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心中故乡”的桥梁

摘 要：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继承和发展了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坚持“艺术至上”的审美标准，毕生追求“异国情调”，创作了大量的以中国为舞台的“中国趣味”式小说。谷崎润一郎曾先后两次到中国，1918年第一次中国旅行尽享了美食美景，刺激了谷崎润一郎创作“中国趣味”小说的欲望；1926年再访中国时不再简单流连于山水，而是与当时新兴知识分子广泛交流，深入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回国后谷崎润一郎通过游记作品表达了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失望，“中国趣味”式小说逐渐消失，进而重拾日本传统审美情趣。再访中国成为谷崎润一郎创作回归传统的桥梁。

关键词：异国情调 中国趣味 传统美的回归 心中的故乡

一

谷崎润一郎（1886-1965）生于东京，因从小受“江户情趣”熏陶，一生坚持“艺术第一”的创作理念，凭借华丽的文笔继承和发展了日本的唯美主义。谷崎润一郎的早期创作在西方颓废主义影响下，追求“恶魔主义”，其中以《刺青》为代表，描写追求变态的官能享受。而由于关东大地震，移居关西之后，谷崎润一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日本传统古典美的创作中，巅峰之作《细雪》奠定了其唯美主义大师的地位。

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针对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前期作品中的官能美和女性崇拜，以及后来回归日本传统文化的作品解读等。在日本，三岛由纪夫曾经称赞他“大谷崎”，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也曾这样评价，“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没有比谷崎润一郎更配被称为文豪的作家了”[1]。在中国，对谷崎润一郎的研究不仅有作品的翻译，还有后来的诸多文学评论家对谷崎文学的创作手法、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都开展了深层次的研究。2005年出版的西原大辅论著《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叶渭渠的《谷崎润一郎传》等使中国读者对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二

在有关谷崎润一郎文学的评论中，通常认为其毕生创作追求“异国情调”，而作为“异国情调”主要内容的“中国趣味”在他的创作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谷崎润一郎具有深厚的汉学修养，还未曾到中国就创作了许多以中国为舞台的小说，《麒麟》（1910年）、《秘密》（1911年）、《魔术师》（1917年）、《美人鱼的叹息》（1917年）等，这些作品无一不呈现谷崎润一郎心中浪漫、唯美的“中国趣味”。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充满向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吸引他去中国旅行，追寻幻想中的“异国情调”。1918年（大正7年）谷崎润一郎终于实现梦想，他只身从日本的下关出发，从北至南在中国旅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终于亲眼见到了梦中幻想的浪漫国度。

第一次游历中国后，谷崎润一郎连续发表了《美食俱乐部》《秦淮之夜》《西湖之月》《天鹅绒之梦》等浪漫的富有“中国趣味”的小说，《苏州纪行》《庐山日记》等游记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以对江南的描写居多，谷崎润一郎所描绘的“中国江南是一个不受日常生活约束、可以尽享奢华、象征着远方和异乡的完美时空，被描述为一座由美食、美景、美女构筑的天堂，成为谷崎逃避现实的心灵憩息地”[2]。在《回忆东京》里他这样写道：“大正7年我游历中国是为了慰藉我那难以满足的异国情趣。而旅行的结果是，让我更加厌恶东京，厌恶日本。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既有着前清时期传承下来的和平、恬静的都市、田原气息，又有着毫不逊色于像在影像中看到的西洋式的近代大都市上海、天津，新旧两种文明并驾齐驱。而当时的日本却处于为了获得其中一种而丢弃另一种文明的过渡时期。”[3]在小说《鲛人》中，主人公南贞助有这样一段话，“我已经从中国回来了。告别了那尊贵的大陆――日本往昔文明的祖先和渊源，永久作为日本人留在这里了。……我生长在如今这个日本――中了西洋之魔的日本。我想要从中发现美。可是淳朴的自然到处都被破坏了。在原比中国规模小而贫弱的这个国家的自然中，到哪里去找倪云林的山水与王摩诘的诗呢？”[4]谷崎润一郎深深地为当时的中国美景倾倒，寻找到了梦幻中的异域风土，而在“中了西洋之魔”的日本却找不到“心灵的憩息地”。谷崎润一郎内心深处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的中国形象充满迷恋，渴望“和平、恬静的田原气息”。

三

谷崎润一郎在《回忆东京》里曾说：“如果那时有钱，又没有家庭牵累的话，我一定会飞到西方，过西洋人的生活，以他们为题材写写小说，并想方设法在那里多待上些时日。大正七年我去中国旅行，是为了稍稍慰藉一下这个没能实现的异国梦。”[5]由于对“远渡西洋”仍念念不忘，1925年（大正14年）3月28日在写给新潮社编辑的信中，谷崎润一郎说到“小生本打算四五月份的时候远渡西洋旅行，但之前已经约好的稿件必须完成，遂定于夏秋时节。”[6]但由于旅费等原因，再加上第一次到中国后江南美景留下的深刻美好的印象，使谷崎润一郎改变计划，再次游历中国，寻找写作素材。1926年1月6日至2月29日，谷崎润一郎携家人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与第一次游历中国不同的是，归国后谷崎润一郎只发表了《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等游记类作品，“中国趣味”的小说消失了。

1926年到达上海后，谷崎润一郎不再是简单的流连于山水，享受美食美景，而是与当时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接触，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社会，使得谷崎润一郎改变了以往对中国的印象。其实，早在第一次来中国时，谷崎润一郎就有和当时中国新兴文人近距离接触的想法，“大正七年来中国时，在北京以及上海都曾想会会新兴的文人创作家们，但是找了很多渠道，当时的中华民国，这种文学家却是一个也不存在”[7]。而这次来上海却可以与当时中国新兴文人会面，使他很兴奋。

谷崎润一郎在上海认识了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在内山书店的二楼组织了一次会面，谷崎润一郎结识了日本文学研究家谢六逸、戏剧家田汉、小说家郭沫若和中国新剧运动的旗手欧阳予倩等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谷崎润一郎还参加了新少年影片公司组织的文艺消寒会，结交了更多的新兴知识分子。另外，农历除夕在欧阳予倩家过年，又体验了中国家庭迎新年的情景。他说：“越过大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却得以加入到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大团圆中，并受到热情的招待，真是一件让人从心里感到温暖喜悦的事情。”[8]通过各种交流活动谷崎润一郎和这些新兴文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正如谷崎润一郎在《上海见闻录》中所说的，第二次中国行“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们的交流”。谷崎润一郎和这些年轻艺术家们讨论的不再是“倪林云的山水”，以及“和平、恬静的田园气息”，而是听他们诉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丧失、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百姓的贫苦生活等苦恼。谷崎润一郎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家的“古文明眼下正在逐渐被西洋文明驱逐”（《回忆东京》），显然当时的上海对谷崎润一郎来说已经无法被当作“西洋”的代替品，他渐渐明白了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并深切认识到了上海的文化殖民地性质，这无疑是谷崎一郎对中国原有的印象产生的最大改变，因此谷崎润一郎已经无法按照以往的中国观来进行“中国趣味”式小说的创作了。正如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一书中所说的“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不得不改变对中国的认识的谷崎无法再以中国这块白色的画布为舞台展开自由联想的空间”[9]了。

在上海谷崎润一郎亲眼所见了当时贫穷、肮脏、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形象，已经完全不见了古代汉诗文书籍中所描绘的“和平”“恬静”的梦幻国度，“梦中的异域”已经完全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当时的日本也正处于“为了获得其中一种而丢弃另一种文明的过渡时期”，西方文明就像一把尖刀，划开了日本人的“阴翳”时空，谷崎润一郎不禁担心，“如果不固守独特的文化，那么最终东洋在精神上会成为西方的殖民地”[10]。通过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使得谷崎润一郎重新思考了简单模仿西方的对错，他开始用一种文明批评的视点来重新审视日本渐趋欧化的文明趋势，以及对传统文化渐渐丢失的困惑，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归国后的谷崎润一郎将文学创作从崇拜“西方主义”的视角渐渐转向了传统。随笔集《阴翳礼赞》的目的就在于对比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唤醒日本人关注传统审美观，重新认识失去的日本之美。于是第二次中国旅行结束后，谷崎润一郎放弃了“中国趣味”，转而将这种浪漫的“异国情趣”融合到了后来他以关西为舞台的作品中。

因关东大地震谷崎润一郎移居关西，原本只打算在关西暂避一时，而后却被关西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遂定居那里。谷崎润一郎在《关于艺能》中说：真正的文学就是我所谓的“寻找心中的故乡的文学”。[11]迁至关西后，谷崎润一郎发现曾经心目中的“日本桥的家”“三十年前东京的市井街道”，在渐趋欧化的现实面前已渐渐消失，但是，“在京都、大阪等旧街道中竟然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土墙以及格子门的房屋设计”（《我所见到的大阪及大阪人》）。谷崎润一郎更是用找寻“曾经的故乡”的双眼，在“京都大阪旧街道”中发现了“已经忘却的故乡”，所以他感慨，“说起‘日本’在哪里的话，应该在从大阪到中国地区的本土西半部分”（《我所见到的大阪及大阪人》）。可见，谷崎润一郎在传统文化浓郁的关西地区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故乡。经过第二次中国旅行回到日本后，谷崎润一郎再也无法从现实的中国找寻往昔的“异国情趣”，转而将目光投向了有着“似曾相识”模样的关西，他“发现北京南京江浙一带的美好之处，在日本的旧都附近也残留着”[12]。于是，谷崎润一郎在这片文化故乡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寻找传统的“日本趣味”，通过《阴翳礼赞》表达了谷崎润一郎固守传统文化的信念，而《细雪》可以说是其回归传统美创作的集大成，其中描绘了美丽的大自然和富有诗意的生活和独具日本式的情趣美。谷崎润一郎在中国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创作理念渐渐发生变化，而在关西谷崎润一郎再次找到了曾经丢失了的日本传统的浪漫与唯美，精神上真正融入了这个“心中的故乡”“异国情调”已经由“西方异国情调”转变成为“关西情调”了，这正是“呼唤回归乡土，回归东方的力量”。[13]

四

除1918年和1926年两度旅行中国外，谷崎润一郎一生再没有走出过日本，更不用说长途跋涉西洋了。他用两次机会体验了“日本往昔文明的祖先和渊源”――中国文化。第一次中国行，让谷崎润一郎尽享了江南的美景、美食，刺激了他创作“中国趣味”作品的欲望；而第二次的上海旅行中，通过与当时中国新兴文人的交流，了解了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以及文化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从而改变了谷崎润一郎对中国固有的看法，进而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传统文化的丧失而感到失望，浪漫的“异国情调”消失殆尽，从此“中国趣味”的小说消失了。同时，通过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对传统文化的驱逐，谷崎润一郎认真思考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不同，最终得以从崇拜“西方异国情调”回归到固守日本传统的和谐美、阴翳美。可以说，在由早期的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向传统美创作的转变过程中，第二次中国行成为了谷崎润一郎回归的桥梁，是改变他盲目追求西方“异国情调”的转折点，而关西的风土人情又为他回归传统美的创作提供了“关西情趣”，于是再访中国结束后，谷崎润一郎创作逐渐与关西的文化和风土相结合，重拾日本的民族传统审美情趣，寻找到了“心中的故乡”。

（2016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日本平安时期的泰山府君信仰研究[JAS160035]”）

注释：

[1]奥野健男：《日本现代文学 谷崎一郎集》，东京：学研，1979年版，第12-13页。

[2]李雁南：《谷崎润一郎笔下的中国江南》，洛阳：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3页。

[3]千叶俊二：《鉴赏 日本现代文学（第8卷）谷崎润一郎》，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版，第298页。

[4]文洁若：《日本文豪谷崎润一郎的中国情结――兼议》，长春：作家，2007年，第10期，第24页。

[5]谷崎润一郎：《回忆东京 谷崎润一郎全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8页。

[6]千叶俊二：《鉴赏 日本现代文学（第8卷）谷崎润一郎》，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7]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谷崎润一郎全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32页。

[8]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谷崎润一郎全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341页。

[9]陈云哲：《论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吉林：文艺争鸣，2006年，第5期，第138页。

[10]千叶俊二：《鉴赏 日本现代文学（第8卷）谷崎润一郎》，东京：角川书店，1982年版，第46页。

[11]叶渭渠：《谷崎润一郎的唯美艺风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8。

[12]谷崎润一郎：《回忆东京 谷崎润一郎全集》，东京：中央公论社，1982年版，第21页。

[13]叶渭渠：《谷崎润一郎传》，广州：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