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哲学论证与实证透析

我们在为理性的张扬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也丢失了很多的东西。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技术人压迫伦理人的窘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理性力量的膨胀以及其可量化性，使得对自然人人格的尊重与法人的技术性、功利性和非伦理性发生了混同，两者处于同一种高度，人类的观点在理性的鼓动下发生了异化。我们不得不提出，我们的生活世界原本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的自我标榜和对非人类的蔑视，而即使在人类内部，我们何尝不是运用功利主义的观点在压制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主体呢？如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一样，我们对于人类中心主义内部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对自然人的压制又怎么赞同呢？立法者以自以为是的标准将民事主体制度推入到立法当中，其本身带有功利主义的目光，难保会是一种合理的机制！费迪南•腾尼斯指出，个体的人的发展和在他身上的个性的发展，首先必须视为一种普遍自然的和必然的发展。[6](P55)揆诸史实，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个体的人的发展乃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人可非人”和“非人可人”的历程中，人类对于前者的斗争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因所在。当然，承认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制度的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将法人制度与自然人制度置于同一高度的做法。拉德布鲁赫清楚的意识到，说到底，如果世界不是矛盾，生命不是判断，那么，存在似乎也是多余的了。[4](P77)世界本来就是个矛盾的存在，现实永远不能使我们得到满足，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坚守个人主义堡垒的同时，正视生活事实，以功利主义的眼光来审视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制度。

民事主体制度的实证解读

时代留给我们的，我们也将其义无反顾的注入法典。如果说历史法学派注重历史和民族精神对于法典的影响，更注重历史纵向发展留给我们的遗产。那么，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将历史横向延展中的精华浓缩于法典之中。无论是《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的《民法通则》，都是对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延展中的现象的总结。《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虽然其中仍留有若干旧思想的残余，但终究是革命思想的体现。这种革命思想就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思想和人权思想。[7]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国民法典》在第一卷“人”中仅仅规定了自然人。法典似乎对团体主体有意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目的乃是基于对封建宗教团体的敌视。这一点不难理解，在摧毁了束缚人的封建制度和宗教团体之后，继承罗马法个人主义思想，总结启蒙运动以来对人尊重的理想，《法国民法典》自然而然地要抛开自然人以外的民事主体，从骨子里透露出对个体人地位的标榜和尊重。难怪法典于第8条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虽然随之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国于1807年制定了《法国商法典》承认了某些商业团体的民事主体地位，但我们很难想象在法国人的眼中，在价值判断的视角上，这些团体有如同自然人一样的地位。充其量它们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因而得到立法者的承认。法典于1978年1月4日加入了第78—9号法律有关公司的内容，然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第九编“公司”乃是位于第三卷“取得财产的各种方式”之下。无疑，该体例彰显了当今时代，团体与自然人仍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基础。《德国民法典》于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规定了“人”，包括了自然人和法人。从这一立法例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在《法国民法典》后近百年的《德国民法典》中，在价值基础方面，法人一跃成为了与自然人并列的民事主体。而且，结合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来看，法典制定之时，其正处于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个人本位渐衰，继而代之的是社会本位的强化，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在《德国民法典》中，法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民法典》时期的法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给其带来了价值上的根基。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不以为然。首先，《德国民法典》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而前文已述及，康德基于对个体人的尊重，并没有赋予团体以人格的内涵。正如拉伦茨指出的那样，法典中的人乃是形式上人的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形式化，使法律制度可以将人的概念适用于一些形成物。它们虽然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但法律制度赋予它们“权利能力”。这些形成物就是“法人”。[8](P57)而且，德国人的思维注重逻辑，强调法典的美感，采用了概括的立法方法，由此而带来的用“人”来统一自然人和法人的做法似乎并不能窥究其价值上的选择和定位。可见，在《德国民法典》中，法人被设计为法律主体，并不是它与自然人相似或相同，而是另外的独立理由。[9]在这里，所谓的独立的理由，除了立法者对于学术争论的宽容外，恐怕就是其功利主义立场了。中国《民法通则》于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以公民（自然人）和法人为标题规定了中国的民事主体制度。而且，《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与其所继受的《德国民法典》不同，《民法通则》直接承认了法人具有行为能力，采取了彻彻底底的法人实在说理论。但这也并不能表明中国民事立法中坚持自然人和法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基础。一方面，这种做法本身给我们的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结合《民法通则》制定之时的背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否认这种观点。产生法人制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限制和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法通则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总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了法人制度。这对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P155)可见，法人要在立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基于其功利主义的效用，而非其他。

民事主体制度理论对中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影响

笔者认为，不管人格权独立成编论者例举出如何的理由，其根本缺陷就在于价值基础上的缺失。由“法人不享有人格权”所延伸下来的，就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不可操作性。我们不能背离既有的伦理基础和逻辑判断来成就所谓的中国特色。法人制度应采德国式立法法人拟制说与个人主义思想以及法人实在说与社会本位思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关系。个人主义思想中所隐含的对个体人的尊重使得我们不能承认法人实在说，而应采拟制说。而社会本位思想则更加注重个体人对团体人的妥协和让步，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立法对法人的本质采用实在说。然而，如前所述，只有自然人具有伦理基础，法人不具有，法人不像自然人那样具有自然意志，充其量其仅具有归属意义上的构造意志。那么，在立法中，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一问题，怎样为法人构造一个归属意义上的意志呢？笔者认为，处理该问题的原则是坚守个人主义的堡垒，同时兼顾法人的功利主义价值。《德国民法典》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德国民法典》在法人对外关系上采取了实在说理论，法人与其机关构成一个整体；在内部关系上，坚持法人与其机关的分离，采用拟制说。龙卫球教授指出，《德国民法典》没有出现法人具有行为能力这样的措辞，而是通过对法人与机关不同情形的关系的具体规定，机智地越过了这个难题。[5](P328)这样，法典既保持了对个体人的尊重，同时也兼顾了法人的功利主义目的，可谓两全。我国《民法通则》在继受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第36条直接规定了“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与自然人无异，可谓未经深思熟虑的做法。德国人给了我们一个借鉴的标本，殊值学习。（四）民事主体制度采开放式的立法模式前文中我们着重探讨了自然人和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价值基础问题，我们主张自然人的伦理基础和非自然人主体（主要是法人）的功利基础。在这种立论的基础上，我国民事立法应坚持开放式的立法模式，摒弃民事主体资格判定的独立财产论，赋予非法人团体以民事主体地位。

作者：李春华 单位：山东农业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