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20 戈尔·维达尔指点江山发异言

当代美国文坛，有两个令人瞩目的老将。一个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另一个是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两人都是高产作家，且都富有个性，具反叛精神，直情径行，敢想敢言，无所顾忌。20世纪60年代以来，舆论界因他们俩而平添了嘹唳的不同声音，美国社会也就显得更热闹，更富于情趣。

天生的作家

梅勒去年刚离世，维达尔尚健在。后者比前者小两岁，于1925年生于纽约州西点军校，其父是军校教员。小时候，他有较长一段时期与外祖父母一起住在华盛顿，经常出入国会山。外祖父托马斯・戈尔是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数十年中在里起过重要作用。维达尔的教名用的就是外祖父的姓氏。外祖父是个盲人，常叫外孙给他朗读文件，有时出门还要他搀扶。就在国会大厦这个“国家发动机房”绝对浓郁的政治气氛中，维达尔很早就对执法发生兴趣，立志当个政治家，要像外公一样当个参议员。

他还真付诸于行动，先后于1960、1982年两次竞选国会议员，尽管有罗斯福夫人、影星保罗t纽曼等名流的支持，尽管他与肯尼迪家族有亲戚关系，得到的选票也不算少，结果不管是以身份还是以人民党（他还是这个代表农民、黑人、印第安人和穷人的政党的主席）身份参选，还是都失败了。他终于明白自己不是当政治家的料，说了这样一句流传颇广的话：“我天生是个作家，不管怎样，此事你别无选择。”不过，有时候他还忘不了自称为“激进的改革家”。

他确实只能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全才作家，涉笔小说、戏剧、电影剧本、政论、杂文和回忆录等多种体裁，笔意纵横，不拘一格，生动活泼，尤以讽刺性幽默见长，其作品被誉为“妙语和警句的金矿”。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写过易、同性恋，《纽约时报》因此有多年不愿给他发书评。不过，由于对美国政治和历史恒久不变的兴趣，他后来写的长篇小说大多是历史小说，写建国100周年的1876年，写1900年时的“帝国”，写1939―1954年的“黄金时代”，写1952―1992年的“合众国”，写“最后的帝国”，写彪炳千秋的总统林肯，也写遗臭万年的艾伦伯尔（这个一心当总统的副总统在一次决斗中枪杀了他的政敌、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连他的回忆录《重写的手稿》也不乏美国时代和生活的记录。

他自觉可以骄傲的是，美国学校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得索然无味，使历史课成了学生们最不感兴趣的课目，但人们却喜欢读他的情趣盎然的美国编年史。他还感到有点儿得意的是，像他这样一个因为当兵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居然还被崇奉为“学问最渊博的”作家，马克，吐温之后“最精明强干的”文人。他因此敢于自负地说：“人们只要照我的劝告去做，人类的问题就没有一个是不可以解决的。”他的《合众国（1952―1992）》荣获全国图书奖，其嘉奖辞写道：“不论何种题材，他写时都带有一个艺术家能引起共鸣的鉴赏力，一个学者的良知，以及一个杰出论说文作者的强大说服力。”

最尖锐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家

维达尔当过好莱坞的编剧，所以也写过关于好莱坞的小说。他的下半生有许多时间与其终身伴侣居住在意大利南部的阿玛尔菲海岸，前几年终于又回到好莱坞山庄定居。如今这个八旬老翁，因动过膝关节手术要靠拐杖来行走，但头脑依然清醒，思维依然敏捷，仍在撰文著书，直言敢谏，仍在对记者们侃侃而谈，就像早些年在往返于加利福尼亚与阿玛尔菲之间的飞机上一样指点江山，对自己的国家说东道西，不愧为“美国最尖锐的文化和政治批评家”。

如果我们梳理―下近几年来维达尔的言论，确实可以感到他是一个似乎长有“反骨”的耆老。他的思想也许有偏激之处，也许有主观臆断的成分，但许多美国人，尤其是自由派、新左派人士，都爱听他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而那些新保守派、右翼人士，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却又无法抵挡他的汹汹来势。 1993年2月15日晚，卡内基音乐厅，戈尔・维达尔、盖伊・塔利斯、苏珊・桑塔格和诺曼-梅勒在萧伯纳的歌剧《唐璜在地

狱》演出后于后台合影。

在美国这个绝大多数国民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维达尔公开宣称：“基督教是一种愚蠢的宗教。”

他说，“人们一旦迷上神学，他们就永远失去了理智。世界历史上，在耶稣基督名义下死去的人多于在其他名义下死去的人。”

他说：“一神教是降于人类的最大祸害”，不论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他都不见其对人类有何益处，但“儒教”――“孔子学说”是例外，因为“它不是宗教，而是一种伦理和教育体系”。

他说：“一个好社会的理念不在于你需要一种宗教以及用以支撑的永久性惩罚;假如你害怕死亡，你才需要宗教。”

他反对把“我们相信上帝”印在美钞上，因为这有违于美国开国元老们的意愿，他们大多不信上帝，并坚持政教分离。现在的美国人都以为是华盛顿把“我们相信上帝”弄到钞票上去的，其实是艾森豪威尔当年为了招徕南方浸礼会教徒的选票才来这一手的。

维达尔关切美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他说，如今美国总统职位是供出售的，谁筹得的钱最多、买得起电视时间就可能是下一届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自2000年它神秘地裁定由布什当总统以来，我们就不能再信赖。安然等大公司的丑闻则可以打开那些幼稚的现代资本主义热爱者的眼界。作为历史小说家，他缅怀这个国家早期的历史，缅怀杰弗逊、富兰克林这些民主思想家。他说：“我是我们和国的热爱者，我对我们的总统们安置出来的帝国深恶痛绝。”

他也关注美国的教育问题。他说，若有第二职业生涯，他会选择教育。他对美国教育的现状深感忧虑。由于教师质量不高，许多学生代数、三角学都考不及格，也丢掉了读书的好传统，这对21世纪而言，是“很坏的气氛”，美国已经“（像拳击时被击）倒在围缆上”濒于失败。他不希望年轻一代缺乏基本知识，连生理卫生的起码常识都没有，到老死时还不知自己的肝脏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他发现，由于教育水准降低，如今的公众人物不能自己写演讲辞，更不会写书，另有事实证明，他们连别人写的讲稿也不会照本宣读。

他说，他一生在写美国历史，却时常有一种内疚感，因为他自己把这件本该由学校来干的苦差事揽了过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些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不感兴趣的学生，有兴味去追溯那并不漫长的二百多年历史。他也希望年轻一代充分了解美国历史，从而挺身去阻止那些不应该发生的战争。

竭力反战的一生

维达尔一生竭力反对战争。他说：“战争总是一种破坏，所以我总是选择和平。”越南战争，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他更反对：小布什总统下台后，若能回忆―下他把战火烧到巴格达时耳闻的反战声浪，一定会记起维达尔的最为尖刻的声音。

自“9・11”事件之后，维达尔就从小说家变成了“小册子作家”。他放弃了小说写作，而把精力集中在写一本又一本小册子，先后对反恐行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要求调查清楚，为何“9・11”那天早晨在航空控制台获悉有飞机被劫持后80分钟、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被撞50分钟之后才有空军的歼敌机出动？作为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布什为何在恐怖袭击消息传开后还呆在佛罗里达一所学校的教室里？他认为，打阿富汗这场战争的真正动机是为控制通往中亚丰富石油资源的通路，而任何因此而获得暴利的美国石油公司都会回馈“天然气和石油集团”的成员们，也即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及其他官员。

对于为反恐而制定的所谓“美国爱国法”，维达尔也表示疑问。他认为，这项法律违背宪法修正案第四条，这条修正案旨在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使其不受无理搜查和拘捕。他问道：“一旦你们在机场命令所有人脱鞋，要检查所有的行李，又窃听人们的电话，你们又怎能执行这宪法修正案第四条？”他说，这些年来，我们都不能享受人身自由，就像生活在巴拉圭似的。

伊拉克战争一爆发，维达尔就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帝国”发动了一场对抗世界所有国家的战争，该是他采取政治行动的时候了。他撰文质问布什政府：“为什么要对并非敌国的国家、对即使企图伤害我们却也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人民发动战争？”他把布什一切尼政府称为“石油一五角大楼junta”，所谓“junta”指的是“后掌握政权的军人集团”。他认为，政治体制上的腐败使本该当选总统的戈尔落选，布什的上台无异于一场“”。他说，正是这个集团梦想着战争，梦想着油井，正是这些“不诚实的天然气和石油人士”控制了国家的权力，把国会捏在自己手里，把本来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变为由总统自己宣战。他说，从小时候起，世界上就有两样东西他最不喜欢，一是不诚实，二是伪善，既然美国政府这两样东西都俱全，他也就有丰富的题材可写。

除对这场战争口诛笔伐外，维达尔还是“世界不能等待”这一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这个组织要求弹劾布什总统，控告其政府的反人性罪行。

伊拉克战争迫使维达尔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利坚帝国”历史。他指出，半个世纪多以来，美国不断实行经济军事化，在世界各个角落部署大规模的军事设施，对国家真正的基础――学校教育却不给予足够的经费。美国文化界有个“每月读书俱乐部”，可在美国政府那里，他说，却成了“每月敌人俱乐部”，一会儿与这个国家为敌，一会儿与那个国家为敌。“让我们拿下地球”成了那些鹰派人士最喜欢的口号。

他在小册子《为持久和平的持久战争：我们为何如此招恨》中写道：“大自然中的行为无不产生反作用，这是一条物理定律。这在人性、在人类历史上也显得同样准确。”他用图表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针对他国的军事袭击多达250多次，其中还不包括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等国搞的颠覆活动。他说，“美利坚帝国”在国外的这种狂妄自大行为必不可免地引发“9・11”事件这样的“反作用”。

他呼吁美国人不要忘记“美利坚帝国”的历史，不要让“美利坚合众国”蜕变为“失忆症合众国”

在英语中，“美利坚”和“失忆症”的开头两个字母都是“am”。他说，一个国家是不能同时既是“共和国”又是“帝国”的。罗马帝国成不了共和国。英国人做到了某种程度，但结果也破产了。美国则自1846年战争中从墨西哥手里夺得加利福尼亚以来，“我们一直处于一种严重的裸地强夺、强夺、强夺的帝国心态”，布什政府也不例外。

美国政府为控制舆论，加紧对报刊和电视网的审查，维达尔对此也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给全然蒙在鼓里，谁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而媒体的态度也“令人厌恶”，它们屈从于政府的压力，不敢报道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和犀利有力的反战言论。他举例说，诺姆・乔姆斯基是舆论界呼吁和平的最强音之一，可《纽约时报》从不报道他的反战讲演，只有在他参与学术活动时，才把他作为语言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来报道一下。

对媒体的讳莫如深，维达尔自己也深有体会。有一次，他出席洛杉矶好莱坞大道上的反战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参加集会的约有10万人，可报纸和电视报道说“只有大约3万人”，有的甚至说这“3万”也或许是“夸大”的数字。而实际上，从比较公正的《洛杉矶时报》所刊登的照片来看，两英里长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足有10万与会者。对讲演者的话，各媒体都略微提及。维达尔感慨道：“那审查是很严的。别以为我们是一个自由国家，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可以说话，但你说的话不给你刊印出来，你也上不了电视。”他写的反战小册子，在互联网上做广告后销售得很好，可《纽约时报》却从未提过一句。

新闻记者们可没有忘记这位文坛耆宿，前去采访者还是陆续不断。《进步》杂志一名记者写道：“他现居住在好莱坞山庄一座普通宅第，但所陈设的工艺品并不普通。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所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馆。我们在他富丽的客厅坐下后，一幅神态严峻的康斯坦丁大帝肖像画望着我们。一尊来自泰国的佛陀雕像立在附近。我们身后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丑般的玩偶，他不是别人，就是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W・布什。”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