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民间资本集中现象的分析

【摘要】我国民间资本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呈现出东部集中西部偏少的状态，这种格局的形成与我国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同时，我国民间资本的非均衡化发展与各地区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性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和分析本地区投资环境的特征，进而加以改善和优化，对于吸引更多民间资本促进经济建设至关重要。

【关键词】民间资本非均衡投资环境

一、民间资本集中率

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分布呈现阶梯式发展状态，从民间资本投资比重看，60%民间资本集中在东部，20%以上集中在中部，而西部所占份额不及20%，在各区域内，民间资本投资也呈现集中分布态势，并且集中省份呈现较为固定特征。集中率表示规模最大的前几个地区某项经济活动在总区域所占的总份额[1]。民间资本集中率则指民间资本投资规模最大的前几个地区，其民间资本在总区域所占的总份额。规模最大的前几个地区数取值不同，将得出不同的集中率，本文选取约35%的地区作为前几个规模最大地区，分别确定出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区域民间资本集中率。

根据集中率定义，计算得到的各地区民间资本投资集中率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07年间，全国及各区域民间资本集中率非常接近，全国范围内、东部、西部基本在60%―70%之间，中部在50%―60%之间，并呈现出一定稳定性。19世纪末，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弗里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研究英国收入分配问题时发现，大部分财富流向小部分人一边，还发现某一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这一部分人所拥有财富的份额，具有比较确定的不平衡数量关系，经济学家把这一发现称为帕累托收入分配定律。按照帕累托定律，民间资本投资的不平衡数量关系是指某一部分地区占总地区的比例与这一部分地区所拥有的民间资本投资份额具有比较确定的不平衡数量关系，但并不要求百分比十分精确。从表1近似估计全国及东部、西部区域内大约35%的省、市、自治区拥有60%以上的民间资本份额，中部35%的省份拥有50%以上的民间资本份额，并且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稳定性，说明以35%的区域计算的民间资本集中率呈现出一定帕累托定律特征，民间资本投资额这个蛋糕虽然在增大，但蛋糕的分配比例不会改变，少数地区集中占有大量民间资本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二、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地区

全国范围内，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南、河北、四川、上海、安徽、湖北、湖南、辽宁、福建、北京、内蒙古等是主要的民间资本集中地区。东部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地区主要是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中部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地区主要有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省；西部民间资本主要集中地区呈现竞争格局，主要包括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云南、新疆、陕西等省（市、自治区），四川一直位于第一，其次实力较大的是内蒙古。

研究表明，吸引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某地区投资环境的优劣，包括政策环境、管理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资源环境等。各省、市、自治区要想成为区域内吸引民间资本的少数优势地区，必须从优化投资环境入手，战胜竞争对手，而民间资本集中地区排名变化意味着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及地区经济竞争力在动态的环境中不断调整，每个地区只有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培育自身发展能力、不断整合自身资源并使之与外界经营环境相适应，成为有很强“学习能力”的学习型地区，才能具有动态竞争优势。

三、东西部地区民间资本差异形成分析

全国来看，东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河北、上海、辽宁、福建、北京，中部河南、安徽、湖北、湖南，西部四川、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是民间资本相对集中地区。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省（市、自治区）民间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所占比重最小，这与我国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一）自然地理条件因素

我国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呈梯级分布。西部地区多为山地、丘陵、戈壁沙漠，尽管耕地资源占土地总面积的96%，但西北地区干旱少雨，沙化、碱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劣。西南地区大多为石山、高山峡谷地区，水土资源匹配欠佳，生产方式落后。自古以来，西部地区因自然环境恶劣，土地生产力低下，农业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的严重制约，致使其农业经济基础常年落后，其工业发展也因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活动成本高而受到制约；而东部地区以冲积平原为主，地势平坦，降水充沛，土壤肥沃，水热条件配合充分，发展农业条件较好，且东部地区靠近大海，具有港口密集、水运发达、交通便利、临近国内消费大城市和国际大市场的区位优势，因而在东部投资的风险天然地小于西部。

（二）经济社会的历史发展因素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屈服于世界各国列强军事势力，先后在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开放了一些通商口岸，与此同时一些地区沦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随着国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管理思想、市场经营理念的输入，我国国内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也相继诞生，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博弈中，脱胎于农耕文化的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经商文化、竞争意识、奋斗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1949年以前，我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2]。

我国内地人口占全国60%，土地占全国80%，少数民族聚居，资源丰富，经济却非常落后。1949年以后，为了促进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在处理内地与沿海关系中，主要问题是实现全国经济建设平衡布局，即解决好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关系问题。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建设内地时，根据各省具体条件，把投资集中在洛阳、西安、兰州、太原等几个城市，以形成一批经济中心，带动周围地区发展，156项大型骨干项目中，仅陕、甘两省就占了40项。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建设“三线”地区时，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其中西部有6个省区被划定为“三线”地区，成为投资和建设的重点。从1964年起，连续3个五年计划，有几年曾经把一半的钱花在西部 “三线建设”上，累计投资2 050亿元，后来调整时又投资了700亿元；70年代，国家引进40套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大型钢铁、石化设备，有23个放在了西部[3]。“三线建设”加速了落后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贯彻“散、山、洞”方针，三线建设中选点分散、造成企业高度分散、协作条件差，各企业均建成了“大而全”、“小而全”的万能企业，使得企业物资供应困难、运营成本加大，企业经营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1949-1979年，国家对内地的投资累计等于沿海一倍半，同时沿海地区也调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内地建设，但生产力的不合理布局并没有使内地工业增长速度得到快速提高，其产值只有沿海三分之二；西南、西北工业占用资金等于上海市三倍，提供的利润、税金尚不到上海二分之一。由于内地的大量资金占用对东部地区投资资金产生了挤占效应，使沿海地区老厂、老设备得不到更新，反而严重影响了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巨大差异是由长期的历史社会背景、复杂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不是短时期能消除的，平衡布局不是绝对平均布局，不是消除地区经济的一切差异，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同样存在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梯度发展战略，同时通过使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东部沿海城市，充分发挥地理区位、港口枢纽优势、侨眷故里等优势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内多年来压抑的消费需求及低廉成本创造的国外出口需求形成了强大卖方市场，东部地区产生了投资饥渴，在外商投资带动下、在潜在经商文化诱发下，东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主体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渐壮大起来，最终其民间资本投资额达到全国的60%之多。东部地区民间资本的相对集中反映着其地区产业的积聚程度及专业化分工程度，一个地区专业化、集约化水平越高，其产业链必然会得到有效延长，而产业积聚组织形式带来的沟通便利、投入共享、知识溢出、成本降低等效应又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地区[4]。根据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5]，越是产业集中地区，对民间资本越具有吸引力，产业越少地区，经济越落后，对民间资本吸引力越小。因此，早期形成的优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后来竞争者带来进入障碍。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因不利的地理区位、历史上累积形成的经济基础弱质性、滞后的改革政策、及欠缺的经商文化等因素使其在吸引民间资本过程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西部地区。

四、结论

改革开放前，东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与西部地区差距不大，改革开放后其民间资本规模的不断发展状大，得力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倾斜、便利的港口运输条件以及外商资本带动等因素。近年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东部沿海地区民间资本投资有所减弱，按理说，成本差异引导投资分布、并将促使投资者把资本转移到低成本区域、以保持竞争优势，但是资本向西部省份进军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优惠政策是资本空间分布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西部地区一些大、中城市经济与技术开发区已经具备了非常明显的政策优势，其民间资本投资进展却依然非常缓慢、规模也很小。没有一个单一因素能够单独解释投资分布逻辑，从制度环境分析，西部存在着高交易成本问题[6]。市场首要作用是提供与反馈信息，如果市场体系不透明，人们很容易担惊受怕，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在西部，经营用商业许可证或土地使用权审批程序期限比东部较长，还要支付更多的乱收费，且在许多领域存在政府干预、地方干部注重实用主义而不是经济绩效、公有制比重偏高等现象，这使得当地市场机制作用受到限制。另外，诸如资源可获得性、劳动力熟练程度、市场规模、物质性基础设施、电信设施可靠程度、城市发展模式、进入国际市场便利性等众多因素也在左右着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显然西部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

经济区域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其运动、发展及表现形式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也受自然、劳动力、科学技术、社会历史、宏观经济政策的制约，由于区域客观环境不同，欲达到区域的均衡发展，需要走的路会很长，但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及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西部地区并不是没有发展机会。目前，东部地区因产业外贸依存度大而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一些企业受国内工资成本上升、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举步维艰。东部面临民间资本投资危机，新的历史时期，民间资本投资格局必然发生变动，西部地区有很好的机遇承接东部民间资本转移，但这建立在各地区不断对其投资环境改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1]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435-436

[2] 胡兆量,等.经济地理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闫增强.西部地区后发优势与经济增长[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4(3):27-32 .

[4] Arrow，K.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3）:155-173.

[5]Myrdal，G.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M]. London: Duckworth, 1957.

[6] 赵公卿,等.中国经济西进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95-406.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陕西省农业投资环境研究”（11JK0154）的阶段性成果，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杨天荣（1970-），女，河南新乡人，西安财经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