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占领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现代化改造

[摘 要]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在日本史上被称为美军占领时期。虽然表面看来此时的日本衰败不堪且耻辱万分，但美军的到来实质上给了日本第二次依附强国，发展自身的机会。正是这次占领使得日本在政治、经济、科教等方面取得多项改革成果，迅速完成战败国向现代化国家的基础转变。而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的是，美国作为外部力量在这次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关键词]现代化；日本；美国；占领时期

一、现代化改造的背景

在结构功能学派的现代化观点中，“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统称”[1]13。判断现代化的标准则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性，“它是社会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形成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各发达国家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而所具有的共同特征”[1]14。这些特征包括民主化、工业化、都市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等等。对于日本来说，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跨出现代化的第一步，日本社会各方面也初步产生现代性的特征。但随着开国时间的加长，日本逐渐偏离了现代化的轨道，并盲目以德国为模版，将战争视为踏入现代强国之列的必要手段，最终带来的是彻底的失败。

战争的错误指向也使得第一次现代化的成果受到严重摧残。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投降诏书，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并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当同盟国人民沉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喜悦之时，日本却陷入一片迷惘与死寂的气氛中。对日本人民来说，一场失败的侵略战争除了带给他们不愿面对的耻辱之外，同样也给他们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日本。据盟军最高司令部1946年初的统计显示，“日本损失了总体财富的1/3，以及全部潜在收入的1/3到1/2。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5%，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55%。包括在广岛和长崎在内的66个主要城市被严重炸毁，破坏了这些城市总计40%的地区，至少30%的人口无家可归。在最大的都市东京，65%的住宅被摧毁。在全国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大阪和名古屋，这一数据分别是57%和89%”[2]15。战败的阴影笼罩在日本上空，很多日本人都在疑惑日本的明天将走向何方。

事实上，日本与日本人民并没有选择的余地，美国成了他们再次摆脱困境的唯一救星。在1944年时，美国人提出第一个战后对日政策的备忘录，即“赫尔5・9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也是最早提出占领日本本土的官方文件。不过，美国政府似乎也不愿与其他同盟国分享这种权力，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日本投降前宣称，“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打算分割管制或划分占领区”[3]19。波茨坦公告？中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方针也出自美国人的手笔。在日本投降前三天，杜鲁门就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作为占领政策实施机关的盟国最高司令，而此时盟国对日共管机构还没建立起来。即使在后来成立的对日理事会和远东委员会中，美国人在其中也拥有着绝对的领导权。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更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对日本国民，事实上具有无限的权力。历史上，任何殖民总督、征服者或司令官，都没有拥有过我对日本国民所有拥有的这么大的权力，我是八千万日本国民的绝对统治者”[3]21。可见美国将日本化为囊中之物的想法并不是一纸空谈。美国除了用本国官员和46万军队抢得对日占领的绝对优势外，更将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1945年8月底，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下令关闭了日本在中立国家所设外交机构。12月又禁止日本外务省与外国驻日代表机构间的直接往来，从而完全切断了日本与外国包括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一切联系”[4]36。由此可见，战后日本的未来几乎完全掌握在了美国人的手里。

二、现代化改造的内容

（一）战时体制的瓦解

经过二战的洗礼，美国深知摧毁曾经的战争模式是改造日本最基础的步骤。如果日本依旧按照原有的模式运作下去，日本在未来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在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方组成的调整委员会炮制的日本投降后的美国初期对日方针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占领的目标首先要“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46。因此日本进行第二次现代化的第一步就是将日本从战争模式中剥离出来。

要摧毁旧体制就必须让日本人清醒地意识到旧体制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也与国际社会要求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负责的呼声所一致。美国正是通过处理战犯的方式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并让日本社会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书一个星期内，盟军总部就逮捕战犯的命令。1946年1月，在东京设立由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年5月3日，太平洋地区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开始。虽然亚洲国家对只有7名直接战犯被判绞刑，其余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的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但是这次审判的意义绝不止在国际范围内树立了公平与正义的标杆如此简单。对日本的第二次现代化来说，则是斩断过去，开启重建可能的捷径。

在对内方面，盟总利用其权力一系列指令，希望迅速终结日本战时体制。“9月2日、3日、22日，盟总相继发出指令，其中主要包括：解除日军武装，增强民需生产和禁止军需生产，由盟总统制日本的对外贸易等。9月10日，发表了关于言论、新闻自由的备忘录。随后，在9月底以前的20天内，又接连4次发表与新闻有关的备忘录，作了一系列有关言论自由、新闻报道、广播等的指示和规定。”[3]24除了解禁之举，美国还希望从源头上阻止战时心态的继续蔓延，那么就必须将军国主义的思想毒瘤从日本社会里彻底清除。10月初，麦克阿瑟在与占领当局的核心人物商讨后不久就向日本政府递交关于废除政治警察的备忘录，希望日本借此能从军国主义的战时恐怖中抽身而出。随后，新上台的币原内阁决定与盟总配合，10天内陆续将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等一系列法律废除。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在会见币原首相时提出了著名的“五大改革指令”，日本正式开始第二次现代化的预热。

（二）民主政治的开端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也是美国人赴日的目标之一。天皇制是日本政治最大的特点。因此，美国推动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处理天皇。面对亚洲各国要求同时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的呼声，占领当局却从现实出发，认为利用天皇是维持统治的最好方法。麦克阿瑟认为“天皇具有超过20个团的战斗力，如果对天皇处理不当，可能引起日本人反抗美军占领”。[3]44但美国却不会容忍天皇继续神化自己，他们要将天皇彻底拉下祭坛，塑造一个象征日本的全新个体形象。1945年9月23日在天皇与麦克阿瑟进行单独会晤后，美军特意撤销妨碍自由报道此次会晤的禁令，目的就是让日本人认清天皇已不再是日本最高统治。占领当局也开始一系列针对天皇神性改造的工作，如于12月15日“神道指令”，授意日本内阁起草国运振兴之诏书（通称人的宣言）。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有偏袒包庇天皇个人之意，但通过这些举措，日本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黑暗的一面被清除，也为民主宪法的诞生铺平道路。

作为一个以法治精神为傲的国家，美国坚信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此，占领当局政治民主化改造的第二步就是以立法形式变革天皇制。日本第一次现代化的成果之一大日本帝国宪法，虽说为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下的产物，但是毕竟是一部“钦定宪法”，“天皇论”是其核心原则。这部宪法与德意志帝国宪法一样，都是民主外衣粉饰下的极权主义。不过日本政府并不愿意触动天皇制的根基，松本调查委员会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只是将有些激进的词句有所删除，“例如，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最高不可侵犯’，把‘天皇统帅陆海军’改为‘天皇统帅军队’”[3]44。占领当局这才意识到天皇制在日本政治领域根深蒂固的影响。于是，盟总民政局亲自操刀起草了一份日本国宪法草案，其中，开篇明义地否定了天皇与军人的特权，“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政体的象征，其地位以所在的全体国民意志为依据”[2]46。另一重要条款宪法第九条的雏形也来自于麦克阿瑟一张手写纸条，要求日本“放弃作为国家权利的战争。日本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以及作为保持自身安全手段的战争。不准日本拥有任何陆海空军，不赋予日本军队以任何交战权”[3]49。虽然，宪法第九条有美国为避免日本报复而设立之嫌，但还是充分体现了美国改造日本非军事化的原则。当然，这样一部突破传统的宪法草案极大地挑战了日本政府的承受能力。内阁起初一直不愿公布宪法草案，最后迫于美国人威胁宪法将由日本民意决定，才以其为蓝本开始修订工作。经过日本众议院和贵族院地反复辩论与修改，同意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日本国宪法。可以说，没有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和强制要求，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订立一部真正包含民主与自由精神的新宪法，更不可能推动后续的议会、内阁以及地方自治等全方位政治改革。

（三）经济领域的重建

关于恢复日本经济，“占领初期，美国曾公然声称，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恢复不负任何责任，制定了日本赔偿的苛刻条件，并决心把日本经济控制在1934年―1936年的水平，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4]39。最具代表性的是其赔偿政策“日本存在其领土外的所有财产应按照有关盟国当局的决定移交，除维持和平的日本经济以及对占领军的供应所必需的物资和设备外其余一律拆迁”[5]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美国逐渐改变其初衷，不再以限制日本经济发展为要务，反而转向扶持与帮助日本经济复兴的政策。不管美国是否是有心帮助日本重建经济，在美国的物资援助和政策引导下，日本迅速回到工业化时代。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重新调整战略，以特需订货的方式刺激日本经济的再次发展，进一步加速日本经济现代化的完成。

经济援助的形式分两种，最为直接的方式是物资援助。“倾斜生产”政策是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战后初期经济萧条的紧急办法。倾斜生产的重点在煤炭业生产，如果没有美国同意向日本输入重油，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本就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快速恢复基础工业。除了重油，“1948年以后，美国对日进口物资又增加了铁矿石、焦炭、铁矾土、磷矿石、生胶等，对日本的钢铁、有色金属、肥料、纺织生产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4]92。而这些物资所转换的“回转资金”，“又恰恰是充作了日本私营电力、海运、煤炭、钢材及化学等重点企业的资金，或是补充了国营电讯、铁道乃至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方面的资金”[4]241。而与日本政府向重点产业发放的贷款数额相比，“1945年至1951年美国援助物资总额大约为日本“复兴金融贷款”的5.8倍”[4]241。单单1947年和1948年两年，“美国对日出口物资分别占日本进口总额的77%和67%”[3]92。由此可见，没有美国在物质上施以援手，日本的工业化根本举步维艰，更难说全方位地复苏了。

另一个效果显著地方法是引导经济政策的制订，帮助日本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在战后三大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都出现了美国占领当局的直接干预的情况。以农地改革为例，在币原内阁提出的改革草案遭到议会保守势力的强硬反对后，占领当局向日本内阁递交了？关于农地改革的备忘录？，借此向议会施压，第一次农地改革才得以推行下去。1946年6月，盟总不满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再次督促日本政府以对日理事会中英国人的方案为蓝本，尽快推动下一步改革。正是在盟总一次又一次地施压下，日本政府才能下决心结束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土地制。在解散财阀和劳动体制改革中，美国也扮演着督导者的角色。美国的间接参与在配合经济现代化的体制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历了初步的整改后，日本经济进入了持续通货膨胀，大面积工人失业的时期。就当所有人担心这一愈演愈烈地情况有可能带来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美国通过朝鲜战争的订单作为消费手段，再次推动日本经济的起飞。据日本学界估算，美军“特需”总额“1950年为1.91亿美元，1951年5.45亿美元，1952年8.52亿美元”[4]242。如此庞大的消费不仅使得朝鲜战争前为数1000―1500亿日元的滞销物资一扫而光，还极大的促进了日本的生产能力、对外贸易以及外汇储备。到1951年，“日本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的实际总值以及实际设备投资等都超过了战前1937年的水平”[4]244。正是朝鲜战争的恩惠使得日本不仅摆脱了战后经济环境恶化的窘境，更为1955年至70年代初期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开启奠定基础。

（四）科教事业的发展

教育普及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与否的衡量标准之一。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但1943年的？战时教育令却使得日本国的教育受军国主义毒害，畸形发展。美国人在到达日本不久后就试图将“五大改革”中的第三条付诸实践，盟总于10月22日下达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政策等“四大指令”，“彻底肃清了教育中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给教育带来了民主化，进一步建立民主主义教育体制创造了条件”[6]422。在推行新的教育体制问题上，美国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6年8月远东小委员会（SFE）根据前述美国国务院的PWC/289文件、盟总的各项指令、麦克阿瑟对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声明、初期方阵、日本人的再教育等，制定了日本教育制度的改革（SFE/135），这个文件成为美国对日本教育政策的基本文件。”[5]422而日本政府1947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也基本秉承了美国改革文件的精神，按照美国方面的想法“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制，贯彻民主主义原则。主要包括实行‘六、三、三、四’制的单轨学制，九年义务教育制，男女同校，地方分权制等内容”[7]。

科学发展的程度是考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完成程度的又一直接标准。战前日本的科学技术主要效仿德国，既单一又狭隘。在战后，美国式科学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改变了战前向德国一边倒的情形。“1945年9月以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康普顿为团长的科学情报调查团来日本处理战后科学事业。1947年美国国立科学院派遣以亚当斯为团长的美国学术顾问团来日本，具体帮助日本制定发展科学的计划。1946年2月盟总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在东京日比谷开设图书馆，公开美国的学术杂志，不久CIE图书馆在全国20多个城市相继开设，美国科技书籍杂志涌进日本，使日本广大科学者有机会摄取欧美的先进科学。”[6]426除此之外，盟总还以美国国立科学院为模版，通过科学涉外联络会建立新的学术体制，帮助日本成功转入新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现代化改造的评价

大部分学者对美国在占领时期所付出的努力持肯定态度。日本经济与社会学家大来佐武郎在？发展经济类型国家与日本一书中指出，“应该承认，占领带来的广泛改革，给日本的社会与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日后蓬勃的经济活动奠定了基础”[2]80。国内也有学者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这场改革，使日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大和民族的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美国的改造，战后的日本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日本最终借助美国占领军的力量，与中世纪一刀两断，进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日本的现代化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8]。

然而，我们在对此作出正面评价的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占领的改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问题。日本的这次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比较少见的由外国势力强制执行的案例之一。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日本不得不随着美国的政策而调整，因为美国必然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1946年以前的占领当局的政策带有对战败国惩罚的心态，所以迅速地了一系列严厉的指令。1946-1947年间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一般都由美国派遣调查团进行深入考察后向盟总提交报告，在下达指令前也会考虑对日理事会其他国家的意见。可以说这段改革的主要时期，美国的态度是很坚定地想要塑造一个现代化的新日本的。1947年冷战开始以后，占领当局开始在日本独断专行，并以经济调控取代继续改革，1952年旧金山合约签署后，日本最后彻底被划入美国的阵营。另一方面，作为外来者，美国的改革过于注重效果，缺乏长远考虑。比如解散财阀不久之后，当出现通货膨胀的严重问题时，盟总并不愿意帮助经济局面恢复健康稳定的发展，而是直接给垄断企业以补助，维持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导致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

总的来说，美国在占领时期对日本的现代化改革是成功的，当然日本国内一些进步力量也从内部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态度。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如日本学者阪本义和所说的，“离开了盟国的对日占领，现代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3]80。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王振锁.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55[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4]吴廷.日本近代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崔丕.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J]历史研究，19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