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坐标上抒写人文情怀

急剧转型的一个关节点。在深化改革的强力推动下，电影生产的计划体制坚冰分崩瓦解，鲜活的市场经济机制涅磐新生。不过，随着西方进口大片对中国电影市场势如破竹般横行肆掠，国产电影一时举步为艰，无所适从，被逼进了一个悲凉挥之不去的 “失乐园”。为争夺生存空间，中国电影开始了与西方大片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艰难历程，其中不管是为制造节日喜庆气氛而大打贺岁片市场的喜剧电影，还是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肆意渲染画面奇观的古装武侠电影等，它们为中国电影的复兴起到了一种披荆斩棘的先锋开路作用，但过于商业化的功利性操作也使它们一时迷失了方向，掉入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旋涡。由此，为弥补这些商业电影人文意蕴上的不足，中国电影人自当不甘袖手旁观，几年来在文艺片领域勤奋耕耘，不管是霍建起还是乌兰塔娜、陆川、张艺谋、顾长卫、王小帅、张元、戚健、章家瑞、刘杰、张扬、贾樟柯、王全安等等，他们都满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拍摄出《暖》、《暖春》、《可可西里》、《千里走单骑》、《孔雀》、《青红》、《看上去很美》、《天狗》、《芳香之旅》、《马背上的法庭》、《落叶归根》、《三峡好人》、《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极具东方神韵的璀璨文艺片镜像，用艺术的力量去颠覆商业片过于沉湎用视觉奇观所营造浇铸起的华丽影像大厦，把镜头对准平民坚韧的生存精神和与俗世命运的努力抗争，从而在生命的坐标上抒写出一种浓郁的人文情怀，让身陷生存困境的现代人在对这些素朴影像的感悟中找到一个盛载鲜活生命的广阔天地，获得灵魂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人文精神作为人类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其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体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其基本内涵上分析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的层次，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的层次，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的层次，对生活终极意义的追求。概而言之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与追求视听愉悦的商业片不同，文艺片这一片种自诞生以来浓郁的人文精神便是其生命力所在，并在时空隧道的穿梭中塑造和辉映着历史的精神记忆。因此，面对当下中国电影已完全处在商业化语境的现实，文艺片依然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品格向“人本位”努力地回归，满蘸着人文精神去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关怀人的情感世界，关心人的心理健全，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这对当下已对商业片所摆设出来的奢华视听盛宴倍感审美疲劳的观众而言，文艺片特有的思想体验和浓郁的人文精神无异给他们吹来了一阵醍醐灌顶的春风，唤起了他们对深度精神文化进行关注的热情，去思考文艺片散发出来涉及到人性价值观、情感平衡、文化根源、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等一系列跟人文精神息息相关的复杂问题。这其中不管是霍建起的《暖》还是乌兰塔娜的《暖春》、陆川的《可可西里》、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顾长卫的《孔雀》、王小帅的《青红》、张元的《看上去很美》、戚健的《天狗》、章家瑞的《芳香之旅》、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张扬的《落叶归根》、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等等，这些影像文本都把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最重要和始终不变的文化坚持，忠实地去还原生活和最大地去接近真实，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忧患意识与平民的时代命运牢牢地结合起来，在一种社会浮世绘中去展现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下层变迁的众生相，以唤起社会对当下时代变革中几近失语的平民尊严予以人文关照。为此，在艺术表达上，这些影像文本既没有成为导演肆意炫耀才华的个人舞台，也没有高深莫测的抽象玄思，更没有成为商业化所特有的功利性侍婢，而是选择了冷静与真实，力图采用一种与平民平行的人文视角去作深刻的考察，来展现社会底层百姓坚韧的生存状态和与俗世命运进行的不屈地抗争，以致不时地触动着观众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让灵魂深处培育出一个充溢着人文情怀的精神花园。

从《暖》通过描写一生都忠贞向往爱情的“暖”的全部生命的故事，来表现一颗永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沉重而又深邃的心灵，由此渗透出一种暖暖的诗意来抚慰被现代生存困境围绕的现代人的灵魂；到《暖春》通过描写孤苦伶仃的小花和善良厚道的宝柱爹在经历一系列磨难过程时相濡以沫的故事，来凸显蕴蓄在乡土大地上的温暖人间真情，从而为孤独的现代人注入一股涤荡心灵的精神暖流；到《可可西里》通过描写猎杀藏羚羊的盗猎分子与阻止猎杀藏羚羊的巡山队员之间对立与斗争的故事，来批判代表人性恶的一面的盗猎分子和褒扬代表人性善的一面的巡山队员，并由此超越环保主题升华为对人性与信仰的思考；到《千里走单骑》通过描写日本人高田在帮助身患绝症的儿子完成拍摄中国民间傩戏《千里走单骑》的心愿中消除父子之间心理隔阂的故事，来思考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以摆脱现代生命被现代文明无限放逐的命运；到《孔雀》通过描写姐姐、哥哥、弟弟三兄妹挣扎成长的生命历程以及与父母、社会之间情感冲突的故事，来表现被情感困惑与理想冲突所贯穿的青春需要坚守才能最终有如孔雀开屏般绽放，并由此在自我审视中引发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到《青红》通过描写一个归家情结和对旧体制逃离相纠结的“死亡”爱情的故事，来唤醒人们对特殊时期的残酷青春和历史命运的反思，以引导人们去体验无奈时代所铸就的挣扎人生给人带来的无尽悲凉；到《看上去很美》通过描写方枪枪在一个建立了集体主义奖惩体制下幼儿园里蓄意去篡改幼儿园规则而最终被孤立的故事，来对人类在由自由人身份向社会人身份进行置换时所遇到的难以适从的矛盾进行考量与体察，并由此在一种寓言化的表达中对人类生存困境寄予了深沉的思考；到《天狗》通过描写伤残英雄李天狗为维护神圣的守林职责与惟利是图的黑恶势力孔家三兄弟之间进行的生死搏斗的故事，来标举鲁迅“敢于直面惨淡的现实，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勇士”，并对乡民的国民性弱点和当下乡村社会道德失守的现实提出了严峻的批判；到《芳香之旅》通过描写少女春芬在时代命运的捉弄下依然以真纯的品性与坚韧的意志力去走完一段感怀万千的“芳香之旅”的故事，来生动地刻画整整一代中国人将个体命运的荣辱融入于大起大落的时代的历史处境，由此再现在历史变幻中心境的变迁和对生命价值的坚守；到《马背上的法庭》通过描写在边远地区基层法庭工作的法官老冯驮着国徽到三个边远山寨开庭审案后因疲劳过度摔下山崖的故事，来呈现基层司法人员平凡的人生轨迹和复杂的情感世界，由此对真实善良的人性给予了颂扬和人如何为自己选择 有意义的人生提出了思考；到《落叶归根》通过描写民工老赵为兑现承诺而千里迢迢背客死他乡的老王回乡入土为安的充满辛酸的故事，来展现底层平民百姓光辉人性中的善良、朴实、韧性与爱，并由此召唤当代人去培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到《三峡好人》通过描写煤矿工人韩三明到奉节找到他16年未见的前妻并决定复婚以及女护士沈红到奉节找到她两年未归的丈夫并决定离婚的故事，来表现底层人们对命运坚定的抗争和对尊严不懈的维护，由此鼓励个体命运在社会的变革中应积极寻求做出适应现实变化的新选择；到《图雅的婚事》通过描写图雅带着打井致残了的丈夫和一双儿女在生活的重负下去寻夫再嫁的故事，来表现一种真真切切的凡人之情和坚韧不屈的高贵人格，并由此挖掘出蕴蓄在蒙古大草原上生生不息的原始生命力等等。这其中的影像文本不管是承载着城市人抚今追昔的喟叹心绪而想象出一块可以逃避尘世的安慰之地，以让灵魂得到诗意的栖居，还是展现平民百姓在时代变革中不随波逐流，坚守自己的信念并由此反思文明进步中物质与精神的作用关系；不管是带着一种悲悯情怀对麻木的人们进行良知的呼唤和精神的洗礼以让他们踏上健康的人性之路，还是以关切从容的姿态去平视诠释平民的复杂心理和昭显蕴藏于其中的那一抹永存的温暖，等等，它们都以人文精神内在的要求和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尺度来对影像文本的内在价值作出判断，从而使它们都无不用充满生机神韵和发人深思的故事、彰显现实质感的细节去关注平民百姓的强烈的生存愿望和甘愿承受的生活态度，并由此就在对他们这种质朴而暖人的生活体悟中铸成一种激情四溢的人文情怀，给今天那些过于追求物欲而导致思想委顿的现代人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击，让他们在生命相互的沟通与镶嵌中去释放深沉细腻的生命柔情，获得一种全新的诗意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人文精神既是这些文艺片追求的起点，也是它们最终归宿的终点，就象《落叶归根》中由于人文精神的渗入，使得内涵被无限放大的“根”“远不止是人对故土的情怀，而是整个人生的某种依恋，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共通，一种联系。这种东西在每个迥异的人身上都能找到具像，找到缩影，而当人们像在影片中碰触时，它就会传递，就会迸发，产生最朴实最真挚的美”；象《三峡好人》；由于人文精神的存在，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才会作出这样的评判：“这部电影风格写实，镜头对准了一群普通人，表现了三峡移民生活的原生态，看上去故事平淡无奇，波澜不兴，却充满了人文关怀，有意大利现实主义的质感，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挖掘人性深处的东西”，“《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的获奖是对迷信大制作的一种有力反驳，对人性的关注、对艺术的把握才是中国电影成功走向世界的关键”。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的文艺片在生命坐标上抒写人文情怀的同时，由于过度以“作者电影”的思维进行创作使得文艺片陷入到一种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的境地。一方面，在国内文艺片由于缺乏气势恢弘的大场面、交响乐般的音响效果、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熠熠生辉夺人眼球的明星，有的只是平民百姓沉重生活的再现和非主流的艺术技巧和风格，这使得其往往因商业片的压制陷入到一种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这种国内市场缺失使得文艺片只能寻求国际电影节的支持，借助海外市场收回成本，这就造成了其发展方向受到国际影展的制约，就象《图雅的婚事》的导演王全安所说的“艺术电影的概念实际上是由国际电影节确定的，而且在2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一直沿用到现在。在这20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给中国拍摄艺术片的导演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沿用当年的标准？实际上对于国际电影节而言，它是不希望你长大的，你就一直在那里面最好。我觉得中国的艺术电影应该突破，文艺片不能跟现实脱节，不能远离大众。而要想获得突破，就应该与电影节保持距离，反过来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面对当下文艺片也全面处在商业语境下的生存环境，文艺片的创作有必要象商业电影不断地借鉴和吸收文艺片在艺术上的优点一样，也去学习商业片在在市场运作上所积累的创作经验。比如意大利上世纪马，不设防的城市》、《罗马十一时》等影片，也属于文艺片，这些影片无一例外是以战败后意大利萧条的社会为背景，紧抓现实社会中的敏感问题，在艺术和商业上都获得成功，“这值得我国文艺片创作者借鉴，一方面在镜头的艺术性上探索，另外一方面关键是在故事的选择上要慎重。”再比如同样是表现人文精神探索人性的文艺片《辛得勒的名单》，为什么它就能够做到那样史诗化和抒情化，那样震撼人心使人荡气回肠，不仅具备极高的人文和艺术价值含量，而且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巨额的商业回报。所以，作为艺术商品的文艺片，为了让其蕴蓄的人文精神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和吸收，成为社会各层都愿意去接受的文本，其坚持在生命坐标上抒写人文情怀的同时，有必要在创作策略上作出一些适应时代审美的调整，从而在为现代人打开一个涂抹精神以绚丽色彩的艺术殿堂的同时，也为自身未来的发展找到源源不尽的生命清泉。

参考文献：

[1]《远离国际电影节》，/eastday/enjoy1/。

[2]《老赵的绝望击中了我》，.cn/r/i/2006-12-31/。

[3]《贾樟柯牵“金狮”倍感意外》，《天津日报》，2006-9-12。

（作者系井冈山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电影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