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成词库论看名词的词典释义》一文商榷

摘要文章分析指出商榷的对象文章中跟语言事实不符和前后矛盾的论述，并对语文词典增列义项提出三点一般看法： 第一，义项不是分得越细越好，遇到分不清、分不尽的情况，不分反而更能反映词义的复杂性。第二，要充分估计读者的理解能力，义项能不加就不加，而不是能加就加。第三，要承认词义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的词义不仅不宜分化而且不能分化。总之，词典释义，对词义直觉的、整体上的准确把握是词典编纂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关键词词义名词释义增列义项不确定性

《辞书研究》2016年第4期刊登《从生成词库论看名词的词典释义》一文，作者李强、袁毓林（以下简称“李袁文”）。这篇文章借鉴国外的“生成词库理论”，并用这个理论设计的名词“物性结构”的描写框架，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名词释义提出改进的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改进意见不甚合理，值得商榷。

按照“生成词库理论”，名词的“物性结构”有一个重要概念“合成类”（complex type），合成类名词包含几个不同的义面（semantic facet），李袁文讨论了三种释义有待改进的合成类名词――1. 事件・物质，2. 物质・信息，3. 事件・信息，涉及的具体词有：

事件・物质早饭，午饭，雨，雪，冰雹，象棋

物质・信息电视，电话，唱片，书，屏幕

事件・信息决定，通知，公告，演讲，调查，分析

李袁文认为这些名词都是由两个义面合成的，《现汉》只列了其中一个为义项，应该把另一个义项补出来。下面分别讨论。

先看“事件・物质”类。实际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要增补事件义项，例如，“早饭”除了已经列的物质义项“早晨吃的饭”，应该增列事件义项“在早晨进餐的日常行为”；“雨”除了已经列的物质义项“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应该补列事件义项“从云层向地面降水的天气现象”。另一种情形是要增补物质义项，“象棋”《现汉》只列事件义项“棋类运动的一种”，应该增列物质义项“象棋运动所使用的棋子”。

怎么来区分物质义项和事件义项呢？李袁文说，从分布上看，“早饭、雨、冰雹”等名词表示事件的时候，跟它们搭配的词语是动量词“场、次”，时间定位词“前、后、中”，形容词“猛烈、紧”，时量成分“三天三夜、长达6个小时”等，这表明它们有时间持续性，例如：

早饭以后，我们去巡视。

这场雨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这场雪下了三天三夜。

当天出现长达6个小时的冰雹。

风雪越来越紧。

这跟这些名词表示物质的情形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区别真的明显吗？“这雨（不用量词）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到底是下雨事件还是下的雨水起破坏作用，说不清楚，两者能分得开吗？当然加量词“场”突出了事件性，那就把事件性归于“场”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给“雨”列一个事件义项呢？“那天在午饭的餐桌上他与母亲发生了激烈的口角”一例，李袁文说这里的“午饭”是表示事件“吃午饭”的，不是表示物质“午饭”，但是餐桌到底是吃午饭的餐桌还是摆放午饭的餐桌能说得清吗？不把午饭摆放上怎么能用餐呢？如果说动词“发生”突出了事件性，那就把事件性归于“发生”好了，为什么还要给“午餐”列一个事件义项呢？其次，这样的名词到底隐含什么样的事件义是由上下文语境决定的，“午饭”隐含的事件义并不一定是“吃”，“雨”隐含的事件义也不一定是“下”，例如：

张阿姨负责做饭，午饭后，就开始准备晚饭了。（“午饭”隐含的事件义是“做午饭”）

餐店全天供应，午饭后四点半就开始卖晚饭了。（“午饭”隐含的事件义是“卖午饭”）

张工研究天气，雨、雪之后，又研究上冰雹了。（“雨雪”隐含的事件义是“研究雨雪”）

雨、雪之后，人工降冰雹也成功了。（“雨雪”隐含的事件义是“人工降雨雪”）

按照Clark & Clark（1979）的定义，这样用的名词叫做“境迁语”（contextuals），它的动作意义是不确定的，是随语境而变迁的。

再次，有下面这样的用例：

三次头洗下来我就感冒了。

两天方便面吃下来，胃口就倒了。

熙（1985）按照“结构的平行性”原则（这样的说法在结构上跟“三个头洗下来手都酸了”“两碗方便面吃下去肚子就涨了”是平行的），确定“三次”就是修饰“头”的定语，“两天”就是修饰“方便面”的定语，我们还可以有加“的”的说法：

这几天你不在家，我是一天的剩饭，两天的方便面。

她染了三次头发，一次的黑发，两次的棕发。

按照李袁文与“次”“两天”搭配的名词有事件义的结论，那么“头”“方便面”是不是也要增加“洗头的行为”“吃方便面的行为”这样的事件义项呢？如果硬要说这些用例里的“次、两天”在语义上是指向动词“洗、吃”的，那么就把隐含的事件义归于“洗、吃”好了，为什么还要给名词单列一个事件义项呢？

再说“象棋”的释义。《现汉》对“象棋”的释义只列事件义项“指中国象棋，棋类运动的一种，双方各有棋子十六个，……。”这个释义中已经包含“棋子”，下象棋当然离不开棋子，人人都懂，再另列一个物质义项没有太大的必要。是的，《现汉》对“篮球、足球、乒乓球”是列了事件和物质两个义项，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十分重视这些球的材质（皮质的篮球，塑料做的足球）和大小（乒乓球大的葡萄，乒乓球外交是小球推动大球），但是很少有人会关心象棋子儿的材质和大小。

下面来看李袁文讨论的“物|・信息”类合成名词。《现汉》对“电话、电视”的释义列了物质和信息两个义项，物质义项是“利用电流使两地的人互相交谈的装置”“利用无线电波传送物体影像的装置”，信息义项是“用电话装置传递的话”“用上述装置传送的影像”。李袁文认为“唱片、书、屏幕”也应该列两个义项，不能只列物质一个义项，“唱片”要增列“刻录在其中的音乐等声音信息”，“书”要增列“包含的内容信息”，“屏幕”要增列“显示的图像信息”，因为有如下的用例存在：

老奶奶倾听唱片，击掌拍打，摇头晃脑。

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书。

父母无论如何不可能一直盯看孩子的电脑屏幕。

“倾听”和“盯看”的只能是内容信息，形容词“精彩的”也只能指内容信息。首先，我们的疑问也是，物质和信息能分得这么清吗？如果不盯看物质的屏幕，怎么能盯看屏幕的内容信息呢？盯看的到底是屏幕还是屏幕的内容是说不大清的，也没有必要分清。“尽信书不如无书”，李袁文说前一个“书”是指信息，后一个“书”是指物质。其实，“不如无书”是不要书的本本还是不要书的内容是说不清的，两者是连带的，秦始皇不可能焚毁了书籍还保留书的内容。“精彩的”也可能指的外部装帧而不是指内容。其次，如果说“倾听”的一定是内容信息，那把信息义归于“倾听”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给“唱片”单列一个信息义项呢？按照这个增列义项的逻辑，那么“听收音机、听ipod、听mp3、听高音质耳机”里“听”后头的名词也都要加列信息义项了。“看书、看屏幕”的“书、屏幕”要增列信息义项的话，那么“看电脑、看笔记本、看手机、看日历”等“看”后头的名词也都要加列信息义项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是的，《现汉》给“电话、电视”列了信息义项，“电话”加信息义项还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对“打电话、接电话”的用例要有所交代，不过，如果“电话”的物质释义里已经有了“用来互相交谈”的字眼，信息义项我看也不是非加不可。“看电视”跟“看书、看屏幕”还是有点区别，这是因为“看书、看屏幕”一般总是看书和屏幕的内容，“看电视”除了看电视的节目，也可以是看电视这个装置，“爸爸买了一台新电视，还没开箱，邻居们都围拢来看”，“商场在促销，我去看看电视”。不过，如果对“电视”的释义里已经有了“用来传送影像”的字眼，我看也不一定非加个信息义项不可。实际上这类物质名词的信息义面（注意是“义面”不是“义位”）是否突出，完全是个连续的程度问题，分不清分不尽，一定要分出突出和不突出两个程度等级来，这是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了，把应该简单处理的事情复杂化了。《现汉》挑选一些信息义面比较突出的加列信息义项，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增列义项的原则应该是： 充分估计读者的理解能力，能不加就不加，而不是能加就加。

还有，“这通电话打了一个小时”，“电话”跟动量词“通”、时间词语“一个小时”共现，按照李袁文的逻辑，“电话”还要加列事件义项“用电话传递话的日常行为”，“电话”就要有物质、信息、事件三个义项了，叠床架屋，更是不得了。

最后来看李袁文讨论的“事件・信息”类合成名词。《现汉》对“公告、通知、决定”的释义都有两个义项，一个是作为动词表示事件义，一个是作为名词表示动作内容义，如“公告”和“决定”的事件义项是“普遍地通知”和“对如何行动做出主张”，信息义项是“政府或机关团体等向公众发出的通告”和“决定的事项”。动词的转指与动作行为之间的词义差异较大，一般应看作不同的义位，这是设立义项的一条原则，但是李袁文认为《现汉》贯彻这一原则不够彻底，“演讲、调查、分析”的释义只有动词用法，没有名词用法，他们主张应该增加名词用法的义项“演说的内容”“根据考察情况所得出的调查报告”“通过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或认识”，理由是有如下的对比用例：

这场演讲持续了两个小时。（事件）

这篇演讲很有真知灼见。（内容）

这次调查前后花了十天时间。（事件）

这份调查揭示了不少问题。（内容）

每一次分析都要有理有据。（事件）

这是一篇非常深刻透辟的分析。（内容）

表示事件的动词用法跟动量词“场、次”、时间词语“两个小时、十天时间”、动词“持续、花”、描述语“有理有据”搭配，表示内容的名词用法跟名量词“篇、份”、动词“揭示”、描述语“真知灼见、深刻透辟”搭配。这样的分析和处理很成问题。首先，实际情形是，上面所列的搭配情形并不形成对立，因为下面的说法都能成立：

这份调查前后花了十天时间。

这次调查揭示了不少问题。

每一篇分析都要有理有据。

这是一次非常深刻透辟的分析。

“调查、分析”用了名量词“篇、份”却又跟“十天时间、有理有据”搭配，用了动量词“次”却又跟“揭示、深刻透辟”搭配。其次，如果跟名量词“篇、份”搭配就判定有内容义，那就把内容义归于“篇、份”好了，何必再给这些名词另列一个内容义项呢？不用量词，直接受数词修饰的情形怎么办？如“这一调查”“每一分析”，不能说受数词“一”修饰的就是名词，因为熙（1985）早就指出动词一样能受数词修饰，如“三顾茅庐”“三打祝家庄”。再次，汉语的形容词本来既可以修饰名词（如“快车”）也可以修饰动词（如“快跑”），“深刻透辟”既可以指“分析”的结果，也可以指“分析”行为本身，尤其是不加数量词的“分析深刻透辟”到底指行为还是行为的结果根本就说不清，也许两者都指。有人说，只要意义转指就要另列义项，这是一条原则。我们说，这也许是一条原则，但是要贯彻彻底怕是未必合适。中国人和汉语历来重视词义虚实的区别，如果动词转指的是具体实在的人或事物，例如“编辑”“刹车”，加列名词义项是应该的，如果是转指抽象虚灵的东西，如动词“分析”转指分析的内容或结果，是否要增加名词义就要斟酌了。正是出于这种虚实的考虑，《现汉》的编者很可能觉得动词“通知、公告”转指的事物跟“分析、调查、演讲”相比还比较具体实在，例如经常以纸张的形式贴在墙上给大家看，所以增列名词义项。当然，是否具体毕竟是一个程度问题，很难一刀切，如“决定”就介于“公告”和“分析”之间。

再次，如果彻底贯彻只要转指就加列义项的原则，给“分析”单列一个“分析结果”的名词义项，那么“富士康的十一跳很严重”里的动词“跳”也要加列名词义项“跳的结果”了，因为按照他们的理由，“跳”在这里受数词“十一”修饰（“十一跳”跟“十一楼”结构上平行），后面接形容词“严重”，从搭配讲结果才是“严重”，行为只是“突然”。还有，有“这份调查已经残缺破损”这样的用例，“调查”是不是要在事件义项和内容义项之外再增列一个“物质”义项呢？“残缺破损”是指调查报告的纸张呀！

李袁文的论述还多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例如他们倒是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名词都包含事件义，如“车、国画、钢琴、论文”：

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在学车。（车=开车）

他擅长国画。（国画=画国画）

他以前学过钢琴。（钢琴=弹钢琴）

我正在赶论文。（论文=写论文）

他们说把这些名词本身界定为事件名词比较奇怪，可以用照应语和两个谓语并列来测试：

我正在赶论文，必须在月底写完它。

他收藏并学习各种各样的乐器。

照应代词“它”复指作为物质的“论文”，学习“演奏乐器”但不会收藏“演奏乐器”。然而，把“早饭、雨、冰雹”定为事件名词又何尝不奇怪呢？要用上面两个办法来测试的话结果也一样：

这顿早饭后，我再也不愿想起它。

我们要清扫并预防雪。（李袁文认为物质的“雪”跟“清扫”搭配，事件的“雪”跟“预防”搭配）

文中还有许多跟事实不符的论述，例如，说把上面讨论的三类词分列两个义项是因为“两个不同义位各自有着独立互补的分布空间”，并且不惜篇幅，用了许多新名词（其实没有必要，譬如“定位角色”其实就是指方位词），给“雪”“书”“演讲”分别列出详细的互补分布状况，但是跟语言的实际却有很大的出入。以“雪”区分物质义和事件义为例，说是物质义只跟施成动词“下、凝结、飘”搭配，事件义只跟施成动词“造成、出现”搭配，但是事实上有人工造雪，物质义的“雪”也可以“造成、出现”。说是事件义只跟处置动词“抗”搭配，但是“这种路面抗雪”，“抗”的却是“雪”而不是“下雪”，按照这个分布标准“抗税”是不是要给“税”也加个事件义项“收税”（抑或“加税”）呢？说是物质义跟方位词“上、下”搭配，事件义跟方位词“前、后、中”搭配，但明显与事实不符，例如“这堆雪前”“雪中发现一枚戒指”。另外，在理论上也有不妥，如果真是两个义面“各自有着独立互补的分布空间”，按照确定“位”（emic）的“互补分布”原理，它们应该是同一义位的不同变体，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义位。

综上所述，我们对《现汉》这样的语文词典给词条增列义项这件事情，谈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第一，义项不是分得越细越好。遇到分不清、分不尽的情况，不分反而更能反映词义的复杂性，分反而使事情变得不必要的复杂，分得越细反而越不清晰，这叫“多则惑，少则得”。打一个比方： 发给你两张头像的电子照片，让你区分哪张是张三，哪张是李四。如果你把照片尽量放大分析，看到的只是一个个色块，根本看不清头像轮廓；只有收缩图像或拉远距离，你才能分辨谁是谁。

第二，不要低估读者的理解能力。电影编剧和导演要遵循“刘别谦定理”――给出二加二，让观众自己去得出等于四的答案。刘别谦（Ernst Lubitsch）是二十世o初好莱坞最出名的喜剧大师，他的编剧原则就是尊重观众的智力。比如在他拍摄的《风流寡妇》里，丹尼洛上校溜进索尼娅夫人家里去求爱，翻墙出来的时候，看院子的狗冲他叫，他回头说了句“没有意大利腊肠了”。一句话就让观众明白，这家伙之前是怎么绕过大狗靠近夫人的，而不需要专门拍出用腊肠引诱狗的戏，不然就是低估观众的智力，因为大家都知道二加二等于四。就语文词典增列义项而言，原则是能不加就不加，而不是能加就加。

第三，要承认词义存在不确定性。语义除了有歧义（ambiguity）、笼统（generality）、模糊（vagueness）三种性质（赵元任2002），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性质叫“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Kempson 1980）。李袁文讨论的那些名词的不同义面大多属于词义的不确定性，不确定的语义不仅不宜分化而且不能分化。熙（1980）早有论证，说明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无法用句式分化的手段来加以区分。沈家煊（1991）深入阐发了这一点，并说明了“不确定”这种语义现象在语言中的普遍性。

《现汉》的释义还有改进的必要，特别是标注词性之后给义项的设立提出了新的问题（程荣1999，苏宝荣2002）。李袁文所讨论的语词的搭配现象不是不重要或不值得研究，针对这种现象应该编一本常见搭配词典或搭配频率词典，但是这不是《现汉》这种一般的语文词典需要承担的任务。按语词的搭配频率来确定是否增列义项也许可行和有用，特别是供机器使用的词典，但是统计数字可以依靠不能依赖，更不可迷信，有的用例频度虽然不高但是十分凸显。在大数据时代，词典释义应该利用数据的优势，但是对词义的直觉的、整体的准确把握仍然是词典编纂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参考文献

1. 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9（3）.

2. 沈家煊.“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中国语文，1991（4）.

3. 苏宝荣.汉语语文辞书的词性标注及其对释义的影响.辞书研究，2002（2）.

4.

赵元任著，袁毓林译.汉语中的歧义现象.∥赵元任.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820―835.

5. 熙.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2）.

6. 熙.语法答问.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

7. Clark E V， Clark H H. When Nouns Surface as Verbs.Language， 1979（55/4）： 767―811.

8. Kempson R M. Ambiguity and Word Meaning.∥Greenbaum S， Leech G， Svartvik J. （eds.） Studies in English Linguistics for Randolph Quirk. London： Longman， 1980： 7―16.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