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多姿与多苦多难

当年万里觅封侯

我是北平区考进黄埔的。抗战胜利时，北京叫北平，1947年6月，我在报纸上看到有考军校的消息，其中说中央军校教育长关麟征是抗战名将。我和邻居大叔一聊关麟征，他老爷子可真知道的不少，讲到1932年“古北口大捷”的故事，说得活灵活现。听了他的话，我投考军校的决心更加坚定了，经过严格的体检和笔试，被录取了。我们北京灯市口东街育英中学（现在叫市二十五中）一共考取了二十多人。

这时国共内战已开始，我们考取后要到四川成都受训，带队官程政上校接洽报到宿营地和交通工具，报到地点是前门外大栅栏首善第一楼，这个3层楼的建筑是停用多年的戏院，内部零乱不堪，报到时间有七天，先到先编队，管饭不管菜，在二楼地板上打地铺。育英中学的大梁会拉胡琴，没事就拉起来，一听胡琴，毕夫（现任成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是北平名票，马上就和大梁商量定弦，来一段满工满调的金派“探阴山”，北方中学毕业的王冠英（在台卧病在床）来了段马派“借东风”。这下可热闹了，尘封多年的舞台成了同学们表演场所，丁连松和蒋同学的相声，还有徐小胖的大鼓和单弦，几天间有好多人上台献技，可说是好戏连台。

带队官找到一个拉煤的5000吨货轮，我们坐火车经过唐山到秦皇岛上船。到达的当天，正好是八月中秋，大家在晚上海边赏月谈天，此生难忘。坐船就睡在下舱的煤堆上，好在大家将毡子铺在上面，没有受到无烟煤的感染。队上供应饭，我们的私家菜有美军的牛肉士豆罐头、天福酱菜、过油花生、王致和臭豆腐，品种非常丰富；至于水果，在秦皇岛时香梨是200块法币一麻袋，大家买了几十麻袋，到了上海还剩很多，我们用梨和码头小贩换香蕉（香蕉在北平可是珍贵水果、到了上海就不太值钱），大家又大快朵颐，吃了一肚子香蕉。

拉煤船把我们拉到武汉，下船后大家就住在停业旅馆里。我们穿着什么都有，有的穿美军军用夹克，下面裤子也不对，但带队官每人发了一个符号，写的是“军校学生”，看电影半票优待。当时武汉的电影院西洋片是演“出水芙蓉”，国产片是“假凤虚凰”、“芦花翻白燕子飞”。我们觉得半票很便宜，在武汉每天无聊就看电影，两部国产片各看了五六遍，还看了两场“汉戏”。住了六七天，大家坐客船安江轮到了宜昌，在宜昌又坐上专驶三峡的民生公司“民彝轮”，开船前参观了美国人建议准备修长江大坝的地址。真没想到，长江大坝这么伟大的工程后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力更生完成了。

秋水湍急，“民彝轮”马力不小，但运载的是海鲜，我们每天要闻这种味道，真是恶心。我们日行夜宿，经过由巴东起的三峡，七天时间，终于将我们送到雾都重庆。带队官又交涉到运冬服的辎汽22团道奇大卡车，冬服堆得满满的，我们坐在冬服上，怕掉到车外，每个人用绳子结捆在车上变成冬服的一部分。一路走来，物价是越来越便宜，在平津一碗阳春面要200元法币，到了资中，一份客饭才50元，但我们很多同学没出过远门，钱在路上早就给浪费掉了，现在才知后悔。

入校方知入伍难

入伍在双流机场，美军在抗战中期与国军合作，在西南修建九个重轰炸机的机场，双流机场是最具规模的一个。机场四周有十几个营区，每个营区可进驻两个连队。抗战胜利后这段时间，没有人管理，全荒芜了，我们入校后成了整修机场的劳工。第1天，北平区学生先编成2个队，先到的在第三队，我们后到的在第八队，除了少数像谢寿林、韩文瑞学长，是抗战知识青年从军的精英，其他全是一群老百姓。队长许孟钊是本校十四期，区队长是十八、十九期，区队附全是二十一期步一、二队1947年校庆刚毕业的学长。每周值星官是3位区队长，区队附仅能管本区队的学生。他们为了表现，区队长刚解散队伍，值星带挂在办公室，区队附会偷抢过来吹哨子集合，开口就是一口湖南腔： 你们这群死老百姓！区队附规定可多了，第一天练习着装，学好了穿军服，我们旧服装全部集中保管，又光脚穿上了草鞋，草鞋磨到脚上，十分难受，不敢反映。整队到河边理发，全总队的理发兵14名一字排开，区队附命令我们到河边洗头，我们沾点水就坐在小凳子上，理发兵手执明亮亮的剃刀，一刀下去，头发好像连根拔去，3分钟不到，连胡须一扫而光，再到河边清洗。彼此泪眼相看，光头上全是伤口，这理发真是“又痛又快”。

第2天开始，每人发了一把铜板厚的铁锹，到双流机场铲草皮。这个抗战胜利后就荒芜的机场，长的茅草每株有脸盆大小，一天工作下来，两手全是伤口，晚上到河边洗澡，从头到手脚，全是伤痕，这就是“预备入伍训练”。伙食也是奇谈，区队附全是三湘人士，对辣有偏爱。区队附训话：告诉你们，这是四川成都，和其他各地完全不同，一定要吃辣子，越辣越好，对你们身体有帮助。吃饭时6人一桌，菜上浮了一层鲜红色，一个小木桶的饭，每人仅有两碗，菜也就是“肉末牛皮菜”、“素炒南瓜”，全有辣子，极难入口，但不吃就饿。早餐是一桶粥，每人两碗，菜就一样，不是花生米，就是酱瓜，数量有限。工作到10时解散休息，到边上沟里小便后，肚子马上是前心连后心，开始饿了。

两周后训练开始，上午4小时在机场实施“基本教练”，由徒手到执枪，我们最怕第五队马品三队长任大队值星官（曾任四川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已去世）。在没出操前，全大队练行军纵队跑步，其他大队值星官是肩枪跑步，马队长下口令是“执枪”，九公斤的枪右手执枪，15分钟跑步，仅3分钟就出大汗，一会儿手开始麻木，15分钟下来是又酸又麻，一天右手全不得劲！这是马队长的严格训练。晚上有晚自习，每周有一晚可写家书，其他时间背诵“步兵操典”和“孙子兵法”，区队附坐镇督促，下自习晚点名后，到铁杠边列队，先练曲肘，每人最少8个，再练“挂腿上”、“举腿上”，最后练“曲身上”。我曲肘仅有1个，其他什么也不会，遭到唐区队附冷嘲热讽。

天涯泪涕一身遥

在预备入伍吃了人生最大的苦，但到12月初却奉到校令： 王xx等14人，因学历及资格不符，降本校预备班入学。这真是晴天霹雳！成都离家有数千里之遥，身无分文如何返乡，且考试时所有数据全已交学校保管，回家成了白丁。怎会想到，来军校吃尽了苦头，竟会这结局，不知泪流何方？一位老乡前辈请我到他家中餐叙，诚恳地告诉我： 你还年轻，去预备班就去嘛！我的儿子想去还去不成呢！ 我们在无可奈何之下，到了新都宝光寺庙后草舍的军校预备班报到，我们3个人分到第7队，内务班长刘达勋，现在我们还经常来往，我喊他“报告班长”。

预备班是念三年高中课程，用南开中学的课本，程度很高，外文除了12个英文班外，还有法、日、德、俄四个外文班。到台湾后，张靖中学长就以俄文班的基础，在“国安局”翻译俄文工作了多年。学英文的同学，像林克承学长曾有出国留学，王业凯学长任中将前，曾替大学学生补习。可见当时的教育，有一定的水平。

我对高中三年的课程可以应付，不大在意。但单杠算是吃了大亏，在预备班时晚上大家玩单杠，同学每位全是好手，“打车轮”一个队上竟有好几位。后来黎品鑫教我练单杠，不是像在双流时唐区队附晚上让我们死练，他很懂得要领，给我做示范。短短1个星期，我连“屈身上”都能完成了，在两年后毕业时，“屈身上”可以一次完成40个，可见要领的重要，会讲要会示范，这一点我体验很深。

进入正规军事训练

1948年7月我们升学为二十二期三总队，进驻校本部北校场西院，邻近校长关麟征的官邸。入伍在十一队，和官邸是一墙之隔。关校长严格是有名的，我们每天心惊胆战。

预备班同学对入伍一点不紧张，他们在校3年，入伍这是第3次，可说是轻车熟路。区队长区队附再严，也有对付之道。四个月后分科教育，除了少数分到工兵和通信兵外，全是步兵，我分科入伍以后，对学术两科学习很认真，一直来台到部队服务，可说是受用不尽。到今天我的生活起居和做事方法，还是在校严格要求学到的。

最苦的是经济问题，当时货币是法币，因战争贬值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我们军校学生，所得的待遇也是“军不聊生”，后来改为金圆券，政府更是无法控制，一天可能涨到数倍，我一天曾花过4亿金圆券，现在讲给小朋友听，可能说是“天方夜谈”。

因当时的时局需要，我们的课程尽量压缩，四大教程：战术，兵器，筑城，测量，很快速地完成。我最有兴趣的是测量，这个科目后来变成“地图判读”，我一直用心研究，到现在仍保持一定的水平，在生活中经常能用上。

本期一总队是“特科总队”，于1949年元月提前毕业。之前在1948年12月举行毕业大演习，一总队是毕业生，当然演习蓝军（国军），我们三总队配合扮演红军（共军）。演习就是作战，有监察官在后面督促，没有到指定地点，就要交军法审判，不会枪决，但军法审判后会开除还要加关三个月的禁闭。校方没想到，我们比共军背的装备多得多，又没有百姓挑夫，全靠自己两条腿，但也准时到达战术决战的地点。作战区域是在成都以东龙泉驿，一路上全是厚黄泥土，而且成都冬季阴雨连绵，草鞋在雨中掉了，赤脚行军也不敢误时，三餐伙食跟不上，一天下来什么没吃，可说是饥寒交迫，夜间休息看到草堆就睡了，醒来一看，睡在牛的边上，差点没把我压死。演习中，我们最怕看到骑赤兔马的总裁官关校长，他目光如炬、军令如山，让人敬畏，真是“畏将而不畏敌”。

1949年9月毕业，8月份我们与二总队举行“毕业大演习”，校方参谋官真抬爱三总队，让三总队继续演“红军”。“车到山前必有路”，三总队由预备班到毕业，在学校混了5年，点子多，同学中真有高人，为了行军，去买布草鞋，又轻又不怕湿；伙食就自带“锅盔夹牛肉”；全身装备少带，射击用“空包弹、木尖弹”，总裁官来了才射击，平时不打，轻嘛！才跑得快。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鬓

9月15日，到了学校，我们三总队学生担任警卫，28日毕业典礼，由关麟征校长主持，我们等待分发。

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在校看我们训练成绩不错，决定407人分发台湾东南长官公署，并派B46运输机13架，在10月15日到双流机场凌晨起飞，把我们运送到广州，再乘船到台湾。到达白云机场，广州已经被攻下，但机场还没被占。我们匆匆主动协助给B46运输机加油，次日凌晨2时再次起飞，黎明时分安抵新竹机场。到新竹街上吃早点，当时台湾早餐仅有花生汤和糖包子，而且贵得不敢想，总以为还是成都好，什么时候能再回蓉城。没想在台一停就是六十多年，前几年回去三次，成都变成个新成都，仅有“宽巷子、窄巷子”还有旧时风貌，其他唯有在梦中神游了。现在我们同期三总队的同学，算是比较年轻的。其中黄幸强最年轻，是唯一一个1931年出生的，也过了82岁。每两月三总队同学有一次“宝光联谊会”餐叙，就是纪念65年前在新都宝光寺求学的难忘时光。每次聚会，孔继林都说：兄弟伙！我们见一次少一次！但还是多见的好！听了这句话，深感光阴仅能催人老，但这份黄埔情永远值得我们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