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寻找“人大”代表

30年前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从1975年1月13日开到1月18日，紧紧张张地开了五天，会议从内容到形式，尤其是保密之严格，都使代表们终生难忘。

江苏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团一百四十多人，是个大团。通知来得很急，指定由当时江苏省的第一把手彭冲同志负责通知、召集，按时到北京指定地点报到。彭冲把通知代表这件事交给了我。他说：“这件事很重要，很具体，也可能有点嗦，一定要保密。”说完对我笑了笑，补充一句：“对老婆也只能保密。”

我拿着一份代表名单，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拎着两大口袋代表档案材料，我们俩躲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忙了三天四夜，给代表们发出口头通知。当时严格规定，只能通知本人，不可以让代表的亲属或领导转告，这是纪律。我们由远而近，先难后易，逐个寻找代表，即先通知苏北边远地区或在基层工作的代表，后通知在省级机关或南京市的代表。那个年代，不要说手机，普通人家连电话都没有安装，通知工作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至今仍然难忘的，是通知徐州地区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真把我找苦了。她叫许一新，是丰县大沙河果园的工人，一位赶大车的姑娘。电话打到大沙河果园，说“许一新回老家过年了”。问他们“老家在哪里？”回答“不知道”。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还是“不知道”。一问三不知，我们有点灰心了。但转念又想要对这位代表负责，参加五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对她意味着就是一生的荣誉。于是，我们从她的档案材料中寻找线索，得知她是宜兴人，老家在宜兴某乡。

组织部副部长建议找这个乡的乡长打听，我却主张找乡派出所所长打听，副部长同意了。我们很快找到了派出所所长来接电话。我在电话中说：“省委组织部要找许一新，你知道这个人吗？她是在徐州插队的。”所长回答：“知道这个人，但不知道在不在家。”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请你去通知她，立刻到派出所来等我们的电话，半个小时之后我再把电话打过去。”

挂断电话，我很高兴，总算找到许一新了。可是当我再把电话打过去时，所长却说“许一新今天早晨搭车回徐州啦！”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心里直抱怨许一新为什么不在家多住一天呢？我赶紧问所长：“到长途汽车站有多远？”所长一口宜兴话：“蛮远格，蛮远格！”我赶紧放下电话，接通了长途汽车站的站长室。我曾经多年在苏南农村工作和生活，知道长途汽车站站长室里有电话。我找到站长，对他说：“务必请您用大喇叭呼叫一位去徐州的旅客许一新先来接个电话，一定不要让她上汽车”，“喊一遍不行，喊两遍、三遍，一定要喊到她。”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也只存有一丝侥幸心理。如果许一新已经上了车，到徐州便是深夜，今天肯定找不到她了，她会错过报到和集中的时间，可能还会失去参加这次大会的机会。然而，奇迹出现了，电话那边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竟是个女孩儿的声音：“你是谁啊？谁找许一新啊？车马上要开了！”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找到了她。

当天晚上，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车，为江苏代表团打前站，安排会务。临行前我对太太说：“我去苏北调查，去多少天还不知道。”第二天中午我走出北京火车站，手里拿着一张《新华日报》，这是同北京会务组的代表接头的暗号。非常顺利，很快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迎面走过来，低声问我：“南京来的吗？”他看了一眼我手上的报纸，将我带上一辆汽车，送到一个地方，交给另外一些人，原来他只管这一段。随后我被送到了江苏代表团的所在地――西苑大旅社。

当江苏代表团到北京报到时，我注意到一位短头发、黑红的脸、雪白的牙齿的姑娘，我说：“你就是许一新吧？找得你好苦啊！”许一新浅浅一笑，伸出手来同我握手致意。这是一双大手，手上全是厚厚的老茧。她说：这是几年甩鞭子赶大车磨出来的。

一年半以后，我离开江苏去了上海，也没有再见过许一新，但却让我记住了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