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传统特色的意识流

摘 要： 汪曾祺是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作家，他既汲取传统文学的精粹，又积极进行现代主义小说实验，在40年代创作出一定数量的意识流小说。本文旨在探讨东方传统因素在汪曾祺意识流小说中的熔铸与重塑。论述将从对传统文化意识的继承、对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借鉴、价值评价三方面展开。

关键词：汪曾祺 意识流小说 传统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97-01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继承

1.儒家的积极入世――隐喻紧张的政治主题

四十年代持续不断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使得全国上下一片硝烟。从五四新文学阶段走过来的作家们自觉接受了抗日救亡的使命，他们运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认知。汪曾祺作为当时“迷惘的一代”，积极尝试意识流小说，同时认为意识流是“可以给社会主义带来一股清新气息的。”他在运用意识流的过程中，始终不肯放弃对外部真实的写照，将人物意识的细致流动冠以明朗真切的主题，这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着重表现一种总体心绪是不同的。《复仇》是汪曾祺对40年代紧张的政治环境的焦虑与言说。汪曾祺用意识流的创作方法隐喻政治主题，宣扬道德说教和政治说教，这不同于西方意识流对晦涩隐秘的精神世界的专注。

2.道家的人道主义――引向美好日常的主题

中国传统老庄一派重视“人”的观念。新文化运动以来，这种哲学传统和西方思潮相融合，形成了人道主义文学精神。汪曾祺一生都在践行这一宗旨。他将小说主题锁定在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感受上。他的意识流作品多传达所谓的怀乡情、初恋情、友情等美好的日常感情，小说呈现出了更多的乐观、理想和温情的色彩。《小学校的钟声》写“我”即将离开家乡时偶遇小学女同学，产生一系列打破时空限制的意识波动。在小说中，主人公的情感随思想活动的变化不断起伏。主人公对校工和老师的感恩、对学校生活的追怀、对故乡风物水土的热爱徐徐铺展开来。读罢小说，读者往往会心一笑，这种愉悦自足的审美情感在西方意识流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意识流在汪曾祺的笔下串联出浪漫唯美的阅读感受。这是他对意识流中国化的贡献。

二、对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方法的借鉴

1.更加理性有序的意识流动

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多涉及意识而非无意识。进入其意识流小说的通常是对过去的回忆、对事物的联想、对事件的沉思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中的多重意识是依赖理性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非理性地任其流淌的形式。西方意识流小说是意识的天马行空的肆意发散，作家的有序建构不甚明显。而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则体现出“杂中有序、散中有饬”的特点。在《绿猫》一篇中，作者的注意力不断转移，但是连接注意力两端的事物之间必定是有联系的，存在贯穿始终的线索。意识呈有规律的直线跳跃，每一次跳跃也都是有迹可循的，这与西方意识流略显突兀的意识流动和频繁的时空转换是有所不同的。

2.寓于情节之中的意识流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重视情节的完整性与连贯性，具有一些程式化的框架，如：开头介绍清楚人物，最后交代人物的结局，做到有头有尾。汪曾祺将这种写作手法融汇到意识流小说中，形成了东方意识流的模式：在他的笔下，意识流是寓于情节之中的。而西方意识流小说则是失去逻辑联系的心理片段的堆积，意识的流动代替情节的推进。西方意识流作家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生动，只专营于内心体验的真实。所以说西方的意识流是流在情节之外的意识流，汪曾祺意识流小说的情节是用意识流成的情节。虽然意识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界限，打乱了时序，但是经过汪曾祺的处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仍然清晰明了。

3.传统诗化手法下的意识流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长期的诗化小说的传统。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自觉吸收了林徽因和废名诗化小说的笔法，创造出了一种满蕴着诗意的意识流。通过将诗意意象营构成唯美意境，从而使古典意蕴和谐优美地流淌在意识流的结构中，并且作为一种氛围笼罩在意识流之外。一方面，汪曾祺选择诗意盎然的形象，并将其融入主观审美视阈内，形成了意象，大大增强了意识流小说的诗意美。例如在《复仇》中，汪曾祺化用传统意象――花，作者将柔美的花营造为具有象征性的特殊意象。另一方面，汪曾祺在构思意识流小说时，仍然重视创设意境，大大加强了小说的蕴藉美。大量的景外之景、韵外之致，使小说变得韵味无穷。这不得不说是民族特色的体现。

三、评析汪曾祺东方传统特色的意识流

1.成功的借鉴与再创造

汪曾祺在40年代初尝试意识流小说实验，使文学从注重外部现实转向探求人的内心真实。他带我们察探在血雨腥风中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不断地将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主题和写作方法灌注到意识流小说的主体建构中，弘扬了民族优秀文学传统，拓宽了小说发展的道路。他继新感觉派和林徽因之后，创作出东方传统特色的意识流小说，又以其成功的再创造，影响着80年代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写作。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学史意义。同时，经过汪曾祺的再创造，意识流小说的可读性得到增强，原本的大幅跳跃、艰涩难读都被汪曾祺笔下的有根有据、清新明朗所代替。

2.失败的领悟与移植

汪曾祺对于意识流小说的借鉴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阅读伍尔夫和乔伊斯的作品，另一个是阅读林徽因和中国作家的意识流小说。所以汪曾祺对于意识流小说的了解并不是科学全面的。另一方面，汪曾祺根据自己的写作习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借鉴意识流小说时，也只选择跟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家，意识流小说的多样化在他的笔下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体现。他极其推崇伍尔夫和阿索林的意识流，而对于普鲁斯特、福克纳和乔伊斯的意识流，他却几乎只字未提。所以汪曾祺的意识流为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有所偏好的、有所取舍的意识流。

四、结语

汪曾祺40年代初的意识流小说是典型的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产物。他的文体实验，是40年代文学语境下独具异趣的特殊存在。概言之，汪曾祺初期的意识流小说创作，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汇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异质性与先锋性。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柳鸣九.西方文艺思潮论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熊岩，李慧勤.西方意识流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J].南昌大学学报.2005

[4]郭春林.中国的现代主义：不彻底的旅程――以汪曾祺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06

作者简介：李蒙蒙（1990―），女，山西运城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胡俊玲（1988―），女，山西吕梁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