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忆 第10期

《中国档案》已经整整陪伴了我30年，不仅因为职业的关系，还因为纯粹的个人感受。30年了“职业”离我而去的时日越来越近，内心的感受却愈加真切而深长，也许再过不久，我要重新翻检―下这30年的读写经历，捋一捋过往岁月留给自己的那份记忆。

20年前，我将10年的阅读体验缀成了一篇“豆腐块”，当然我不是在评刊，也不是在评判他人，只是在尝试自己，感验并交出我自己的阅读心得，因为看得多了，也想试试手，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滋味。文章虽短，但我信心满满，寄出之后，便开始等待，然数月过去，却没有音讯，这才发觉有什么不对，是自己的选题不好?还是写法上有问题?当时的“滋味”果然真不是滋味，于是索性弃之作罢，不去想它。接近年尾，却收到一包寄自北京的邮件，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本杂志，再翻开一阅，里面竟载有我的那篇“豆腐块”。这就是我第一次给《中国档案》写稿与被采用的经历。

可以说这是一次“侥幸”吧，但我的信心似乎起来了，接下来当然是准备下一篇。《中国档案》有一个言论栏目，叫“百家言”，以前叫“杂谈”，是我阅读的首选，也是我尝试收获的“第一桶金”；另外，《中国档案》还有一个文化栏目，谓“档案与社会”，也是我喜欢浏览的。作为一份带有技术含量的业务刊物，侧身展露一下“副业”文化，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一直是把《中国档案》当作文化刊物来看的，不单单是我喜欢里面的文化栏目，更重要的是我将其主打的“业务”也当作文化来理解。试想，当我们围绕某一技术层面问题展开孜孜探索时，我们身后的文化是否也被嵌入其中?而当这种“探索”转化为具体实践，是否同时也在展示一种文化?这里，需要声明一下，我这样“理解”并不等于我对业务有多么的精通，探索本身需要智慧和勇气，两者我都无能为力，我只是借我所好，爱屋及乌，更多的只能独守一隅，做点补缀一类的小文章。所以接下来的这一篇仍是“豆腐块”，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将稿子直接寄给了栏目编辑，果然这回不用苦等，一个多月便收到采用通知，三个多月便见刊，如此之快也让我诧异，打开一看，“豆腐块”被移至“兰台经纬”，而不是原先的“百家言”。“兰台经纬”写的多是“档案人”，我的这篇“豆腐块”写的则是“档案事”。档案人、档案事，当然都是一码事，其宗旨都是宣传典型，褒扬先进。但我的这篇“档案事”却有点“另类”，我虚构了一个故事，采用了“反讽”的写法与近似“荒诞”的表现，讲述了某一档案机构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生存进退与结构转换的“瞬间”过程，既为虚构，现实中也就不可能存在，但你可以感受到随之而来的影子，感受到变动危机之下的一种无形重压。按常规，这样的“虚构”显然不符“兰台”中的真实故事，而更宜为特殊言论体中的“文学小品”，套在“百家言”里，可算“海纳百川”之又一涓涓“尺水”了，好在编辑在文头加注了这是一则“小小说”，才免去了现实中的真实荒诞。“另类”而见“新奇”，真的还得感谢编辑破例给我开了这么一个“小灶”。

当然，也许这只是个很偶然的例外，所以我的目标依然锁定在“百家言”，这与我长期的阅读感受有关。“百家言”是最能体现作者个性的栏目，它的文字，它的观点，都是开放的，它没有体式的限制，也不为内容所“形则”，它是自由的，随时变换与转化的。当然，它多以杂谈、随笔形式出现，然杂谈、随笔本身就不是一个固定的文本格式，一个“杂”，一个“随”，便可见其是怎样的无拘无束与自由自在。《中国档案》能将这样一种文学样式引入，与专业糅合，并长期坚守，形成自己的办刊特色，确属不易。也因为这个‘，将我领入，赐我机缘，让我这个不太守常规的“文字痞”真正把玩一回属于自己的个性“码字”。1999年夏，我的又一篇“豆腐块”发表，标题就叫《还能“发现”什么?》，这篇不足900字的文字，谈的是圈内人的档案“发现”。文章很简单，大意是，档案馆多以“发现”馆藏档案来制造新闻热点，但这种“新闻”有时并不因为你的屡屡“发现”而成“热点”，如果找不到适时适地的契合处，你的“发现”再多，恐怕也无济于事。我的意思是，“发现”应成为常态，成为平时潜心的研究，如果非要“发现”，是不是还可来个适时公布、介绍?文章刊出后，很快引起反响，留心一读，多是一边倒的讨伐声。也许对档案馆来说，“发现”的确是个好事，我是不是触动了圈内人士的某个敏感神经?所以我只能缄口结舌。但“发现”的余音未了，时断时续的探讨仍在继续，作为最初的“发现”，其基本的使动意涵也在悄悄地发生异变。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欣赏《中国档案》刊发的这些争鸣文章，同时也萌生出对自己的不满。其时争鸣商榷一类的文字来来往往每见于刊物早已蔚然成风，我的不满在于我的理据、我的方式，甚至我的学养。再作驳辨?说是不愿，实是无力，因此，只能将不满寄望于另作下一篇了。我有一种感觉，每当完成一篇文稿拿去发表，总会隐约找到一种来由让另一种莫名的遗憾无端袭来――不独此篇。记得有一回将稿件寄出不久，随即不到一个月便又连续邮去四封更正信函，那种状况确实让人伤煞，自信全无，结果可想而知。因为不满，便往往是以准备“下一篇”来补救，这种感觉在随后的写作中常常出现，可以说我的每一篇几乎都留有这样的“感觉”烙印，以至于每一篇我都要用“下一篇”来弥补，结果这“下一篇”就变成了没完没了。

当然，有时也要拐个弯，换换笔，不看“百家言”了，也不作“豆腐块”，或许能够走出这种“感觉”怪圈。《中国档案》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化刊物，它的特殊就在于它的“档案”。何为档案?经纬纵横，古今春秋，万千世态，这就是档案，所以《中国档案》有一个“档案与社会”，讲述的是档案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档案”，这是一个很巧妙的结合命题，走进这样一种“社会”，你会感受到档案中的别一番风景、别一番风味，打开这样的命题，你会豁然顿悟命题构成背后的广阔视野与空间，我真佩服刊物能有这样一种怀抱“大档案”的胸襟，将栏目做成如此跨越天地两极的名片。“大档案”当然也是“大拼盘”，内容、形式肯定也是多样的，可以是个性化的读解，也可以是访谈性的探寻；可以作单一具象的事实铺叙，也可以多头并进作提挈式的抽象感悟；可以照录式的展示，也可以节录式的议评；等等，这样一种“文化”所提供的多维阅读，是不是也能给你某些启发，燃起你的动笔欲望?的确!我曾经不只一次这样暗示自己，不妨也试试这类文章，事实上我也这样做了，但我觉得我的材料储备非常有限，而“临渴掘井”我是做不来的，因此偶有为之，皆为有限的零星材料。印象最深的文稿当是10年前的一篇很感性的“豆腐块”――《读档案，档案可读乎?》，原本是给“百家言”的，但不知怎地却意外“改嫁”给了“档案与社会”，起初不解，后认真想想也对，你的议题虽为档案，但抽丝剥茧却是社会，不也是档案与社会吗?显然这又是一种写法，这再次给了我启示，即此“档案与社会”，非彼“档案”与“社会”，它们不是割裂的，它们是可以被有机组合，融为一炉的，不管是叙是议，写人写事。

2008年，“档案与社会”作了某些调整，析分出若干子栏目，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史料类的随感文章――《读郭沫若的“学生时代”》，刊登在第4期上，乍一看标题，你写的是读书吧，怎么却跟档案扯上了呢?的确，“书”何以缘结“档案”?这与一位评论家还有那么点联系。早年读过郭沫若写的的系列自传，觉得有些特别，但说不出来，后来看到旅美华裔学者夏志清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对“鲁郭茅”诸家等多持否定态度，而唯一对郭沫若的肯定是他的诗技巧和他的自传，说郭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这才使我联想到了档案，这是一部无关档案的“档案书”，一部被社会广泛阅读而又被完全忽略的“档案书”，“重要文件”，不愧真见，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尽管“拐弯”、“换笔”不写“豆腐块”了，但我始终认为自己依然只能做这种“补缀”类的小工，虽然不满意，但起码还有“下一篇”的苦守与等待；史档一类的文章，融人大干社会的感悟，需要怎样的知识与气量?偶为之，浅尝止，只能算作对自己写作上的一个交代。与刊物相伴30年，剥离职业的外夹，剩下的就是这纯粹个体的情感肉身――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