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与产业模式研究

摘 要：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的分配理论与方法，建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核算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固定资本存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制度创新、劳动力增长、环境外部性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研究表明，运用高科技及现代化农业运营方式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将成为推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农业经济发展；分配理论；产业模式；生态农业

中图分类号：F3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1-0107-06

揭示并研究农业生产中投入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揭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对于制定新时期（2007―2020年）的农业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内学者对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时多采用生产函数法。较为重要的研究有朱希刚等较早地定量研究了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他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出了中国在各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五”至“九五”）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分别为：19．92%、负值、2．29%、16．36%、26．28%、34．84%、27．66%、34．28%和45．16%。[1]林毅夫等则认为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因素同等重要，在他的分析模型中，将土地、劳动、资本、化学肥料作为农业常规投入变量，同时建立其他6个非农业常规投入变量（转变为家庭责任制（HRS）的生产队百分比，市场价格与制造品投入价格的相对价格指数（MP)，超购价格与制造品投入价格的相对价格指数（GP)，非谷物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NGCA)，复种指数（MCI)，时间趋势（T））用以估计农业制度变迁、价格调整、市场改革和技术变迁的影响。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得出制度因素是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的结论。[2]刘艳等选取了农业机械总动力、受灾面积、耕地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林牧渔业劳动力5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耕地面积和农业化肥施用量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又以耕地面积即土地资源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劳动力的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起着阻碍作用，而以劳动力投入的影响较为明显，机械总动力影响较为微弱，其它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3]杨振宁等设计了8个变量，分为4组来分别代表自然资源、资本投入、劳动投入、技术进步这4个影响因素。通过对1985―2004年数据的分析，得出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劳动力质量和技术进步起主要作用。并由此提出建议，认为国家在制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时，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上。[4]陈卫平用非参数的Malmqusit指数法,研究了1990―2003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时序成长和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 1990―2003年期间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 59%,其中,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5． 48% ,而农业效率变化指数反而年均下降2．78%。从各省区情况看,测算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除云南、内蒙古、上海、贵州和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外,其它24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实现了正增长。[5]乔榛等在土地、劳动力、化肥和机械投入等因素外引入了制度因素变量，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全国总生产队的比重、农业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比例、农业税与农业产出的比例关系、财政涉农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代表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增长的影响。通过对1978―2004年经济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出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有着突出贡献，并提出建议，应该把农村经济制度创新作为实现农业持续增长的主要思路[6]。方鸣则认为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劳动投入、物质费用投入以及土地三个方面。在考虑劳动要素投入时，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率给劳动力人数加权，作为反映劳动要素投入的指标。通过对全国、东部及中西部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中西部地区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并非仅仅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的投资，更应重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7]

应当指出，上述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林毅夫等认为制度因素和技术进步因素同等重要、乔榛等得出制度变迁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等等，都是符合实际的。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定论，也没有公认的成果。并且，很多研究考虑的因素不够全面，所使用的生产函数法等方法也不够新颖，因而还需要在新的理论方法指导下进行新的开拓性研究。

一、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模型

(一)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的分配理论认为，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了劳动力、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及固定资产投资）、知识（包括人力资本存量以及科技新知识等）以及制度因素外，经济环境外部性（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外部性因素对农业经济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自然环境恢复、治理和污染防治的成本增加等环境压力成本，包括农村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社会因素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成本，还包括农产品与工业品的剪刀差，落后区域成熟人才向先进区域流动（由此造成落后区域的人力资本流失），落后区域远离市场中心地，以及先进区域与落后区域的政策环境的变化等等。[7]

(二)经济发展核算的分配理论模型

从分配角度来看，农业生产总值（增加值）可以分解为劳动报酬（广义的劳动报酬包括工资、社会保障、相关税收等）、资本收益（广义的资本收益包括折旧、投资者分得的利润、利息、相关税收等）、用于提高扩大再生产及创新能力的“公积金”等。这可以表述为：

农业生产总值=劳动报酬+资本收益+用于提高创新能力的部分+其他 （1）

这里的“用于提高创新能力的部分”（cSD/K+dSH/L）类似于股份公司账户中的“公积金”，是独立于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之外的“剩余项”的主要部分，是提高创新能力（扩大再生产和新产品生产能力）的源泉。这样，把（1）写成定量形式就是：

在式（2）中，α、β、γ、δ、a、b、c、d是参数，他们由制度和环境外部性决定；aLαHβSγDδ代表劳动报酬，bK代表资本收益，cSD/K+dSH/L代表创新能力，u代表“其它剩余项”。

按照上述模型，可以通过求全微分的方法建立起经济发展模型，确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力、人力资本、科技投入、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制度因素及经济环境外部性的关系，从而把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从生产要素的观点看，固定资产存量K和固定资产投资D是两个固定资本要素，而人力资本H和科技新知识S是两个知识要素。

在式（3）中，y是Y（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率（经济增长率），k是K（固定资本存量）的变化率，d是D（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率，s是S（科技投入）的变化率。h是H（人力资本）的变化率，l是L（劳动力）的变化率，q是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是经济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式（3）中的各参数α、β、γ、δ、a、b、c需要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确定，而制度创新贡献率的测算则需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环境外部性影响率”则是“去除各种因素后的剩余”，采用余值法来测算。[7]

(三)劳动报酬模型

以劳动力（就业人数、劳动小时）L乘以人力资本H（人均受教育年限乘以劳动力人数）的对数logHL，固定资产投资D乘以科技投入S再除以劳动力L后的对数logSD/L为自变量，以劳动报酬B的对数logB为因变量，对中国农业1978―2004年的数据(详见表1)对数化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便可以建立起劳动报酬函数模型（即模型2中右边的第一项）。

数据来源：增加值（当年价，亿元）、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当年价，亿元）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农业科研机构总经费（当年价，亿元）来自申红芳等“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科学管理研究》2006，6）；人均受教育年限（年）来自张藕香“中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差异的成因及对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总65 期) 2006 年第4 期），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例来自《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年鉴》；固定资本存量/农业增加值来自Jrg Scheibe的“THE CHINESE OUTPUT GAP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1978-2002”。

以产出Y减去劳动报酬B为因变量，以固定资本存量K、创新能力SD/K，知识SH/L为自变量，对中国农业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建立Y-B的函数模型（模型5），这一函数模型称为“剩余值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了各种计量经济学检验，详见表5、表6和表7。

模型（6）中各变量的含义是：Y为农业产出（增加值）；L为劳动力（就业人数、劳动小时）；H为人力资本（人均受教育年限乘以劳动力人数）；D为固定资产投资；K为固定资本存量；S为农业科技投入，结果见表8。

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因素分析与产业模式选择

表8是利用综合模型（6）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因素分析的结果。从表8可以看出，1978―2004年平均每年人力资本的增长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了31．5%，而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都达到了2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1%，制度创新的贡献率为10%；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为6%，而环境外部性的影响率为-3．5%。

（一）常规投入因素对农业经济发展贡献的分析

将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劳动力这三项因素看作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常规投入因素。通过分析，劳动力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高，仅为6%，说明中国农业生产率逐步提高，农业已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开始转变。固定资本存量与投资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总和为33%，说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依靠资本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已有较大增长，但由于中国农业处于弱势现状，合理增加并有效利用资本投入依旧是实现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影响农业产业模式选择的因素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从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以及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分别为10%，31．5%和22%。而这三方面恰恰决定或者影响着中国农业产业的模式选择。这三者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高达64．5%。下面对这三个因素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同时从这三方面分析农业产业模式选择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1．制度创新中可持续发展观的地位

制度创新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10%，农业制度创新具体体现在农业体制改革，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选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农业税费制度改革，农业政策、农业投入的调整等方面。其中，农业产业化选择方面，建立在循环经济理论上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农业产业化）成为极其重要的部分，是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选择的最佳模式，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选择。

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度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推动主要来自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林毅夫等对1978―1984年中国的农业增长进行的分析中，认为代表制度变革的各变量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了48．6%，其中仅农业体制由生产队转变为家庭责任制一项的贡献率就高达46．89%。但林毅夫等认为，家庭责任制转变所带来的经济一次突发性增长已于1984年左右释放完毕。

因此，我们认为1984年以后制度创新的贡献主要来自农产品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乡镇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农业可持续发展观等诱致性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从1985年底开始，以放开农产品价格和政府管制为标志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开始进行。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开始逐步地建立与完善起来，并且随着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由数量的增长到提高质量和数量并重、由产加销相对松散到产加销有机结合并逐步形成企业与农户双赢的利益共同体、由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截止到2004年，中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超过10万个，带动7 000多万农户，每户年均增收1 000多元。在市场化走到现在的时候，制度因素中最重要的起最关键作用的则是国家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循环经济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导思想。要求发展农村经济要保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纯粹的经济效益提高转变为包括生态效益在内的农业综合效益提高，从单纯“量”的要求转变到以“质”为前提的量的增长。

2．承载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人力资本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通过美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今后促进农业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不能只靠土地、劳动力数量、资本的增加，而是要靠人们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农产品流通改革的深化和农产品市场国际国内一体化的推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农民的经营管理水平将同农民的知识、技术水平一起成为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

通过我们的测算，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31．5%，可见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农村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人力资本是科技进步在农业中应用的载体，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经营者是具有文化科技水平的人，因此，本文作者认为人力资本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31．5%中，实际是包含了大量科技发展成果即科技进步对农业发展的贡献。比较突出的表现为部分具有现代农业技术知识以及经营理念的生产者选择了体现农业高技术含量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获得了比以往化肥农业及传统农业运营条件下高出数倍的经济效益，同时极大保护农业耕地资源并突出实现了农业生态效益，实现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3．科技进步是生态农业产业化选择的必然

科技进步作为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对农业经济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经济增长均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仅为21．9%。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结果（21．9%）与朱希刚等的研究结果相比明显偏小。这是由于朱希刚等的研究采用余值法，认为除了物资、劳动力、土地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外，其余的农业经济发展部分均由科技进步引起；而我们的研究综合考虑了劳动力、固定资本、投资、制度创新、人力资本、以及科技进步等多方面的因素，将劳动力、固定资本等常规增长因素以外的部分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

而有测算表明，在美国的农业产出增长率中，科技进步率所占的比率已达到81%左右，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的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就已达96%。经笔者文献研究，美国和以色列农业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之所以相对极高，正是因为他们早以采取了生态农业的产业化运营模式，采取农业高科技支撑下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使农业摆脱了传统石油农业经营模式下的农业生态环境恶性循环的状况，不再需要以高化肥投入和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高产量（这种情况下，高产量并不一定代表高效益），这样既减少农业的投入又获得了高效益，并且保证了农业产品的安全。

三、结 论

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中国农业高效、高质增长的必然选择。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保持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劳动力这三项影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常规投入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国要实现农业的高效益增长，其关键因素就是必须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而其采取的具体途径就是加快推行生态化农业并实现生态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是中国农业高效、高质增长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朱希刚．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

［2］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 刘艳,陈顺长,陈彦．中国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界(下半月),2006,(10)．

［4］ 杨振宁,朱镇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典型相关模型的计量分析［J］．统计教育,2006,(10)．

［5］ 乔榛,焦方义,李楠．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增长――对1978―2004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6,(7)．

［6］ 方鸣．影响中国农业产出绩效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市场周刊（研究版）,2005,(8)．

［7］ 姜照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分配理论――对十五个国家的测算［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9）．

［8］ 马建平，孟燕红．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后的农业安全与发展［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6，（1）．

［9］ Wen, G． Z． 1993．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a's Farming Sector:1952-1989［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3)1-41．

［10］ McMillan, J． J． Walley，L． Zhu． 1989．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7(1989):781-807．

［11］ Lin, Justin Yifu． 1991b．Prohibitions of Factor Market Ex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Choice in Chinese Agricultur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7(4):1-15．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