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用《诗》的类型\特点及其影响

【摘要】《左传》用《诗》，可以分为引诗、赋诗(含诵诗)和歌诗、作诗三类，这三类又各有特点。 首先是引诗，即援引《诗》的字句，所占比例最大，共有187次。《左传》中引《诗》有两种情况；...

摘要：《左传》用《诗》是先秦诗经学的主要内容。《左传》用《诗》情况可分为引诗、赋诗(诵诗)和歌诗、作诗三种类型。在具体的语境中，《诗》的用途有所不同，可分为赋诗言志、引诗证言和以诗为评三类。《左传》引《诗》所形成的特点，对此后《诗经》研究、应用和传播极具影响。

关键词：《左传》，用诗；先秦诗经学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5-133-02

春秋时代，《诗》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应用。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可见学《诗》是当时人受教育的重要内容。故孔子教育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否则，“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故对《左传》用《诗》的研究，对了解春秋时期的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下面，笔者就《左传》用《诗》的类型、作用及其影响，略作阐述。

一、《左传》用《诗》的类型

《左传》用《诗》，可以分为引诗、赋诗(含诵诗)和歌诗、作诗三类，这三类又各有特点。

首先是引诗，即援引《诗》的字句，所占比例最大，共有187次。《左传》中引《诗》有两种情况；一是--行人公卿言语中的引用：如《左传》僖公十九年：“子鱼言于宋公日；‘……《诗》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而以伐人，若之何?……”此处宋国大夫引用《大雅・思齐》劝谏君主，是公卿引诗。又如《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献子日；‘若王室何?’对日：‘……《诗》云；“瓶之罄矣，惟垒之耻。”王室不宁，晋之耻也。”此处郑人引用《小雅・蓼莪》警告晋人，是行人引诗。一是《左传》作者引用。这种引用或在“君子日”之类假托他人之言中引用，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日；‘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日；‘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其是之谓乎!”或直接以“孔子曰”的形式引用，但亦多假托圣人之言。如《左传》宣公八年：“孔子日：‘《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其次是赋诗(含诵诗)和歌诗。《汉书・艺文志》日：“不歌而诵谓之赋。”可见“诵”和“赋”在意义上相通。《左传》引《诗》，共有赋诗30次，诵诗1次。《左传》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孔疏日：“诸自赋诗以表己志者，断章取义，不限诗之尊卑，若使工人作乐，则有常礼”。可见，赋诗分自赋诗和乐232作乐。自赋诗无常礼，诗无尊卑，可以断章取义。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鹁之奔奔》，赵盂日：‘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此处所引之诗，《草虫》在《召南》，取“未见君子……我心则降”数句，是赞赏赵孟为君子；《鹑之奔奔》在《廓风》，孔疏日：“伯有赋此诗者，义取人之无普行者，我以此为君，是有嫌君之意。”嘲主题不一，却皆可使宾主把酒言欢，其乐融融。

最后是作诗，即诗歌创作的情况。《左传》中的作诗，在字面上都作“赋”，因为赋诗本身就有作诗和诵诗两层含义。《左传》隐公三年：“(庄姜)美而无子，卫人为赋《硕人》。”孔疏日：“此赋谓自作诗也。……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此与闵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皆初造篇也。”其实，除了闵公二年郑人赋《清人》，许穆夫人赋《载驰》，《左传》还有两处作诗：一是文公六年秦人为子车氏赋《黄鸟》，一是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纠合宗族作《常棣》。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对作诗情况的记载，是后人对相关诗篇主旨进行解释的重要依据。

二、《左传》用《诗》的特点

春秋时诗在社会交往中作用极大，就《左传》用《诗》而言，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赋诗言志。春秋行人在宴飨之际，赋诗是重要交际礼节，如不答赋，则为失礼。故娴熟地用诗来交流，不但体现个人修养，还会影响国家形象。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日：‘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日：‘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杜注日：“《相鼠》诗，《郦风》日：‘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庆封被人当面引诗辱骂而不知。而恰当地赋诗言志，应对得体，则容易赢得外交胜利。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秦伯)享之。子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日：‘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日：‘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杜注日：“《河水》，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又注日：“《六月》，《诗・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还晋，必能匡王国。”因为赵衰应对得宜，重耳才赢得了秦伯的帮助。可见，在外交活动中，赋诗言志是不可或缺的文化修养。

第二，引诗证言。《文心雕龙・事类》载：“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左传》引用《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是“明理引乎成辞”。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日：“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日：‘子何以知之?’对日：‘《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公日：‘善哉!何谓威仪?’对日：‘……《卫诗》日：“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周诗》日：“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周书》数文王之德日：“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言畏而爱之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则而象之也。”这段文字引《诗经》六次，逸《书》一次，皆为“引成辞”，可以说是《左传》引诗证言最为典型的例子。

第三，以诗为评。以诗为评指直接引用《诗经》诗句对人物或事件进行评价。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日：‘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日：‘孝子不匮，永赐尔类。’其是之谓乎!”此处所引“孝子不匮，永赐尔类”，用来评价颖考叔是很贴切的。又如《左传》文公三年：“《诗》日：‘于以采蘩，于沼于，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阙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此处作者分别引用《召南・采蘩》喻秦穆不遗小善，引用《大雅・生民》称赞孟明对秦穆公尽职尽责，引用《大雅・文王有声》称赞子桑有举善之谋。这些都是引用诗句来品评当时的人物。

三、《左传》用《诗》对后世诗学的影响

《左传》用《诗》，对后世的诗学极具影响。刘永济认为：“下及战国，诸子著书，儒门记札，其风尤盛。而汉代经师之传记，臣工之奏疏，犹有引诗证义之习，亦见流风之远矣。就流传而言，《诗》能历秦火而存完璧，要归功于这种传统。学者对《诗》多能成诵，故除挟书之律后，可根据记忆把原诗誊写下来。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力征，礼崩乐坏，官学废弛，私学兴立，出现了士阶层。此阶层皆受过较好的教育，但多无官位职守，需要以策略游说列国之主，形成一种纵横驰说的社会风气。《汉书・艺文志》日：“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出行人之官的纵横家本继承赋诗言志的传统，然《战国策》中鲜有引诗的痕迹，在其他各家子书中却保存这个传统。

从《孟子》、《苟子》的引诗情况来看，其特点和《左传》引《诗》存在一致性：首先，在引诗的内容上。多引雅诗。《左传》引《诗》共238次(不含佚诗)，其中引雅诗160次，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在《孟子》全文共引《诗》32次，引用雅诗就有19次，也近三分之二。《荀子》共引《诗》69次(不包括佚诗7次)，引用雅诗就有50次，超过三分之二。这种现象说明，雅诗对社会的影响要远高于国风和颂诗。其次，引诗的方式和特点也受到《左传》引《诗》的影响。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这种用诗方法，和《左传》是一脉相承的。《荀子》中虽没有直接表明其用诗的方法，但考察其69次引诗，和《左传》的用法基本一致。

杂家《吕氏春秋》的引诗共有17次，其基本特征和儒家用诗比较接近。这主要是因为其书杂粹儒、道、名各家而成，其中甚至有大段文字沿袭《左传》、《庄子》等书，其中引诗的部分，很可能出自儒家之手。而《墨子》、《庄子》、《韩非子》这些非儒家的代表著作，它们说诗，引诗反映了非儒家的诗学思想，以及《诗》被接受的状况。战国时期非儒家对《诗》基本上保持了抨击的姿态，且越来越强烈，这种态度从反面也说明了《诗》在战国时期的影响越来越深广，是儒家《诗》经学化演进轨迹另一形式的表现。而这种影响和变化，也是在春秋用诗的基础上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