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公开对流言控制的意义

【摘要】近年来,政府面临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流言的传播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健全完善的政府信息机制,是有效遏制流言与谣言传播的关键措施,对于减弱危机事件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力也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试以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为基础,应用相关传播学原理,分析政府信息公开对流言传播产生的重要控制意义。

【关键词】政府 流言 控制

随着近些年来,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增多,人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在危机事态下控制流言传播的问题上,政府信息公开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流言止于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危机管理工作中被普遍认同的准则。

一、政府信息公开可有效控制流言传播

从传播学理论上看,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我国传播学专家陈力丹教授曾提出流言传播的一个公式,即:“R= i×a/C,R是指流言(Rumor),i是指流言内容的重要性(Importance),a是指所涉事情的模棱度(Ambi-guilty), C (Critical ability )是指公众对流言的批判能力。”①这个公式形象地说明了流言的传播特点。即事情越危急,信息环境越模糊,人们接受流言的可能性就越大。从某种程度上说,流言的传播多数处于社会公共危机的背景之下。

1、政府信息公开可迅速辟谣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社会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例如2010年4月14日发生的玉树地震。它带有显著的危机特征:首先属于突发自然灾害,波及人群数量较大,造成人们集体紧张,同时,其突然性、紧迫性以及相伴而来的不确定性和威胁性又迫使相关决策集团必须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有风险的决策。因而政府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能否迅速的通过媒体发送信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成为控制危机事态发展和流言“蔓延”的关键点。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提出的关于危机处理的“三T原则”其中也将“尽快提供情况”作为首要原则。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时代,人们接触媒介是为了获取信息,满足知情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拟态环境之中,已经很少去亲自接触这个世界而达到认知的目的,几乎都是通过传播媒介。这样一来,这种信息环境就可以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并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当身处非常时期,政府能够及时突发危机事件的有关信息,迅速占领信息传播渠道的制高点,营造维护正常稳定的信息环境,那么公众的眼中不再有秘密,流言自然没有市场。

2、政府信息公开可减轻流言影响力

作为危机管理者的政府从自然界和社会等信息源获取危机识别信息,即“人们借以识别危机性质和危机现实状况的信息。”②,并由此制定出“采取何种适当行动应对危机从而减少损失或避免损失的”③危机应对信息。这两类信息构成了危机核心信息。随后政府将危机核心信息源源不断地发送到各类媒体单位,接着由新闻媒体进行编码,使之适宜信息接收者理解,通过信息通道传输,最终到达“客户端”,也就是受众的符号储存系统,通过解码,最终接受者获取到危机核心信息。当然在传播过程中,会存在噪音问题。如何减小流言这一“噪音”的影响,这涉及到控制论中“去伪存真”的滤波法。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中写道,“滤波的问题就是尽可能恢复一个被噪声干扰了的信息流的问题。”④。那么如何恢复?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信息带上“情调”,使信息和它的重要性放在一起传递出去。政府信息公开,就是一种提升信息重要性的方式。“传播学认为,传播的效果(劝服的力量)取决于传播来源的知名度、可信度以及动机;传播的‘威’、‘信’越高,动机越纯粹,劝服的效果越好”。⑤当突发社会公共危机发生时,流言的广泛传播与公众的好奇心和情绪上的恐慌有很大关系,此时政府能够有效的将至关重要的危机核心信息传达给危机利益相关者,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作为行动的根本动机,无疑可以提高自己的“威”“信”,更重要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增强政府传播过程中的说服效果。即使一部分群众已经接收到流言,也不会轻易接受流言。因为流言在政府公布的事实面前已变得苍白无力。

3、政府信息公开能够设置社会议题

在突发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有权利也有能力决定将什么信息作为危机核心信息和屏蔽什么样的信息。这就赋予了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上来看,这其中包含着政策议程、传媒议程、公众议程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政策议程影响并决定着传媒议程,并且政策和传媒议程会对公众议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公众议程也对前两者起着反作用,简单来说,公众意见会对媒体的态度,政策的制定实行起着基础性的影响作用。

这也正是反馈的作用。在控制论中,“反馈是指把给定信息作用于被控对象后所产生的结果再输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这一过程。反馈机制是一种以结果的反应来作用于原因的机制。”⑥反馈信息是危机管理者决策行动的重要依据。

面对危机事件,就如同面对一个“黑箱。”作为危机管理者的政府部门,需要向“黑箱”中输入信息,即进行必要的政府信息公开,然后来观察危机事件下舆论的走向,也就是身处“黑箱”中大众反馈出来的信息。简而言之,政府设置议题,最终获取必要的舆情信息。流言,也是一种舆论,不过是在应激状态下公众想要获知信息,政府却没能满足公众愿望而产生的一种畸形舆论。也就是危机事件下舆论这一“黑箱”产生了负反馈。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危机管理者需要进行调整,调整社会议题,从而在源头上杜绝流言的产生。

二、政府信息公开可提升政府形象

美国社会学者西部塔尼曾说到:“传闻是社会非正常状态下的一种自救行为,它的流传与肆虐并非人民之病而是体制之病。”不健康的舆论生态环境是滋生流言的土壤。以信息论的视角来看,当正常社会秩序受到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极大破坏时,社会“稳态”便被打破。因而,危机发生时,作为决策者的政治家当机立断制定决策,“扮演”具体实施者角色的政府行政官员迅速及时有效的信息,制定危机应对计划,就能够减小社会信息系统内的这种不确定性和无序性,保持社会稳定。日常对于舆情的监测也应作为我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防微杜渐才是控制流言的最好措施。危机的发生通常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时期、爆发时期、后遗症与恢复重建时期。对舆情的实时监测,有助于政府部门能够及时发现某些危机事件的征兆、迹象,从而在潜伏时期,化解危机事件,避免日后更大的损失。不仅如此,即使某些危机事件已经发生,爆发后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后续的恢复重建工作都需要以舆情作为指针,形成科学有效针对性强的危机管理体系。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就使我国政府的信息制度常态化、固定化。汶川地震的信息措施就是条例颁布后一次成功的尝试。近两年发生的多起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自然灾害都按照条例的规定,公开信息,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三、政府控制流言传播采取的主要措施

伴随层出不穷的各类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我国政府对危机事件的管理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从主观经验走向系统化的制度条例。从制定信息策略,部署危机应对措施,控制流言传播,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我国政府基本上遵循了新闻传播的规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首先,积极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实现政府信息公开

如青海玉树地震就借鉴了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成功的新闻机制。距离玉树地震发生仅半天时间,4月14日中午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新闻中心就召开了第一次新闻会。向外界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并公布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具体数字。之后,中央、地方召开了一系列新闻会,为我们不间断的传递危机核心信息。这就为公众提供了一条可靠的信息选择渠道,使其面对复杂的信息选择的可能性空间时,不会感到迷惘。“控制,归根结底是一个在事物可能性空间中进行有方向的选择过程。”⑦因而这也正所谓用信息控制信息传播,通过完善的新闻制度,控制流言传播,占领舆论阵地。

其次,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报道,提升政府感召力

玉树地震救援期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的直播专题栏目《玉树大救援》坚持延续了汶川地震时央视直播特别节目《关注汶川地震》中重要新闻人性化的报道方式,将胡主席出访提前回国,前往玉树震区;温总理推迟出访赴灾区指导抗震等俗称的“硬新闻”,以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进行报道。通过电视荧屏,通过媒体细致的特写报道,危机管理工作中的政治家对于广大受众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救灾行动中必不可少的决策者,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政府感召力在媒体这一大众平台上得以升华。

不仅如此,从历次危机管理工作的得与失中,我国政府认识到加强同专业科技领域人士合作的重要性。专家学者作为某一领域的权威,其专业背景有助于帮助政府分析危机,解决危机,帮助政府在较短的时间内确定度高的危机信息。从而消除公众恐慌,以防在危机情况下,非理性的发生。甲型H1N1流感病毒至今仍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但公众一直在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面对这场危机,而没有发生“非典”时期大规模的恐慌现象。可以说,这就要归功于在政府危机传播过程中,权威专家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在第一时间为公众解读病理病因,宣传科学有效的预防方法,坦诚公正的承认事实,消除流言。

结语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流言的产生发展代表着人们的知望。建立科学完善的政府信息体制,是维护公众知情权,控制流言传播的关键之举。更重要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是确立以服务公民、追求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府新公共服务观的必要前提条件,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形象。而形象的提升,随之而来的将是一届政府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提高,这也是在遇到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因而,政府信息公开对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和谐发展的控制意义是深远和值得思考的。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恐慌的舆论止于信息公开》,《新闻实践》,2003(6)

②③钟欣:《危机传播:信息流及噪音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34:43

④【美】诺伯特・维纳:《控制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⑤李智:《国际政治传播:控制与效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3

⑥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26

⑦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作者:,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9级研究生;阿斯买・尼亚孜,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编:叶水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