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下的伪忠实探索

首先，“举人”在英语中根本找不到对应词，只能进行解释性命名；其次，构成“举人”概念的因素中，“乡试”这个子概念在英语文化中也是个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举人”这个文化词该如何迻译呢？可以说，中国人从“举人”二字生发出的文化意象和互文联想诸如“乡试”、“贡生”、“文魁”、“解元”、“文曲星”、“范进中举”等等，西方人绝对领悟不到，这些术语所隐含的规制性内涵、观念性内涵和伦常性内涵之于他们，简直犹如电脑之与亚里士多德！美国语言学家W•爱伯哈德曾引述F.Jessing的话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比一般语言有着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可以说，英美人对“举人”的理解错位，与其说来自字面歧义，不如说来自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上，词义联想的文化差异是无法通过词语的理性意义来消除的，因为对词义的理解，离不开认知主体的积极参与，离不开他们头脑中已有的图式，只有从中寻找到适应和匹配的认知框架，才能产生出意义。但是，由于文化图式的民族性特点，加之不同民族在各自久远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别于他民族的独具特色的历史传承、、风土人情、审美情趣和价值观等等，故而不同的民族在理解同一特定文化词时，头脑中被激活的背景图式与体验总会出现差异，据此得出的认知判断和推理自然也就大不一样了。这就难怪汉文化中用以象征坚忍、挺拔、孤傲品格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西方人不解风情；而西方文化中用以象征常青、和平、完美、舒适含义的橡树（rubbertree）、橄榄树（olivetree）、玫瑰花（rose）、郁金香（tulip）等等，中国人也颇觉陌生。南唐李后主的《长相思》有云：“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一位著名诗词翻译家是这样译的：InautumnbreezeAndautumnrain,LonelybananatreesTrembleoutsidethewindowscreen.Oh!Howtoyoupassalong,longnightagain.如果仅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译文的瑕疵。相反，或许还能从中品出妙笔天成的诗意美感来。然而，真正的问题乃在于“秋风”之译“autumnbreeze”。换句话说，autumnbreeze留给英语读者的文化联想完全不同于“秋风”之于中国读者。“秋”难道不是“autumn”？“风”难道不是“breeze”？既是，又不是。在英美人，尤其是英国人的心目中，“autumn”是一个蕴含着“宁静、收获、欢乐”的季节词；而“breeze”则是指“微风、和风”（softgentlewind）。而“breeze”一词本身还隐含着“快乐的”意思。回过头来看李煜词中的“秋风多，雨相和，……夜长人奈何”，诗人明明是在抒发一种排遣不去的苦闷与忧愁，而且偏偏又是在秋风萧萧、秋雨迷蒙的夜晚！试问，这“秋”与“autumn”，这“风”与“breeze”，怎么能够等量齐观呢？对这段诗词，王建华先生是这样改译的：InwinterwindAndrattlingrain,Longleytreestrembleoutsidethewindowscreen…“秋风”、“秋雨”变成了“winterwind”（冬风、寒风）和“rattlingrain”（滴答小雨），表层语义完全改变了，深层文化义却更吻合了。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不同的语言是不同文化的造化，不同语言间的差异不仅本身就是文化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或松或紧地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相应的联系，或者说，语言差异说到底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觉得翻译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忠实与对应并不可取，尤其是关乎文化语义时更是如此。

原语文化预设与译语读者文化错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并深深烙有特定文化的印记，语言与文化的这种共生关系，天生地注定了作者与自己的意向读者（intendedreader）之间必然存在着共享的文化预设。所谓文化预设，也即尤金•奈达所言，“在一定社会中被人们所共识，但以潜在的假设形式存在的信条和理念。这种潜在形式为生活在同一社会的群体所接受与共享。”（Nida，2001：133）而文化预设长期作用的结果便形成了某种文化规约，规范着同一言语社区的交际双方只能按照约定俗成的含义去理解彼此的言语。正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所有作者在写作时都会根据“语言经济原则”（PrincipleofEconomy），将不言自明的东西以预设的方式加以缺省，而其意向读者则会在交际中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进行推理，从而推导出明确无误的话语含义。可是，所有这些预设到了异文化背景的读者一方，很可能都将变成一个个解不开的信息谜团。这便是为什么在本民族读者眼里许多天经地义的文化预设，在外族读者眼里却浑然不知。大学英语教材《新思维英语阅读》第一册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位当天就要当新娘的女孩看见新郎走进自己家大门时赶紧对母亲说：“Closethecurtainmother.John’scomingupthepath.”撇开这句话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仅从表层到表层地译成：“快把窗帘拉上，妈，约翰正朝这儿走来。”相信绝大多数不谙西方习俗的汉语读者都会对这位准新娘的以上话语莫名其妙。结婚之日看见新郎进了自家大门，为什么不赶紧开门相迎，反而催促母亲立刻拉上窗帘呢？在这里，读者的理解障碍决不是语言本身，恰恰相反，这句英语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真正让中国读者困惑的，是语言表层之下所隐藏的，不为外族人知晓的婚俗文化。王佐良教授曾经感慨：“翻译之难，在于在一种文化里有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大力气去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情，对外族语者得加以解释。”（王佐良,1997：34）唐朝诗人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若照字直译，恐怕再精通英文的西方人也难以洞悉其意。理由无他，杜牧在这两行诗中留下的多处文化预设，非汉文化中人不可能心领神会。不过话说回来，能够一眼看出英文小诗OnaClergyman’sHorseBitingHim中“Allfleshisgrass”喻意的中国读者，大概也是凤毛麟角。笔者以为，造成不同民族读者文化预设隔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典故的陌生，互文联想的缺省，以及不同文化图式的兼容之难。对于中国人，“长安”和“秦淮河”肯定不是两个单纯的地名和河名，它们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他民族的人是体会不到的，这正如“theThames”和“Dunkirk”对英国人意味着什么，也不是东方人所能深切体会得到的。生活在同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一般不太容易认同异域文化图式的理据性的。人们总是觉得本民族的文化图式、文化意象才是最合理、最自然、最符合天地造化的本来面目的。这种潜意识的文化认同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共识，而人们又往往因为过分熟悉它们而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当英美人说“Heisashappyasacownow”时，他们也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是，如果将这句话直译过来，中国人可就纳闷了：“他现在快活得像只母牛”？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母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鲁迅语），怎么快活呢？世界上形容快活的喻体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找来一只母牛作比喻？文化意象有时真的让人迷茫：在一个语言民族眼中痛苦丑陋的事物，在另一个民族眼里却可能快活美好。许多在中国人看来属于尽人皆知的文化常识，照搬进英语西方人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反之亦然。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一种文化里独有的事物或现象出现在文本中，对其他文化的读者来说，就是一种文化缺省，通常会导致外族读者认知推理时无法从大脑里激活相关知识，其结果便是交际失败。翻译离不开文化，因为在理解文本时，任何读者都不是带着一片空白进入的。读者有着自己“前有”、“前在”的知识结构，也即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前见”或“前结构”。笔者就曾见到这样一个英文句子：Thewealthyfamilykeepthemselvestannedallyearround.该句的字面义一点也不复杂，不就是“那户有钱人家一年到头地在太阳下嗮着”？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不分明是说该户人家为了挣大钱一年到头风吹日晒么？这显然是无视这句话背后隐含的东西方人种肤色和审美观差异的结果。要知道，在当下西方的时尚中，只有有钱人才经常外出旅游，把皮肤晒黑。美国翻译家奈达认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双文化甚至比双语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E.Nida,2001:129）文化语义作为一个民族文化属性的一部分，既有客观、有形的语言文字载体，又有语言背后的文化蕴涵。翻译他文化语义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不是承载它们的语言实体，而是若隐若现，陌生变幻的文化含义。

文化语义：语言背后的语言

《福尔摩斯侦探案》中有这样一段描写：Shewasastrikinglookingwoman,alittleshortandthickforsymmetry,butwithabeautifulolivecomplexion,largedarkItalianeyes,andawealthofdeepblackhair.（TheAdventureoftheNavyTreaty）作者在这里描绘的是一位典型南欧美女的形象。有人将其汉译如下：“她是一位相当美丽的女子，身矮而壮，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黑如漆，面色如霞。”（《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这段译文的忠实性应该不容怀疑。但是，对读原文与译文，同一个南欧美女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原文明明是“Shewasastrikinglookingwoman（她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为什么在汉语译文中“美丽动人”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竟是“身矮而壮，面如橄榄”？以东方大陆的传统审美观，一个女人如果“身矮而壮，面如橄榄，……”别说跟美女沾不上边，恐怕离丑八怪也不远了。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shortandthickforsymmetry”难道不是“身矮而壮”么？“abeautifulolivecomplexion”难道不是“美丽的橄榄面色”（面如橄榄）么？问题原来出在译得太“原汁原味”了。原文作者用英文创作，预设的读者对象当然是英美人和其他同文同种的西方人。该作品的文化信息、审美标准等等无不以西方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为旨归。英美人眼中的美女形象，并不同于中国传统观念中“一白遮百丑”、“樱桃小嘴瓜子脸”的形象。他们眼中的美男子，也绝对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小白脸”。在西方，一个标准的帅哥必须如谚语所云：“Tall，darkandhandsome”（“身材高、肤色黝，模样俊”）。前述这句英文的翻译恰恰错在把原文的语义信息、文化信息、审美信息一成不变地移译到读者对象和审美主体完全不同的东方语境中。可以肯定，当所传达的原文意象跟译语读者的审美取向与期待视野格格不入时，你还一厢情愿地指望他们也能感受其美，那是不出笑话才笑话！笔者試将这段英文改译如此：“她是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黑眼珠、黝肤色，一头浓发漆黑夺目，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身材稍欠修长。”以“身材稍欠修长”对应alittleshortandthickforsymmetry，虽然不及“身矮而壮”那么直观，却能巧妙地回避中国人对传统美女印象的忌讳，迂回却又不偏离原文的本质含义。以“黑眼珠、黝肤色，一头浓发漆黑夺目”对应“面如橄榄，睛黑如意大利人，发黑如漆，面色如霞”也同样达到了既避讳，又达意的目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改译句能让汉语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跟原语读者相似的审美娱悦，至少不至于产生相反的联想效果。接受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一部具体的作品之前，都已处在具备一种先在知识结构和先在文化前见的状态中，也即姚斯所谓“读者期待视野”。由于中西文化的明显差异，分属于这样两种文化氛围中的读者的“前结构”和“期待视野”经常是难以通约的。而文化的最强大的成分偏偏又是那些日常交往表层下的成分，也可称之为价值取向。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人们对是非、美丑、善恶的评判和取舍。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就对文化误读成因有过一段精辟的剖析：“人们与他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往往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别人。人在理解他文化时，首先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之间的误读。”（乐黛云，1995：1）事实上，别说不同民族的人对同一意象的理解和表达存在偏差，即使在同一个文化语境中，人们对同一个语符化意象的解读都可能因个体文化修养、情感个性、生长环境，乃至某个文化预设的不同而出现偏差。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对于生活在西北荒漠的人所感受到的意境，会跟江南水乡的绣花女相同么？同样的，“杏花细雨江南”的意境也绝对不是祖辈生活在黄土高坡上的人们所能品味得出的。

作者：龚帆元 张传彪 单位：宁德师范学院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