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遭遇税收之惑

纳税是全世界每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拥有的共同义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向纳税人提供免费的公共物品，可以算作是对其纳税行为的种回馈或者补偿，特别是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

现实是，中国税收增长的幅度惊人，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幅度。但政府还是在“每年6000万以上的灾民、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上数字不可简单相加)面前捉襟见肘，这也是召开中华慈善大会的背景，政府需要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赠。

2005年3月，国务院首次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至2010)》(简称《纲要》)特别指出，推动完善慈善税收减免政策的前进，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引导作用，保护公众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然而，在捐赠免税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却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免税”的现实问题

2010年，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为“身份问题”引来舆论热议。“身份”之所以对非营利组织重要，不仅仅是合法性的问题，还潜在着发展空间的大小。

根据现行规定，个人或企业捐赠实现税前扣除必须向非营利组织捐赠才能享受这一优惠。

中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施行的是审批制，只有被批准成立的非营利组织才能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北京市朝阳区和通州区接壤的一个村子里，生存着全国第一家专门为自闭症患儿提供助残服务的民间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简称星星雨)。2010年星星雨17岁了，在双重登记制度下，它依然是非营利组织里的“黑户”。

每当合资企业或国外企业为星星雨捐款时，因星星雨不能给捐赠方开出可以享有免税待遇的发票，都会遭到对方的质疑而导致许多大的捐助款项流产。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此表示，当今的制度环境，比以前更为宽松了。

王振耀指的是2010年5月，一部名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的法规草案。草案中有“社会组织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可以直接登记”的条款。现实中，“试水”幅度显然未及星星雨这类组织。

据民政部的梳理，我国曾一度有20个左右基金会和社会团体享有对捐赠人税前全额扣除的资格，还有50个左右为税前按比例扣除的资格。然而，按照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的统计，中国有300万个非营利组织，其中登记的只有29万家。数字相差之悬殊令人瞠目。据业内人士称，资格获取，个别公关很重要。

此外，慈善税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各吹各的号”现象。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向重庆市慈善总会捐赠，企业可享受税前扣除3％以内所得税、个人税前扣除30％以内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但捐赠者向广东省慈善总会捐款，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而广州市慈善总会又执行与重庆市慈善总会一样的政策。

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提出，我国虽有对慈善捐赠和慈善组织免税的法律依据，但具体怎么减免?程序怎么走?怎么申请获得这个资格?这一块需要配套措施、配套制度跟进。

“免税”的法律困境

2010年7月底，国务院法制办在苏州召开了中英慈善立法研讨会，主题之一，便是进一步明确慈善组织应当享受的税收优惠和对慈善财产依法进行管理使用的权利保障机制。

知悉慈善法立法进程的清华大学NG0研究所教授邓国胜表示，慈善法是否会规定注册的慈善组织就能享受税收优惠，很难说，因为慈善法不能与现有的税收法律相冲突。

难点之一是减免主体。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属于免税收入。但现实是并非所有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均可免税，还需区分营利性收入和非营利性收入，前者需要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才可免税。

在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看来，慈善基金会的收益并不分红，因此，基金会的投资收益，应该享受税收优惠。但是，这些呼吁，在中国当下税收制度框架下，长时间内并未带来制度改观，而且国家财税部门对“免税收入”持越来越谨慎的态度。

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至今，财税部门在确认慈善机构的免税收入时，门槛明显抬高。为政府提供服务获得的收入、收取的会费、银行存款利息等收入都作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之所以如此谨慎，主要是因为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些企业和个人开始利用慈善机构进行避税、洗钱等违法活动。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就要想方设法堵塞任何可能存在的漏洞，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现实中，慈善机构为了实现对现有善款的保值增值，进行一些营利性的活动不可避免。据美国著名的民间组织研究权威机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世界32个国家捐款渠道的比较研究：12％的捐款是来自私人性质的；35％是来自政府提供；53％是来自各种服务性收费和盈利。如果对这部分收入征税，无疑会侵蚀善款带来的收益，不利于更好地发展慈善事业。

但中国非营利组织极其庞杂是税务部门不愿轻易减免税收的背景之。在没有相应的“公益认定”机构的前提下，难以明确哪些非营利组织确实在做慈善事业。并且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法律和规章制度，是通过各税种实体法分散体现，这些法律法规本身存在立法层次不高、内容不完备，以及彼此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税务部门担心完全放开会陷入一片混乱。

两难的境地使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呼唤更完善的法律环境。《美国慈善法指南》作者阿德勒曾指出，一个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有一个对慈善事业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

“免税”的制度建设

社会各界寄希望于慈善法的出台来规范所得税优惠政策，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专家杨团的说法是：

“捐赠后的优惠政策在税法制定上存在问题，但执行上更有问题。”

对此，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05年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亲身尝试的免税程序。办理捐款退税至少需要十多道手续，复杂的规定让人眼花缭乱，一般人索性直接捐赠了，更何况目前很多捐款人并不知道自己有这项权利。

曾经有记者就“为海啸灾区所捐善款是否免税”这一话题采访了普通民众。受访者中，有80％以上的人为印度洋海啸灾区捐了钱，95％的人没有享受到捐款免税的优惠，90％以上的人不知道捐款免税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动辄就讲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年代，在免税扣除制度安排上，纷纷呈现出向“人性化”靠拢的趋势。

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捐钱捐物支援灾区时，他们的确是无私的，更没有想到什么“优惠”。但是，这并不说明制度建设的不重要。正如王振耀所述：

“如果税法中有一个更合理的规定，如果免税程序落实得更快，中国的慈善捐赠很可能发展到相当高的地步。”

链接：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2条，符合下列条件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一)依法登记，具有法人资格；

(二)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且不以营利为目的；

(三)全部资产及其增值为该法人所有；

(四)收益和营运结余主要用于符合该法人设立目的的事业；

(五)终止后的剩余财产不归属任何个人或者营利组织；

(六)不经营与其设立目的无关的业务；

(七)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八)捐赠者不以任何形式参与社会团体财产的分配；

(九)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部门等登记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