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先秦史官职掌为何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

摘 要: 据史料记载,先秦时期史官的主要职掌在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史官制度的发展有着其重要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对“三礼”中记载史官职掌的内容进行分析,以帮助读者对先秦史官的这一特点理清一条脉络,从而了解先秦史官职掌双重性的缘由。

关键词: 先秦史官 宗教 政治

一、前人关于史官起源及职掌的研究

先秦史官之职掌,《周礼》、《礼记》、《仪礼》等典籍中均有据可考,以《周礼・春官宗伯》所记关于大史的内容为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①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②可见周代史官之职掌实涉及宗教、政治两个方面。虽周以前并无特别的文献证明周前史官亦职掌于政治、宗教,但殷人素“信鬼”,重“巫卜”,其实也不难推及此制实是由来已久。

首先,事关先秦史官之职掌,应当溯源而谈,从史官的产生及其最初职掌开始说起。关于史官的产生,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③《吕氏春秋・先识览》、《史记・太史公自序》均有提及史官之起源,认为史官的产生是远在三皇五帝之时。近人关于史官的起源更可谓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素重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而巫祝是天与人之间沟通的代言人,从事卜事的巫祝工于文字记录,于是便演变为史官,即史官始自巫卜;有的认为,史官是始于仓颉造字,自文字产生之时,人类便有了记录,因此史官也就应运而生,即史官始自造字。这些观点都各据一理,仅仅止于旁证,至于史官之起源,人有好古之心自无可厚非,但无典籍或金石以证,即便是太史公所言,也是难以论断的。

可追溯的最早关于“史”的,是近代罗振玉于殷墟甲骨中所发现的“史”字。关于“史”字的探讨有许多,对“史”字字义的辨识,可以对史官产生及其原始职掌进行窥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史,记事者也。手又持中。中,正也。”④把史官解释为中正的记录者,这也是长期以来史家所认可的。清代金石学家吴大澄从周代铜器的“史”字字形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将“史”解释为手持竹简簿书,即是说史官是掌管文书者。⑤而对于将“史”解释为手持竹简簿书的问题,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史”字源自于射礼,而古时的竹简与射礼所用的竹g是同样的事物,而“史”字的“中”的本义则是盛放竹g的容器,亦可解释为盛放竹简,而手持“中”即是手持竹简簿书,故有此一说。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王国维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中”应解释为本义,也就是说史官起初的主要职掌是射礼,即是负责计算射箭命中次数的职务,而非一开始就承担了记录和掌管文书的职务。陈梦家在其《史字新释》则提出观点认为:“史为田猎之网,而网上出干者,搏取兽物之具也。”⑦将“史”解释为捕猎之具。当代学者黎虎亦提出观点认为“史”字如同使节手持旌旗,“使”是“史”的本义,而“事”“吏”等乃是引申义。⑧

从前人对史官之起源及“史”字之字形的探讨来看,众家各有说法,不一而足,但仅仅从字形来探讨这个问题却是不够的。另外,从记载先秦的文献来看,却又正如梁启超所言:“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⑨针对先秦史官职掌之探讨,因资料之局限,最早能考之史官莫早于殷时,而真正能以较丰富的文献左证的,则要到周时。

二、从文献看先秦史官职掌

《周礼》、《礼记》、《仪礼》等文献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周制的史官职掌内容,其中对史官制度记载最为完整的当属《周礼》,《周礼・春官宗伯》一篇中记有大史、小史、冯相氏、保章氏、内史、外史及御史七职,《天官冢宰》另记有女史一职。

大史之职掌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在政治方面,“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除了掌“六典”,还要掌“法”、“则”,从“以贰六官”也可看出大史要对文书的副本负责保管;其二,在农业生产方面,大史还要“正年岁”“颁告朔”;其三,在宗教方面,“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辩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即是与主事共同占卜祭日,读礼书并作相应的记录,祭祀当日要根据礼书安排座次;其四,朝觐之时,“以书协礼事”,“执书以昭王”;其五,发生战争时,携带测量天相的仪器与部队出征;其六,迁都之时,“抱法以前”;其七,大丧之时,执掌丧葬之法,宣读诔辞,考究丧礼是否得体,定赐谥号;其八,射礼之时,“饰中,舍g,执其礼事”,即负责计算射中数目,执掌相关的礼仪。⑩

小史之职掌主要为“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辩昭穆”、“读礼法”、“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大体上类同于大史的助手;而冯相氏、保章氏之职掌主要为历法星象,其中冯相氏观天相,“辩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辩其吉凶”;内史之职掌为协助大宰,掌管王法、王令的副本等;外史之职掌为传达王对畿外的命令等;御史之职掌为掌管和起草各诸侯国、采邑和民众治理方面的文书等;此外,女史之职掌则主要为内宫之礼事、保管内政之法副本及对内宫之事进行记录。{11}

从《周礼》中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周代的史官制度是较为完备的,分工十分明确,除了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职掌外,在农业生产、礼仪典制等方面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先秦史官的职掌中,是先从事于政治还是宗教事务,即是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是什么呢?

如果根据史官起于巫卜之说来看,因史官之前身为巫卜,故此史官必然是先职掌宗教事务,其后才涉及政治事务的,这也是得到比较多人认可的一个观点。如陈梦家即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书中提出:“祝即是巫,故祝史、巫史皆是巫也,而史亦巫也。”{12}史是否能与巫直接画上等号,值得斟酌,但从《周礼》中所载来看,史官职掌与巫卜职掌同归属于《春官宗伯》篇,在《礼记》、《仪礼》等文献中更是时常将“史”“卜”“祝”等词并用,但仅凭于此就断言史官是先从事于宗教事务,依然是不严谨的。此外,关于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所提到的观点,承袭其对“史”字形的解释,认为:“史官最初只是计算射礼书目的简单职务,后来掌天道、历法成为大史,又成了作为天子秘书的御史,治理天子直辖地的内史。”内藤湖南的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存疑之处在于,其对“史”字形的解释是其判断的重要依据,但这一解释尚非定论,更且从《周礼》记载的内容来看,主持射礼只是史官职掌所占极小的一部分,就此而断言射礼为其原始职掌,仍是不严谨的。我认为,针对先秦史官的原始职掌的讨论,缺乏文献证据,仅能止于推论及猜想,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先秦时期,尤以殷人为例,往往宗教和政治事务之间并无清晰的界线,而星象与宗教事务、历法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与政治事务等之间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很难加以明确地区分。这样先秦史官是先从事于政治还是宗教事务这一个问题,也就难以讨论,或者从根本说是不成立的。

其实,《周礼》所记载的周代史官职掌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史官的职掌,其中“五史”的共通之处在于主要都是对典籍的管理、事务的记录与宣读等,记载中多有提到“读礼书”“读礼法”“抱法”“掌书”“贰六官”“贰之”等语,而为一般所强调的宗教事务方面,只有大史、小史兼有此职,而射礼之事,也仅是大史所任,并非“五史”之通职;而将史官的职掌与《天官冢宰》中大宰的职掌进行对比,也可以发现“五史”之职掌与大宰是一一对应的,其中如大史之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这与大宰的职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13}是相照应的,这里的“逆”并非现代汉语所理解的反叛之意。根据《说文解字》:“逆,迎也。”{14}可以理解为:“以迎受天下各国(上报的)治理情况的文书。”{15}可见“佐王治邦国”是大宰的职掌,而大史则是负责掌管典籍和负责记录,起到的是辅佐大宰的作用;而再将史官的职掌与《春官宗伯》中巫祝的职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史官与巫祝有着重要联系,但是也有着诸多差别,其中如大卜之职掌:“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16}这与内史所掌的用以诏王治的“八枋之法”是不同的,与大史“大迁国”“大丧”之时所抱之法也是不同的,大史于祭祀之时,是“与执事卜日,戒卑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可见周代史官在宗教事务中的职掌也主要是协助而已。

当然,《周礼》主要是从职官之职掌的角度进行记载,而与《周礼》、《礼记》并称“三礼”的《仪礼》一书,则对先秦的礼制具体操作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其中在“乡射礼”、“大射礼”、“燕礼”、“聘礼”、“觐礼”、“既夕礼”、“少牢馈食礼”中均有对史官之职掌的描述,如“少牢馈食礼”一篇中:“少牢馈食之礼。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于庙门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门东。史朝服,左执筮,右取上b,兼与筮执之,东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史曰:‘诺!’西面于门西,抽下b,左执筮,右兼执b以击筮,遂述命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乃释b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书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则史b筮,史兼执筮与封以告于主人:‘占曰尽！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若不吉,则及远日,又筮日如初。”{17}从中可见先秦时期颇为重礼,即使是少牢馈食的程序也颇为烦琐,兼且要占卜,而占卜之事有专门的卦者进行,而大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是少牢馈食礼的主礼人,而占卜在其次;大史此外,关乎射礼之事,根据《仪礼》中的记载:“大史俟于所设中之西,东面以听政”、“大史获释”,而主礼人的官职为司射,大史在射礼中主要是协助司射进行计算等工作。再看“觐礼”一篇中的记载:“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再拜。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车南。诸公奉箧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傧使者,诸公赐服者,束帛、四马,傧大史亦如之。”{18}大史位于右侧,并负责“述命”、“加书于服上”,这对比之中,也不难看出先秦史官在各种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差异。

三、对问题的分析

综上所述,我认为,史官的起源难以定论,虽然起于巫卜之说颇有道理,但《礼记》中记载:“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19}说明史祝实际是并列的关系,很难说是始自巫卜。总之,史官无论是始自巫卜、造字或其它,史官的原始职掌主要在于记录,《礼记》就有言:“史载笔,士载言。”{20}这也是历代以来史官的最大职责,这一点基本上能够得到认可的。史官大概源自于一批较早掌握语言和文字的人,大体或类似于古埃及的书记员、抄写员(scribe){21}。王国维在其《释史》中就提到一个观点,认为周代的“史”主要是“内史”,即是“作册”,而“作册”的首领就是“尹”,同时也把“尹”的字形解释为手握笔的形象,{22}《说文解字》中亦有语:“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23}史官的出现可能仅仅是基于一种记录的需要,并非简单地起于巫卜,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产生了自觉的记录的需要,专事于纪录的职官便产生,这或就是史官之前身,而这一种需要的沿袭,使得史官正式成为一个固定和具体分工的职官。

在先秦时期,宗教、政治事务之间并没有很明确的界线,尤其殷人“尚鬼”,宗教之事甚为发达,而史官作为记录者,自然会与宗教产生联系,而成为卜事祭祀的记录者及协助者,如《礼记》中就提到:“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24}在这一时期,对于史官一职而言,宗教和政治的职掌可能是一体的,到了周代,虽然承袭殷代,但宗教色彩已经远不如前朝,史官地位要比殷代要有所提升,相反巫的地位可能弱化了,这一点在《周礼》的记载中是颇有体现的,史官因其长于记录、掌管文书的便利,史官就担任起更广泛的职务,史官与宗教事务的关系也不如殷代那样紧密,其中可见《周礼》记载中只有大史及小史才包含了巫卜的职能,其它的史官之职已经基本完成了向政治事务从事者的转变,如御史一职,其政治色彩颇浓。此后,史官的角色应该产生过分化,大体是在战国时期,有些职官虽有“史”之名,但与今日所理解的史官职掌大不相同,如秦汉之时的御史大夫一职,而同时一些专事记录,且特立独行,强调直笔的世袭史官之职开始出现,董狐直书一例就正如此,而太史公的家世,或与也正源于此吧。

总而言之,先秦史官之职掌渊源甚远,对其起源及原始职掌的讨论实难穷尽,也有各家说法可供参考,而先秦史官职掌之所以兼有宗教、政治二者,首先是因为先秦时期,宗教与政治间的界线不明晰,往往二者是一体的;其次,主要是得于史官长于记录的原因,其熟于文字典籍的职要,决定其必定与宗教、政治发生关系,更且史官的产生,本身也就是出于对人类事务记录的需要,这种需要涉及社会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不止于宗教、政治。

注释:

①②⑩{11}{16}周礼・春官宗伯.

③史通・史官建制.

④说文解字・史.

⑤原载于吴大澄之《说文古籀补》,转引自内藤湖南之《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史之起源》。

⑥{22}原载于王国维之《释史》(《观堂集林》卷六),转引自内藤湖南之《中国史学史》第一章,《史之起源》。

⑦原载于陈梦家之《史字新释》(《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转引自许兆昌之《史官源流考》。

⑧原载于黎虎之《殷代外交制度初探》(《历史研究》第8期,1988年),转引自刘桓之《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

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12}原载于陈梦家之《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转引自许兆昌之《史官源流考》。

{13}周礼・天官冢宰.

{14}说文解字・逆.

{15}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7}仪礼・少牢馈食礼.

{18}仪礼・觐礼.

{19}{20}礼记・曲礼.

{21}scribe,通常指Egyptian scribe,即古埃及的抄写员,可以译为“书记”。

{23}说文解字・尹.

{24}礼记・礼运.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Z].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2]杨天宇.周礼译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杨天宇.仪礼译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杨天宇.礼记译注[Z].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唐]刘知几.史通[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日]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中华书局,2009.

[8]许兆昌.史官源流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1).

[9]刘桓.殷代史官及其相关问题[J].殷都学刊,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