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问题与社会“内在解体”危机

“小三”、“剩女”、“有房才结婚”、“3000万光棍”、“离婚”―这些关键词是打开中国婚姻问题密室的钥匙。

但对问题的描述，有时候数据更管用。

2014年6月17日，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50万对，比2012年增长12.8%，粗离婚率2.6‰。同时，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346.9万对，比2012年增长1.8%。

1346.9万对比350万对，它相当于，在3.8对人结婚、组建家庭的同时，就有一对人离婚、一个家庭瓦解。

看上去，在绝对量上，结婚组建家庭的数量当然高于离婚家庭瓦解的数量，但翻看从2003年以来的数据，可以发现离婚率每年的增幅都很大，到2012年，超过了结婚率的增幅，而且继续大幅升高。未来恐怕也会如此。按这种趋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婚姻家庭解体的速度和数量，将导致中国社会结构产生惊人的变化。

高离婚率的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它本身也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中国确定无疑地进入了婚姻家庭脆弱、解体加速的时代。它和社会结构的脆弱、社会系统的紊乱息息相关。 内在解体

如果一个社会有“解体”、无法运转下去的麻烦，那么，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是剧烈的“社会冲突”，社会结构散架，陷入无序，极端大概是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另一种，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大量瓦解，分裂成另外的基本单元（个人），就相当于换了一种根本就不能玩下去的社会构成模式，是社会的一种“内在解体”。

我们可以问：假定社会是由一大堆男女光棍，以及离婚人士组成，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不复存在，有可能吗？

至少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将很难想象。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人口的社会再生产，但问题是，社会的构成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也很难有一种神奇的组织模式能够代替现在以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组织模式，来让高度原子化的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构成社会。

如果人们要建立一个国家，那很好办，无数个体同意，或被迫同意即可。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不是婚姻家庭。国家权力对应的是公民权利。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是无数个人通过契约或强力进行整合的结果。

但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是有一个“社会”，没有社会根本谈不上有国家。所以，一旦社会的构成出现麻烦，国家将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即使它能够组织起来，也不知道该如何进行社会控制。

就婚姻家庭制度来说，人类社会先后有过几种形式。原始人有群婚制，在一个部落内部，一帮男人和一帮女人可以互为夫妻。现在看上去虽然不可思议，但在当时极为恶劣的生存处境下，婚姻的社会功能，就是进行人口的社会再生产，管不了那么多。群婚制又分为血缘群婚制和亚血缘群婚制。血缘群婚制排除了父母子女等纵向的血亲发生婚姻行为，而亚血缘群婚制又排除了兄弟姐妹等横向的血亲通婚。不言而喻，这样干，仍然是进行人口的社会再生产，只不过考虑到了后代的健康。

部落意味着大家是一个生存单位，所以，一帮男人和一帮女人的群婚，不太有什么可怕的社会后果，因为所生的孩子是“大家的”。换言之，没有什么国家，“社会”的边界大致就是部落的边界，群婚制的婚姻家庭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又是“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

此后，社会生产力发展，人们的生存处境没那么恶劣了，有时候个人离开部落、氏族，也可以单独生存。并且，各部落、氏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社会”的边界扩大。一个男人和一帮女人，或一个女人和一帮男人，也可以通过婚姻家庭的形式生存。这个时候，群婚制过时，对偶制出现，一个男人或女人可以和一帮女人或男人中的某一个相对固定地组成家庭。

但在生产力的发达导致了私有制出现以后，婚姻家庭具有了排他性的能力，过自己的小日子，可能比跟大家一起过更好，对偶制于是被一夫一妻制淘汰，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变成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社会的结构，以及组织模式，由此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也是从那时起，在“社会”之上出现了“国家”，国家的边界，大致就是社会的边界。无论社会有多么庞大，其基本构成，都不再以群婚或对偶婚为单位，当然，以个体为单位，人们还没有想到是否可能。

这意味着，今天中国的高离婚率，以及根据性别比理论上会有3000万光棍的存在，其实是社会的一种“内在解体”。 社会演变方向

人类有很多属于“自由”领域的行为，无法通过“普遍性”的检验，好像也不应该被大家普遍模仿。比如同性恋、独身、离婚，那只能是少数人的事业。

对个人来说，选择独身或离婚，没什么错，甚至可能是一种幸福，或是对痛苦的解脱。但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事，在社会层面上，它们都无法变成“集体选择”。

而反过来看，客观上，一个社会如果有很高的离婚率，有很多人只能打光棍，很多人“结婚难”，这说明，确实出问题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价值观念等等，在制造出外在的社会冲突时，也破坏了社会的构成，导致了社会的内在解体。

似乎是一种巧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轨迹，和婚姻状况的演变轨迹大致是重合的。政治、社会控制的变化方向，以及社会在阶层结构、贫富分配状况、道德状况上的恶化，和婚姻家庭的解体，总体上保持遥相呼应的态势。

1978年，中国的离婚人数为28.5万对，离婚率为0.35%；结婚人数为597.8万对，结婚率为12.4%。这一年，中国的总人口为9.6亿。可以看到，离婚人数相对于结婚人数简直不值一提，离婚基本不会引发什么社会后果，相反还可以说是社会在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而我们知道，1978年刚刚要改革开放，中国的婚姻家庭还处于政治控制与社会控制之下，对人们来说，离婚不仅相当难，而且要遭受社会排斥。

到1982年，离婚人数增加到42.8万对了，离婚率0.84%，是1978年的2.4倍；结婚人数836.9万对，结婚率16.5%。这一年，总人口是10亿。离婚率的增幅，因为离婚在绝对数量上远小于结婚，因此远不如结婚率的增幅，但增长的比例大于结婚率。这段时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社会对家庭的控制出现了松动，原来压抑着不敢离婚的人，都想着解脱了。

1982年以后，离婚率继续增长，但这种增长，和政治、社会控制的放松基本没什么关系了，而是和阶层结构、财富分配、道德观念的变化有关。这一年开始，中国大踏步迈入改革和开放的“旅程”，社会上充斥着钱的声音。人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不仅发扬了利用婚姻改变命运，实现社会流动或固化阶层壁垒的传统美德，而且，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也受到了挑战。因此，到1989年，离婚人数上升到75.3万对，离婚率达到1.35%，而同期，结婚人数为937.2万对，结婚率16.8，总人口11.2亿。之所以7年间，离婚率只增加了1.6倍，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整个80年代，尽管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但社会结构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内在解体”还算不上是一个问题。

到1995年，中国人口达到12亿，结婚人数934.1万对，但离婚人数已达105.6万对，离婚率1.75%。而到2003年，离婚人数达到133万对，离婚率2.10%。看上去，8年间的离婚率增幅并不算大。但这一年，却预示着改革开始以来的阶层结构重构已基本结束，阶层开始固化了，而在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价值观念上，已呈现出一种严重滑坡的面相。社会的外在解体，加速启动了内在解体的进程。

因此从2003年开始，在结婚率增幅并不大时，离婚率猛然加速增长，终于在2012年，第一次超过了结婚率的增长，社会内在解体的幅度、速度超过了社会构成的幅度、速度，到现在，这种反差还在继续。

这11年，正是中国各种社会问题频出，而且复杂纠缠的时期。它们全面渗透进了婚姻家庭内部，加速了它的内在解体。社会的三种症状交织在一起：各阶层、群体从抽象的共同体中分裂出来并对峙；每个个体从社会整合的纽带中分裂出来，在心灵上原子化；个人从婚姻家庭中分裂出来。 怎么办？

以上分析好像暗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离婚率升高，发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性”现象。

确实如此。在绝大多数的传统社会，离婚率都不高，因为婚姻直接就是一种政治、社会控制，并不预设个体有独立的权利决定是否离婚，婚姻家庭的解体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离婚率多数都不低。

比如，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后，离婚率大幅飙升，到20世纪80年代，结婚离婚比率竟然高达50%，即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此后，保守思潮抬头，美国的离婚率逐渐下降，但在今天，仍然很高，2013年粗离婚率在5%左右（中国2013年的粗离婚率是2.6‰）。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法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也是高离婚率的国家。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离婚率同样很高，仅就香港来说，现在的离婚率是过去30年的10倍。

虽然离婚可被视为“现代性”的副产品，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离婚率，与中国社会的高离婚率，社会后果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一般而言，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离婚，其埋单者更多是自己，小孩教育、生活等压力，没有转嫁给政府和社会。他们的高离婚率对社会的影响，更多是就家庭解体对社会构成的影响而言。但社会下层的离婚，则往往会有直接的社会后果，小孩的身心受创、教育、生活压力等问题，会变成社会保障、治安等社会问题，政府和社会不得不为之埋单。

尽管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为高离婚率，还有大量的“单亲妈妈”而头疼，但其健全的社会保障，还是可以应付一下。而我们的问题，则是在社会保障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在存在诸如阶层固化、社会冲突、3000万光棍、留守儿童和妇女的情况下，来应对高离婚率的社会后果。这其中，社会下层的离婚率，占据了很大比重。我们是在社会结构本身就已很脆弱、畸形的情况下，来应对社会内在解体的威胁。

就对社会的冲击而言，中国的婚姻问题具有多种面向，诸如离婚、未婚生育、恐婚、独身（主动选择）、光棍（无法找到结婚对象）。每一种主动或被动的选择都有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原因。但共同点是，这个社会，包括他人，难以给人们安全感、信任，和对未来的确定性，而每个人在缺失这些对他的生存来说极重要的东西时，出于心理保护，都放大了他的权利、利益诉求、对婚姻的恐惧。这意味着，现有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资源分配模式，以及功利、扭曲的价值观念，不仅摧毁了社会团结，而且直捣社会构成最核心的婚姻。不正当的制度安排、不公平的资源分配的杀伤力，莫过于此。在过去，它更多是导致社会的外在解体，而现在，则同时导致内在的解体。

个体的婚姻问题对个人来说可能是转机，而普遍的婚姻问题对社会来说则极可能带来危机。

从个人来说，婚姻问题是一个权利、心理领域，无法从道德或社会层面来妄加评判。但对政府和全社会来说，面对今天和婚姻有关的各种严重问题，及引发的社会后果，则须寻找对策。而正如婚姻问题是社会系统紊乱导致的一样，对策也应该是系统性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心理、伦理等方面都应该考虑到，并作出调整。“社会”涉及所有人的利益和幸福。扭转社会从外部和内部解体的趋势，比什么都紧迫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