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离骚》与《九辨》之异同

[摘要]《离骚》和《九辨》均以楚辞的形式写成，并表达了作者各自不幸的遭遇。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相比之下，学界对《九辨》一文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认为《九辨》是宋玉的作品这个观点被普遍接受。这两篇文章读起来虽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仔细品味，其中却有较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除了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经历不同以外，还在于作者的精神世界各异，以及作者的文学创作手法不同。

[关键词]屈原；宋玉；离骚；九辨；精神世界；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92-03

[作者简介]才学娟（1981―），女，河北唐山人，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一、《离骚》与《九辨》的作者

屈原与宋玉均是战国时楚国人，二人的遭遇同样不幸。屈原是《离骚》一文的作者，这一点毫无争议。这篇文章道尽了诗人上下求索而不得的实现与理想的哀痛。宋玉继屈原之后，同样以骚体的形式写了一部《九辨》，其主题和思想大致与《离骚》相似，但两人所处时代、生活经历、精神世界及文学发展状况的差异，使这两部作品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屈原与宋玉二人有师承关系，宋玉的《九辨》也有较多模仿屈原《离骚》的痕迹，所以有人认为《九辨》是屈原的作品，但目前将《九辨》视为宋玉之作已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本文对后一种观点持赞成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笔者将详细论述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世界的表达、艺术特色的表现等方面的不同，并进一步论证宋玉而非屈原，才是《九辨》一文的作者。

二、作者的经历与作品内容的差异

据史料记载，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词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付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是楚国的一名重臣，但由于受奸臣嫉妒而遭陷害，被楚怀王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宋玉也是楚国人，但他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中没有完整而详细的记载，仅在《史记》《韩诗列传》《新序》等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从宋玉的一些作品中大致可以知道，他在楚襄王时期曾做过官，但只是文学侍从一类的小官，后来被削职。

屈宋二人皆有报国之志，而最终没有达到目的。因此，这两部作品在表达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这一主旨上是相同的。但具体而言，两人的仕宦经历还是有着较大的区别的。屈原曾是楚国的士大夫，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前，他是治理国家、辅佐怀王的重臣。他本人对自己的才能和修养也是极其自信的。所以，屈原在《离骚》这部作品的开篇介绍自己的生平时，就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形象。他称自己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体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接下来他又强调，自己不仅出身高贵，且具有极好的自身修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么优秀的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趁岁月尚未流逝，抓紧时间去实现理想，成就一番事业。故而有这样的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这几句诗中流露出诗人强烈的自信。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即是从这一点来讲。

相比之下，在宋玉《九辨》中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这种高度的自信。尽管文中也有对自己才能的称颂，把自己比作“惠华”“凤凰”“骐骥”，但诗人只是以此自比，并没具体陈述自己是怎样的“内美”和“修能”。而且诗人引用这些事物并不是为了凸出他们的美好，反而是强调他们的不幸。诗中反复陈述“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异于众芳”“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惶惶而无所集”。其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哀怨，是对自身不幸的一种同情。所以诗人以蕙芳而无人赏，凤独而无所集，来表现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失意。诗人对于为何失意，对于君王的不赏识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慨，气势低徊。

与《九辨》相比，《离骚》则表现出更多激越之音。诗人对君王的反复，不分是非曲直表现出愤怒的呼声，且气势高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以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诗人刚直的性格表露无遗。有的学者据此提出《九辨》不是屈原所作，原因就在于“它（《九辨》）太少激越之音，太不近怒，太没有火气了，不见在屈原赋中常有的那一特点；相反，（它）太伤感了，太含蓄了，倒是有的，这可不是屈原赋的特点。”[1]两篇文章表现出作者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异，可作为《九辨》不是屈原之作的证据之一。屈原的作品中没有一部是以如此哀婉、伤感的情调写成的，故而将《九辨》视为屈原之作不妥。

三、作者精神世界与人生追求的差异

《九辨》中诗人回顾君恩时写道“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对君王的不重视自己的反应是“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所采取的方式是“愿沉滞而不见兮，尚欲布名乎天下”，最终依然是“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王之无恙”。从诗人对君王的种种态度及他所采取的方式看，他感激于君王曾给他的恩惠，对君王依然恋恋不舍，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得君王的重用。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宋玉对君王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依附心理，是一种失意文人的心态，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去乞求君王的重视。“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当他在朝廷里做官的时候，曾经‘衔枚无言’，苟合取容，分尝过上层统治阶级的冷饭残羹。对这些施舍，他回想起来是感激涕零的。因此《九辨》是一出向上爬摔了跤的悲剧。”[2]219

在这一点上，《离骚》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屈原在其中不仅直斥怀王的昏聩，而且在被流放之后更想去寻求另外的解脱，但他热爱的故乡使他驻足了。既然怀王不信任他，故乡的牵绊又使他无法离开，那他只有一死了之。在这里，屈原以怨愤不平来直面君王，是以一种与君王平起平坐的方式面对君王，可以怨，可以怒。“《离骚》以世俗的眼光看待神明，又以神明的身份对待‘世俗’，神人一体，天地无间。屈原既信神，又忠君；但对神也好，对君也好，他却没有一点卑微的态度。”[2]3这是屈宋二人精神世界存在的巨大反差。相比之下，屈原更像是一名政治家，他所追求的不在于私利，而在于是否能够大展雄才，有所作为。“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宋玉则不然，《九辨》更多展现的是失意文人的不幸和希望，相比之下则气势弱了很多，并多了一种柔媚之态，且字里行间呈现出一种卑微之态。

两篇文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同，源自于二人的牢骚有所不同。“屈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美政’）未得实现而愤慨欲绝，宋玉是为个人的不幸而痛苦。”[2]219正因为二人的精神追求不同，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在艺术手法上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作品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

宋玉的《九辨》中对“秋”的描写历来为人称颂。诗人情绪的抒发常借助特定的景物，是为“借景抒情”。“秋”便是宋玉借以抒情的景物。“秋”的凄凉、萧瑟正符合了宋玉落魄、失意的境况。《九辨》第一章便以“秋”起兴，以秋风、秋草、秋天、秋水等情景寄托失落之意，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由于诗人将身世之感，忧国之情与悲秋之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全诗洋溢着一种忧郁之美。”[3]鲁迅称之为“凄婉之音，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这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更加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诗人之怨。这种“怨”是通过寄托于外物的方式来表现。

屈原在《离骚》中采取了“直言”的方式表达他的“怨”。屈原直言君王的善变，不体察诗人的苦心。这种直言的方式使得诗人之怨表现得更为强烈。此外，《离骚》中诗人以香草、美人自比，使作品呈现出光怪陆离、绚丽多彩的外部特征。诗中以神话为媒介，通过上天入地的情形表现作者上下求索以释放心中抑郁的情感。全文场面之宏大，气势之雄壮，正展现出屈原作为一名国家重臣所应有的气魄。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屈原的《离骚》是以一种政治家的气魄来表现诗人的不平，而宋玉则以失意文人的委婉凄绝来阐释自己的不幸。因此，《九辨》中时时透露出诗人的细腻与敏感。“增欷兮，薄寒之中人！”“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燕而南游兮，鸡啁哳而悲鸣。”“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愁。”“秋”的萧瑟使诗人联想到自身的遭遇，借以反复陈述，具有浓郁的文人色彩。

与屈原的《离骚》相比，宋玉《九辨》中的神话色彩并不浓厚，只在最后一章才有所涉及。除此之外，全诗的重点在于以身边的秋色寄托哀情。这就使之与《离骚》相比起来少了很多虚幻的色彩，从云端走到地面，关注身边的一草一木，以切身的感受和体验来描写周围真实的事物所带来的凄凉。而“《离骚》的艺术手法已超出对个别事物的比喻，而是在整体上采取象征手法，把生活本相几乎全部隐去”[2]2。它采取的浪漫主义手法在宋玉的《九辨》中却不是那么鲜明，《九辨》的写作手法更接近现实。

《离骚》与《九辨》两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及其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精神状态上，还是从作品的艺术手法上，都可以明显看出这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九辨》虽模拟《离骚》而作，但其中加入宋玉自身的身世之悲，并以一种创新的手法对“秋”进行描写，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表现出在前人基础上的对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虽在宏观的角度上，《九辨》远比不上《离骚》所表现的强烈的感情激荡，但别有凄绝曲折之态，且在抒情上别具特色。

参考文献：

[1]陈子展楚辞直解[M]杜月村，范祥雍，校阅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66：709

[2]董楚平楚辞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219，

[3]殷光熹“凄怨之音，实为独绝”――《九歌》赏析[M]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楚辞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