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相和 道技相谐

叙事结构为叙事学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结构”叙事要素就难以融合，故事情节也会失去载体，叙事谋略更无从展开。西方叙事学认为，小说家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在人类经验的大流上套上一个外形，这个外形就是最广义的结构。杨义先生则认为：“沟通写作行为和目标之间的模样和体制，就是结构。”“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经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因此，我们在考察叙事作品结构的时候，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的过程。”较之于西方叙事学，杨义先生更准确贴切地揭示出叙事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它不仅是静态的组织实体，更是动态的组织过程。而实体与过程的相融相洽正是“三言”叙事结构的主要特征。

一、叙事结构之“道”

“三言” 的故事虽然也有片断性叙事，但多数仍是单体式线性结构。其表面是以时间顺序为脉络，按自然时序来组织情节的发展，但是，如果从深层意蕴进行挖掘，就会发现，“三言” 叙事题材的选择、叙事情节的组织和安排、叙事结构的运作、展开和整合的内蕴能量或动力，并非时人所指的时空顺序，而是“劝善惩恶，教化众人”之“功能”。正如杨义先生所言：“一篇叙事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的隐义之所在。他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而“三言”强烈的劝惩意识正是小说作者智慧与人生经验的结晶。

众所周知，小说是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功能期待，而教化作用为其主要功能之一。冯梦龙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和明代社会新思潮双重濡染的思想家、文学家，自然不会轻视小说的教化功能。他认为小说“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警世通言・序》）“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古今小说・序》）他甚至指出:“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醒世恒言・序》） 可见，小说在冯梦龙的眼中不失为伦理道德的表现之法，其地位与正统文学庶几无差。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教化功能之下，“三言”将叙事结构与“天人之道”相呼应，“把现实世界的各部分加以改变、替换、缩小、扩大，由此勾连成一个自己的整体”， “表现一个道德原则或社会伦理的破坏与被恢复，这种循环体现了天道与社会的永恒与稳定”，体现了鲜明的倾向性和玄奥的哲理意味。可以说，“劝诫”功能为“三言”叙事结构动态组织过程中各要素所必须贯彻执行的标准、依据；换言之，将“劝诫”功能作为核心来结构全篇的结构之道，成为“三言” 惯用的叙事谋略。

如《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说一个人，单为行善，周全了一家骨肉”的故事，内容简单、情节明了、线索清晰，其结构模式为：

结构特点:

情况形成 采取行动 达到目的

主线（善）：吕玉丢失儿子 拾金不昧 合家团圆

副线（恶）：吕宝卖嫂求财 媳嫂换髻 吕宝失妻

那就是善因必有善果、恶因必有恶果之劝惩功能下的逻辑意蕴。小说形成两个因果相接的叙事系列，吕玉因拾金不昧之前因，才可获全家团圆之后果；吕宝因卖嫂求财之前因，才导致妻财两空之后果；在两个叙事系列之间，小说同样刻意追求戏剧性的因果联系，如果没有吕玉丢失儿子之主线为前因，肯定就不会出现吕宝卖嫂求财终致妻财两空之后果，起码主线为副线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原因。

二、叙事结构之技

如果说以上是从“正在完成”的动态组织过程来研究“三言”的叙事结构，属于结构之道，下面笔者将从结构之技，即静态的组织实体来对“三言”的叙事结构进行探讨。

韩南教授曾将中国白话小说对说话形态的摹仿称为“假称一部作品于现场传颂的情境”。“三言”的叙事情境即是对说书场现场的摹拟，其单体式线性结构是在说书场氛围中形成了一种职业说书人程式化的叙事格局，即小说的情节链由篇首诗、头回、入话、正话、结语、篇尾诗六部分连缀而成。而且“三言”进一步将其规整、突出、强化、超越，尤其体现在头回、入话部分。宋元旧篇中很少具有头回、入话，“许多作品如《清平山堂话本》，虽然几乎每篇题目之下都标有‘入话’两字，但说书人往往在篇首诗后直接敷陈故事，并没有一言半句的引接”，在“三言”中却已经成为小说外在结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排除冯梦龙在编辑整理时，有意地补充与完善”，甚至“许多话本的‘得胜头回’被强化、拉长，没有的也补写上了”，“形成了体制上相当规整的、以小故事牵引和阐发大故事”的“葫芦格”结构方式，充分体现了文人创作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渗透与融合。“三言”之所以选择“拟说书场”的叙事格局，是与其以劝戒功能为核心的结构之道密不可分的。“三言”“虚拟说话人与说书情境是为了肯定或论证某种社会尺度规范与社会集体意识”。

首先，这种由说话情境所赋予的鲜活的叙事结构，尤其利于小说劝诫教化功能的实现。众所周知，“拟说书场”的情境中，说书人可以自由自在、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叙事结构之中，或隐形、或公开地以作者代言人的身份进行议论评说， “或概述大意、寓示主题、烘托气氛；或引出地点或人物，表明说书人的劝惩和评判”，“直接地表达出叙事者的主观意志和对主题的归纳”，如《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先以篇首诗带出“裴度还带”及“禹钧还金”两个因拾金不昧而将祸转福的故事，为正话的情节发展做一铺垫，同时对叙事接受者予以劝惩；接着，在头回故事叙述之后，发表议论，进行经验性总结，引出正话的主题，并“用入话来点破整个作品的主题，寻求‘当场’宣传鼓动的效果”， 劝君诸善奉行，但是诸恶莫作。”可谓“一石三鸟”。正话部分，说书人又适时地于结构的起、承、转等连接处多次介入，再度以韵文的形式对叙事结构的转接给读者以提示，同时以其独特的说服力和权威性将读者带入一定的叙述情境，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及对那些构成社会意识基础的公众伦理道德和人生经验的认同，“从来作事要同心，夫唱妻和种德深。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昔闻杨宝酬恩雀，今见施君报德鸡。物性有知皆似此，人情好杀复何为？”使叙事接受者心悦诚服地接受说话人所代表的某种社会伦理道德观念。最后，小说于结语处合而归一、收束全文，将善因带来的善果呈现给叙事接受者，又一次给叙事接受者以告诫，使叙事接受者的人生经验与其合而为一，达到情感和认知的共鸣，将教化功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其次，冯梦龙主张小说不仅要“导愚”，还要“适俗”，而且“适俗”是实现“导愚”之功能的先决条件。 冯梦龙在文体选择过程中非常注重通俗性：“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醒世恒言・叙》）“说书场”叙事格局自宋元以来，一直为广大市民阶层所接受和运用，并成为市民社会悲欢离合丰富内涵的独特承载方式，最符合市民的欣赏趣味和审美水平。“拟说书场”的叙事结构使“说书场”叙事格局焕发出新的生命，其相对于“说书场”叙事格局而言，于娱情之余增加了更多的世道人心的反省，追求着明哲、通达和恒远，散发着哲理意味和人生感悟,正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是也！可见，这种通俗的结构体式，更利于“导愚”功能的实现。恐怕这也是“三言”钟情于“拟说书场”叙事格局的一大原因。

“三言” 以“劝诫教化”的功能来结构全篇，并通过“拟说书场”的单体式直线结构来实现其“劝诫教化”之功能，不仅体现了叙事结构整体集中之美，还体现了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环环相扣、血脉相连之美。此一叙事谋略，在一动一静中将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有机统一于一体，二者相辅相成、相协相调，共同完成了对“三言”叙事结构的建构。

（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