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为何难获企业家捐赠

近日，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与哈佛大学签订了金额为一千五百万美元（约九千三百万元人民币）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一事，引发网络热议。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潘石屹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时强调，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同学们。

作为企业家，潘石屹把自己挣的钱捐资，捐给谁，是他的权力和自由。一些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大学，是质疑错了对象。应该质疑的是：中国大学为何难以获得社会的捐赠，包括企业家的捐赠和校友的捐赠。

大约在四年前，中国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款八百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美元，创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个人捐款纪录，曾在国内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他为何不捐给中国母校，却要把钱捐给耶鲁大学？网友们对“中国辛辛苦苦培养的高材生帮着人家发展”表示不满甚至气愤。四年之后，网友们对潘石屹的质疑，与当年对张磊的质疑几乎一样，稍微不同的是，有网友质疑他为何赚中国人的钱，却要去捐赠美国大学。

说实在的，如果这就是中国的慈善捐赠环境，很多有意愿的捐赠者，不会在网友的道德绑架下改变自己的捐赠意向。成熟理性的慈善环境，应该尊重捐赠者的意愿。至于国内的学校、慈善机构如何才能获得捐赠，我们不应该去指责捐赠者不爱国，而是要反思自身的公益事业是否做得规范、专业。

我国大学相比世界一流大学，在社会募捐方面做得很不好。大多数全国重点大学，只想着争取国家经费（教育拨款和课题经费拨款），并不重视社会募捐资金，在回报捐赠者以及使用资金方面，也时常引发争议，比如学校回报给捐赠者冠名、学校和企业间进行利益交换、使用捐赠资金不透明等。而国外大学，有专业机构负责募捐，社会募捐的经费是保证学校独立办学的重要力量，学校在给捐赠者冠名、使用捐赠资金方面，有规范的制度，包括通过学校理事会决策、广泛听取师生意见，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捐赠者并不能干涉学校的办学等等。

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学校办学信息公开、办学经费必须用于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因此，捐赠者并不担心捐赠的资金会被滥用或被挥霍掉。可我国内地高校则不然，由于缺乏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就连国家拨付的经费都存在被挥霍甚至贪污的情况，因此，很多捐赠者对捐赠内地的大学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试想，时常听闻中国科研经费只有40%用于科研这样的消息，还有多少人会认为中国大学缺钱，缺钱的大学会这样对待紧缺的经费吗？

就连这些高校培养的学生，积极捐赠者也很少。大多情况下，一名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就与母校失去联系，只有等到某一天功成名就，才会被母校“重视”。有一些高校担心学生一毕业就“人间蒸发”，还扣押毕业证书，以此要求学生必须在离校前偿还贷款。如此功利地对待校友，怎么可能让校友真正关注母校的发展？而美国大学，不但在学生求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权利，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学生毕业之后，也会通过校友会组织，持续关注校友的事业发展。像哈佛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近50%（这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普林斯顿大学高达70%），我国有哪所学校能做到这一点？

尊重捐赠者的权利，和尊重学生的权利是同一个道理。我们只有学会尊重每个个体的权利，不是动辄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权利，才可能不断进步。就学校的办学而言，只有每个办学者尊重学生的权利，真正对教育负责，才能办出高质量、充满人文关怀的大学。

【原载2014年7月25日《南

方都市报・个论》】

题图/毫不手软/蒋跃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