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众何以反日

将对外侵略合理化是日本右翼由来已久的“传统”。他们从这个立场出发，认定中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中国“反日”，是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与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不断兴起。

不错，近代中国共发生抵制外货运动十次。其中除第一次系抵制美货、第七次英日货一同抵制但侧重英货外，其余八次全部是抵制日货。抵制行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不能不谈清楚。

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是由于1908年日本强迫处罚走私军火的日船二辰丸号的清政府谢罪、赔偿、处罚官吏。第二次是因1909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安奉铁路中日协约》，承认日本有改筑权。第三次发生的原因众所周知，是由于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第四次的发生，是因为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日本占据的青岛未果。第五次的发生，在于1923年中国不能按期收回日本占领的旅大。第六次发生于1927、1928年，是因为日本出兵山东、干涉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第七次因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此后又在上海挑起事端，并持续向华北渗透，不断为抵货运动添加薪火。第八次因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起，―直持续到1940年8月。

显而易见，中国近生的反日运动，无一例外地是对日本损害中国固有权益的回应。在被侵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民众怎么可能对深入国土的不速之客有好感?且不说杀人机器中的鬼子兵，单说活跃在中国南北方的日韩浪人，就让中国人闻之色变。他们是毒化、匪化中国的急先锋。

1907年，英国承诺放弃鸦片输华政策，日本趁机填补“空白”，大肆向中国走私烈性。1918年输华吗啡18吨，1926年私运到中国的吗啡和其他达40吨。与此同时，日本对华鸦片走私也迅猛增长。到1920年代后半期，每年输入中国的价值高达10亿元。1931年后，日本的对华输出又上一个新台阶，把中国沦陷区变成了一个“白面世界”，并千方百计地把这股祸水引向大后方。日本的所谓“药店”几乎全部售卖，“太阳旗”在中国乡间已成日本人推销的标志。

匪化中国也是日本人热衷的事。“二辰丸”就是一艘向中国走私军火的船只。清政府后，川岛浪速积极策划“满蒙独立”，多次私运军火接济蒙匪巴布扎布，并将白俄将领谢米诺夫召至大连，协议由日本供给械款，令其与蒙匪结合，攻取外蒙古。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其视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绊脚石，向地方势力提供军火，加速分裂中国的步伐。1928年4月、8月，青岛、哈尔滨接连破获日人私贩军火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对华“积极政策”，军火走私更加活跃。1931年11月，特务头子土肥原把关东军运来的武器偷偷补充给以李际春为首的天津便衣队，让他们参加暴动。1937年1月，郑州破获日本浪人企图在郑州起事的秘密机关，这些浪人勾结土匪民团，供给其械弹，伺机暴动，策动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在福建厦门，为首的18个日籍浪人被称为十八“大哥”，勾结内地土匪头子，大做贩卖军火、鸦片的不法勾当。日籍浪人还向败兵收购军火，再以高价卖给内地土匪，牟取暴利。

日本毒化、匪化中国，目的在于弱化、分化中国。这种行径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美国人卡尔・克鲁(Carl Crow)指出：“这不但是个人犯罪，而且是整个国家犯罪。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都参与其事……战对日本军队是太有利了，而且太重要了。――就目前的胜利而言，就以后维持一个被毒化了的民族作为征服者的奴隶来说都如此。日本人是不肯放下这与中国甚至全人类为敌的武器的。”至于军火走私，据熟悉1920年代中国局势的一位外籍人士谈：“至于新闻，除……日本特务在洛省挑动这个打那个，北方打南方之外，没有别的。”挑动内战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向双方出售军火。其他年代情况也差不了多少。

如此作为的日本，怎么可能唤起中国民众友善的情感?将日本侵华战争归结为中国民众反日所致，不是故意颠倒黑白又是什么?

(摘自2011年8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