未得到官方认可，可能被取缔等制度方面的原因。 何田（2002）认为利率受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上述文献从多种角度对非正规金融高利率现象做出了解释，但又都停留在片面和经验的基础上，没有正式的理论模型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利率的决定机制。王一鸣，李敏波（2005）提出了一个在不完全竞争框架下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决定的理论模型。他们认为一个地区非正规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间利率由各自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借贷双方议价博弈而确定，并提出用一个谈判系数来刻画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结构。这样，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便主要取决于借贷双方谈判能力的大小，而双方谈判能力又受到资金供给量与需求量、借款人的经营能力、信用水平以及贷款紧急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三、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的合约基础

上文对非正规利率的已有研究做了梳理。但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借贷行为合约基础的确定是探讨民间借贷利率定价的关键。

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行为一般依据借贷双方之间签订的非正式合约来完成，为了资金交收的便捷性，同时也由于借贷双方通常具有一定的亲友关系，出于对对方的信任以及碍于面子等因素，借贷双方在合约中通常只对彼此的债权债务关系做了简单的说明，因此这种非正式合约通常是非常不完备的，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获得法律的强制性保护，即使获得了法律的保护，由于非正规金融合约的借款者多为财务状况不透明、会计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法院的执行力也将收到一定限制。尽管如此，在现实情况中，这种合约的违约率却往往较低，这与民间借贷合约的不完备性是互相矛盾的，究其原因，则在于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约束力。

非正规金融交易注重发挥监督与合约执行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1962）和Sherley Ardener（1964）在研究滚动信贷协会时发现，群体惩罚是非正规金融组织有效运作的关键，由性别、血亲关系、种族、地缘、等因素而形成的社会群体是滚动信贷协会得以发展的主要基础，人类学文献清楚地阐明了社会性约束的重要性。同理，在滚动信贷协会以外的非正规金融形式中，群体性惩罚同样重要。民间借贷行为通常发生在一个较小的区域范围内，这个范围里的个人和企业大部分彼此熟悉或至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一个借款者若在一次借贷行为中发生了违约，关于其个人或企业的信用评价将会下降，那么他将很难再在这个群体里获得资金，这便是一种群体性惩罚。

Stiglitz（1990）根据孟加拉国Grameen银行利用非正规群体组织进行的信贷机制创新实践，得出群体贷款（group lending）的有效性取决于连带责任（joint liability）的特征的结论。Varian（1990）通过对人可以监督其他人时所表现的多问题的分析，指出Grameen银行的群体贷款策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方案，借款人有激励利用掌握的信息自发地形成一个群体，这是个自选择机制，银行是无法模仿的。自选择机制产生了“人以群分的匹配效应”（positive assortative matching）。Stiglitz（1990）和Varian（1990）都认为这可以提高监督激励的有效性。

四、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对于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的启示

已有研究一致认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群体惩罚机制能保证民间借贷合同得到必然执行。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2011年4月开始出现的众多民营中小企业主“跑路”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原因在于：正规金融市场中的借贷行为双方通过签订规范的正式合同明确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债务偿还协调机制。若借款人不能及时归还债务，双方可就债务偿还问题进行相互协商，包括减免利息甚至部分本金，延长债务偿还期限等。若借款人确实不能偿还贷款时贷款人（通常是银行）通过法律途径对借款人实施以设定资产为限的有限追偿。民间借贷行为通常为信用借款，一旦违约很可能遭到贷款人的暴力追索，从事实上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而民间借贷市场缺乏正规金融市场那样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借款人必须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债务追索方式。此时，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转移剩余资金将是借款人的最优选择，单次博弈选择使得群体惩罚机制①失效。

在民间借贷利率特征与决定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多为的经验性研究，较为深入的仅有王一鸣与李敏波的NASH议价模型以及程昆的改进模型。王一鸣、程昆的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决定机制，其结论也能较好的拟合客观现实。但是该模型建立在标准债务合约假设之上，认为合约的执行没有问题。然而上述民营企业家“跑路”现象让我们对其假设的合理性及其结论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产生质疑。一方面，模型假设借贷合同仅仅限于有限责任，即仅用贷款项目的收益偿还贷款本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借款者投资项目产生的实际收益未达到偿还放贷本息之和，甚至远低于贷款本金，放贷者也只能获得项目实际收益，而不能对项目资产进行干预。然而，民间借贷的现实情况是，若放贷者获得的回报小于其能容忍的下限，他们往往会采取一切手段以弥补其损失。另一方面，模型假设合同实施无问题，即借款人一定会用贷款项目的收益来偿还贷款的本息。而事实是，借款人获得项目收益后不一定会用来偿还放贷者的本金，即借款人有可能转移项目收益，而放贷者和公正的第三方并不能观测到项目收益的具体情况，即贷款合约是不完全合约。因此，考虑借款者的转移资产的可能性（如跑路行为）与放贷人暴力追索的可能性是进一步研究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方向。

五、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的途径

（一）引导建立债务偿还协调机制

如同我们在文中叙述的一样，债务偿还机制的缺乏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殊的债务追索方式使得非正规金融市场特有的群体惩罚机制失效，一些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行为成为必然违约的一次博弈过程。引导建立合理的债务偿还协调机制，一方面能够有效减少借款人的违约行为，降低借贷双方的损失，同时也将大大降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风险水平，有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更合理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机制，因为合同不完全性的重要经济含义之一是交易收益的分配还要取决于缔约方事后的讨价还价能力②。违约或破产以后的债务重组过程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模型，并改变最终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显然，这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利率水平。

（二）构建合适的非正规金融利率定价外部环境

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一步明晰民间借贷界限，以便于加强对合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保护，同时加大对高利贷等非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打击力度，以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成立专门为民间借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咨询服务的民间借贷咨询服务机构，以引导民间借贷利率的规范化定价。合适的外部服务体系的建立，将为非正规金融利率形成与定价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三）完善非正规金融利率监测制度，提高非正规金融利率监测数据准确性

由于非正规金融利率属于私人信息，借贷双方出于对自身及家人的保护以及怕露富等顾虑，往往不愿积极主动的配合借贷利率监测工作。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介，宣传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工作的目的、意义和作用，进行相关的政策解释，消除民间借贷参与人的疑虑，另其积极主动地配合调查，真实反映民间借贷情况。另外，由于民间借贷市场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民间借贷监测工作应结合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合理确定、筛选民间借贷利率监测点；同时，根据民间借贷发展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监测方式，以便真实、准确地监测民间借贷利率实际情况，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来源、资金运行、利率变化等情况。民间借贷利率的实际情况的准确把握对于民间借贷利率定价机制的完善、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定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