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和谐

摘要： 民族意识的兴起是全球化和现代化时代的普遍现象。它在展现民族个性和民族聚合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多民族国家国内治理的中心议题：如何保持民族文化归属感与共享的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和谐共生关系？针对这一问题，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基于学理层面的回答均显露了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民族意识的产生大多与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关，多民族国家应通过规范的制度设计，建立公正的利益调适机制，保障各民族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合理权益的实现，以造就国家认同的合法性资源。

关键词：民族意识；民族群体利益；国家认同；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07-06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al Harmony of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SHIPei-li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2，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the general phenomenon of globalization in modernized era. It has proposed the central issue that how to manage in the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while representing national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cohesive force of nationality：how to keep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in national culture and shared sense of affinity for national politics? To this question，certain limitation has appeared on the basis of scientific principle for various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s in the west. Because the formul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mostly correlate with interests demand of the national colony, multi-nationality country should set up just interests adjustable mechanism through standard system design, and then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colony's rational rights，especially interests of ethnic minority，in order to bring up the legitimacy resources of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ational colony's interest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rmonious society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及政治文化归属意识，它曾以强大的动员性和感召力在近代民族国家的缔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有关民族意识和认同的话题依然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聚集点，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意识的日渐勃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构建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保持多元化的民族利益诉求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中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理性地看待当下民族意识的发生，以合理的制度设计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稳定发展格局，应是当代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民族意识与民族国家的整合

国内民族学者一般认为，民族意识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二是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或者与共同的历史文化、习俗规范、集体记忆相关，或者是基于对特定的政治价值、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无论维系民族认同的纽带是种族血缘抑或是政治原则，民族意识都有其鲜明的指向，即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感和相对于“他者”的区分意识。

由于归属感和区分意识是在一个主体多元的社会关系中展现的，因而其指向性就成为解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关键。在早期民族国家缔造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为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吁求，人们对民族的利益关切往往是与更大范畴的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相联系的，因为在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描述中，只有民族国家这一真实而非“想像的”共同体才能为民族的生存提供必需的利益前景，如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经济生活的发展、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以及政治权力的分享等，因而爱国主义和“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最为强劲的情感纽带，民族意识主要体现为超越单一民族的“国族”意识，崭新的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巍然屹立于欧美大陆就是典型例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而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生存危机更加凸显了“保国”与“保种”的一致性，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内各民族因共同的历史文化、政治诉求和发展理想而逐渐聚合成为一个强大的国族――中华民族，并创建了一个实质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而今，热血澎湃、风云激荡的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年代已然远去，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新一轮民族意识的兴起、涌动正在考验着民族国家的内聚力，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2]如何解决民族自我意识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各民族和谐共生，已是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虽然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共同的政治价值、文化准则和经济生活已将各民族的利益、福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语言和和文化的差异性，国族意识不可能取代、消解民族意识，后者的存在既是“多元一体”的本质特征，又显现了“一体”与“多元”间的矛盾纠葛，以近期中国国内一份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为例，在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利益何者为先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持此观点的最低比例只有68.75%[3]，可见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各民族对本民族利益的关切度的提升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加剧，导致了各民族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由于历史地域、传统观念和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往往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它们在技术天赋、股本以及文化特征上的差异会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4]这使得各少数民族群体对自身经济处境和经济参与能力产生了空前关注，要求分享现代化利益的意愿日趋强烈。

其次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现代政治分析的视角看，民族国家的政治威望和内聚力主要基于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对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些产品包括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诸如确保物质福利和社会地位在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分配、确保多民族社会所有成员的人权和尊严等。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的扩展，人们所“接触的是一个在生活富裕、人民参政的社会中发展的模式。”[5]但是，对许多后发展国家而言，公民政治尚处在发育时期，公共物品的短缺使其无法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愿望，特别是在文化同质性不高的情形下，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而其民族自强意识日益显现。

第三是语言和文化同一性的影响。冷战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力的减弱、文化多样性共识的形成以及国家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一切个人和群体的文化归属意愿的实现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一些民族文化群体纷纷从本民族的神话、宗教和历史记忆中寻求精神皈依。“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一情境，深刻揭示了语言和文化同一性的聚合力，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文化群体的认同感由此而加强。

民族意识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心理活动抑或是作为民族存续的情感符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体系内，民族意识的存在，不仅保存弘扬了各民族群体久远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新景观，而且民族自强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的增强更是为各民族群体最大限度地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使他们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代社会提供的教育、技术、学识和大众传媒来实现自我发展的追求。

不过，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民族意识的兴起却有其两面性，它在展现民族个性和民族聚合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增加了多民族国家国内治理的难度。由于民族意识的发生大多与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关，通过怎样的利益调适机制，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关切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需求、力求民族意识与国族观念的有机统一，这既是对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智慧的考验，又关涉到民族意识诉求指向的演变。

二、民族与国家的和谐共生：多民族国家整合的中心议题

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依赖于国民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与共享的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和谐共生，这种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内聚力的重要社会基础，以至于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族国家构建”[7]。但是，在各民族的差异性普遍存在的情形下，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和共同祖先的传说基础上形成的内聚意识依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情形下，“民族国家构建”并非易事。

20世纪前半叶，世界范围内在民族政策上曾出现过两种思潮，即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种族主义从人种生物学的伪命题出发，曾与法西斯主义、暴力恐怖活动结盟，制造了现代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杀戮，无情地打击了自法国革命以来被视为西方文化圭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而且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的推行更是极大地剥夺了弱势民族群体的基本人权，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最终伤害了国家的凝聚力；同化主义则无视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借助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权力机制，强行推广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以此消解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特性和传统文化，试图在单一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整合。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国内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意愿日益高涨，种族主义因其反动性而被历史唾弃，同化政策也倍受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社会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定义他们的国家”[8]。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率先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策为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人们和睦共处、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平等融合提供了新范例。虽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解读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它所倡导的尊重差异、包容他者、文化平等的基本理念却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认可，并成为其处理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政策导向，这些理念主要包括：第一，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它不断给予成员以社会意义与安全感。第二，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统一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不矛盾，应该接受文化的多样性。第三，把社会群体间的平等看作多元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努力让少数群体获得展示其文化的机会。第四，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认定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皆具同等价值，只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加以评判[9]。

在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要求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下，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然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与维护国家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考量，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完全化解这一难题。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是主张差异的政治，其主要关切点在于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权利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但它却很少触及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问题，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少数民族群体权利意识的深层内容，当下的民族问题大多是由经济和政治发展机遇的不平衡所引发的。如果多民族国家仅仅从文化平等的层面理解民族和谐问题，无疑会走向另一个误区。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推崇，显示了文明社会面对文化异质性问题时的理性和智慧，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个性的伸张。但是，多元社会运行的前提是要有一种为大多数人同时接受的程序规则和共同的最高价值核心，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制度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对多元文化的过度推崇可能引发认同的混乱，削弱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因此，即便在多元文化主义十分盛行的美国，共同的政治理想依然被看作国家认同的基础，无论种族、文化、历史记忆和宗教如何，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价值的认同仍是成为一个真正美国公民的必需前提。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虽然为各民族群体提供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平等机遇，但面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语言文化的同质性要求与维持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同样无所作为，因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要想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平等地参与竞争并享有各项经济政治权利，就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某些文化个性，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符号。由于语言和文化的意义与“生存机遇”密切相关，那么对主导性文化的竞争也可能会强化民族意识、诱发民族主义的分裂倾向。

总之，以西方尊重个人权利为文化底蕴、以协调多元社会利益纷争为现实目标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思路。不过，正如著名人类学家菲力克思・格罗斯所言，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宽容或多元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持续存在和良好运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元主义的实施需要强烈的统一意识，只有将更广泛的国家认同置于首位的情况下，民族与国家的双重认同原则才是有益的[10]。

随着多元、民主、宽容理念的日渐普及和多民族国家在协调族际关系方面经验的积累，“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资源日益丰富。在汲取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价值的基础上，社群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民主主义等也纷纷从各自的理论视域出发，提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的新设想，如自由主义者认为，让各个民族平等参与并融入共同的社会性文化是社会平等和政治和谐的关键，社群主义者更关注“民族国家构建”中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保护，强调对集体价值的维护等等。

在当代世界体系内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情形下，上述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凸显的民族利益诉求与国家政治整合的复杂关系已是多民族国家国内政治面对的常态问题，不可能在学理的层面得到解决，唯有将保障不同群体的权利考虑纳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决策议程，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个民族群体的平等社会权利和资源分配，培育健全的国民意识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才能维系国家的和谐稳定。

三、和谐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保障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当下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纷争，不仅仅是民族的族属身份认同与公民的政治认同在国家共同体内碰撞与调适的反映，它实质上提出了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协调的问题。

在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内，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12]，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一方面是它所弘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政治理想被共同体内大多数人所认同，另一方面是国家能够按照正义的原则为共同体内所有集团提供福利、安全、自由、教育、消除贫困的政策等有重要价值的公共物品，其中后者是共享的政治价值赖以确立的基础。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大多源于公共物品分配中的利益之争。作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根本价值，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保障各民族群体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由于多民族国家各自的历史传承、文化理念、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民族关系、民族利益诉求并不相同，决定了各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中国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各项公共政策，对探索“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概念的提出和制度确立，显示了中央政府在回应国内的民族利益诉求、保证国内各民族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利益时的战略理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首要前提是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平等和国家法律、政令得以畅行，同时它还意味着中央政府承认各民族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尊重各民族合理的权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在地化（local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的方式，赋予各少数民族群体以最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将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民族语言的官方地位、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权益纳入规范化的政治议程而获得法律的保护。

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创设了重要的制度平台，那么在这一平台上的各项公共政策和具体制度安排则关涉有限的公共物品如何分配、国内各民族群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由于各民族群体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利用制度、谋求发展的能力的不同，因而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权益保障的优惠政策是当今多民族国家的通行做法。

不过，从建构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障少数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实现、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应是推行优惠政策的根本目标。因为无论从公民权实现的方式抑或从文明的多样性价值看，在多民族的共同体内，民族群体的利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是通过作为民族群体一员的身份而实现的，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不仅民族成员的情感归属，而且是组成多元社会体系的重要因子。西方自由主义所谓民族平等、个体权利平等主张下的少数民族成员个体脱颖而出、而整个民族文化母体被边缘化的教训值得深思。

第二，这种对国内所有少数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在资源分配上应摒弃利益博弈的市场规则，以保证所有少数民族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的利益和福祉。多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各民族群体之间获取公共物品的机遇、能力的差异性，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仅应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同时在分配中还应照顾到各民族实际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社会公正为制衡尺度做出适度调整，避免因利益分化引发新的不和谐。

第三，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项长远的战略举措，应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持不仅基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的支持，而且有赖于每一个成员对这种社会规范的遵循。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形成合理的社会机制，确保少数民族群体权利在规范的框架内得以落实，这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趋势，“公众舆论似乎明显地倾向于把少数群体权利不只是看作一件应急的政策或实用的妥协，而是一个基本公正的问题……那些曾被视为应急的、试验性的、或许是过渡性的政策，现在都被视为值得以立法形式公布并以宪法加以保护的东西。”[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已经完成，但与之相配套的涉及公共物品分配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建设仍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合理权益的关键所在。

在民族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在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政治整合方式，以获得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多民族国家采取怎样的民族政策，在整个国家培养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是十分重要的，“正常运转的社会以及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种社会成员彼此休戚相关、具有共同传统和共同目的的意识。”[14]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而言，在反抗西方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使我们能够避免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关于起源上各民族集团的内聚意识与国族意识何者为先的论争困境。总之，在民族群体利益的调适与整合的过程中，充分挖掘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熔铸国族意识，同样是多民族国家建构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参见马 戎，周星主编．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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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洪贵．多元共存 和谐共处――试论多元文化主义[J]．新疆社会科学，2006（3）：92―96．

[9] 转引自戴晓东．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以加拿大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5）：52―58．

[10] [1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属和族属身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79、286、17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12]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