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北京又下动员令

李铁映坐镇电话会议

1993年1月19日下午，首都的几十位部、委、局领导来到北京长话大楼。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省市有关负责人也都守候在电话机旁，参加“全国扫黄工作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由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亲自主持。新任文化部代部长、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和音像市场领导小组组长刘忠德首先向与会者通报“黄毒”再度泛滥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全国共收缴非法书刊1000万册，其中书刊16万册；收缴非法录像带200万盒，其中录像带12万盒；查获非法经营摊点8400个，印制单位5400个；抓获不法分子3000多名。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下半年以来，许多地方“制黄”、“贩黄”活动重新抬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色情书报刊和音像制品数量增加，“黄毒”通过非法渠道，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渗透。尤为严重的是，一些“黄贩子”已结成团伙，从事编、印、发一条龙作业，给查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一个个惊人的数字，一个个青少年因“黄毒”影响而导致的恶性案例，通过电波使与会者心情沉重。近几年来，“黄毒”不净，已成了许多地区党政领导人的“心病”。

刘忠德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根据上述情况，中央决定从1993年春节前后，再部署一次全国性的扫黄行动。此次扫黄重点，仍然是打击非法出版物，打击书刊和音像制品；不仅要打击销售“黄毒”的人，而且要顺藤摸瓜，找到“黄源”，依法制裁一批靠“制黄”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中央责成有关部门和各省市，一定要在此次行动中尽职尽力，争取尽快使书刊音像市场得到改观。

李瑞环告诫，扫黄是场持久战

1993年是中国大规模扫黄的第5个年头。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刚刚走马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呼声，选择了引起社会各界反应强烈的“黄毒”问题，作为新领导集体为老百姓抓实事的一个突破口。

1989年7月20日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政治局常委李瑞环透露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意见，“扫黄”问题，要下决心，下力气抓出实效，决不手软。在这次会议上，李瑞环明确指示：“这项工作要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负责，领导挂帅，组织专门班子，有关部门协同作战，集中一段时间，大张旗鼓地进行。”

由此，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首次全国性扫黄战拉开序幕。

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国家机器迅速运转起来。由宣传、新闻出版、文化、广播影视、公安、工商、邮电、海关、铁道等部委领导组成的全国清理整顿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宣告成立，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出任组长。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即刻下达了最有行政效力的“红头文件”——《关于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和《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原本局限在新闻出版行业的行业性整顿一下成为全党全国的大规模扫黄行动。

国家各级党政领导站到了扫黄行动的前列。

李瑞环亲临广州，召集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的党政要员开会，布置沿海四省的扫黄工作。他还两下福建石狮，对“重灾区”重点关注；

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刘剑峰“一竿子插到底”，和基层群众一同清除“黄色垃圾”；

北京市副市长何鲁丽一次次走上街头，亲自检查书报摊点……

几年来，中国扫黄战绩不俗。1990年10月22日，刘忠德在第一次全国扫黄会议上宣布：至1990年8月，全国共收缴违禁书刊3200万册，音像制品240万盒，捣毁“制黄”、“贩黄”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窝点3200个。到1991年12月18日，刘忠德在第二次全国扫黄会议上又公布：全国收缴非法出版物2000多万册，其中书刊3万多册，黄色录音带51万多盒，录像带17万盒。

此次全国扫黄工作电话会议，刘忠德再次通报了扫黄的累累战果。可是，逐年增加的扫黄战果，却使人喜中有忧——为什么“黄货”总扫不净，而且在有的地区越扫越多呢？

扫黄成了拉锯战。有人疑惑，也有人对此厌倦、失望。

对于扫黄的艰巨性，中央早已有足够的估计。在第一次扫黄首战告捷时，李瑞环就在总结会上提醒各级领导，绝不能因为取得成绩而产生丝毫懈怠。李瑞环断言，黄色的精神“将以各种形式顽固地反复地滋生和蔓延”，扫黄将是一场长期复杂的斗争。李瑞环分析说，其一，“黄毒”泛滥已久，面广根深，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制黄”、“贩黄”有暴利可图，利令智昏者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其三，打开门窗，迎进新鲜空气，也不免放进苍蝇蚊子。境外“黄毒”的渗入一时难以完全堵塞；其四，群众的文化道德修养和“黄毒”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而提高全民的素质绝非一日之功。

几年的扫黄实战情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李瑞环所分析的四种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造成“黄货”泛滥的局面。例如镇江“9.18”特大非法出版案，案犯们共印制违禁黄色书刊127万册，牟利459.3万元。他们印制的书刊缺页短张、错字连篇，却迎合了许多低层次读者的口味，畅销不衰。据调查，这些黄色书刊制造者和读者的成分基本相同——90％以上是文化水准较低的城镇居民、无业游民和农民。在一次次的扫黄攻势下，“黄贩子”也学会了不少应对的招法。他们观风声、查动向，或改头换面，或狡兔三窟，时而地上，时而地下，给扫黄工作制造了许多麻烦。

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松劲情绪，李瑞环在一次和各省市负责同志的座谈会上推心置腹地说：“像扫黄这样千家万户都十分关心，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办好的事，如果解决不了，广大群众会怎样看我们？”李瑞环反复强调，对于扫黄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天不扫净，一天不收兵。

扫黄的“杀手锏”在哪里？

潮起潮落，春去春回，扫黄几乎成了9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的由党政机关直接指挥、以“运动”形式进行的大规模集中行动。

应该承认，扫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有步骤、有明确政策界限和法律依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得到老百姓的关心和支持。但是，怎样使扫黄的成果巩固下来，怎样对“黄毒”进行更有效的抑制，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季节性”扫黄固然能起到一时的威慑作用，但要使环境经常保持清洁，则要依赖每日的清扫。现在，最令高层官员感到不安的是，“制黄”、“贩黄”已经形成了一个纵跨全国、连结海外的地下网络，着重于市场的扫黄很难使它们伤筋动骨。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在一次会议上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一个网络的存在，可以“贩黄”，可以“贩灰”，也可以传播反动思潮，它不仅对于扫黄，而且对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威胁极大。对这个网络如不及时加以控制，后患无穷。

还有，中国目前对印刷发行行业缺乏管理手段，给不法书商以可乘之机。据了解，中国目前有印刷企业近6万家，而持有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只有4478家。也就是说，有5万多家实际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尤其是边远地区的印刷厂，管理部门更是鞭长莫及。这些非法出版、发行活动为“黄毒”的泛滥提供了通行证。政府三令五申，没有许可证的企业不得从事书报刊的印刷业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甚微。

扫黄的“杀手锏”到底在哪里呢？一位资深文化管理官员透露了这样一个设想：经济管理手段可以一试。“黄源”之所以屡扫不净，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暗处，政府在明处。假如让地下网络走出地下，进入正常经营渠道，就为我们引导、管理、监督提供了便利。

无论这一设想能否行得通，至少它说明了对于扫黄以及对文化市场的管理，官方正在寻找更具建设性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