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法治节目运作的多维思考

作为法治类电视节目，相比常青的时政新闻和热闹的民生新闻栏目，在新的全媒体时代，它所遇到的困境无疑更为严峻与尴尬。从宏观的角度来讲，电视法治节目的出现是依法治国进程的需要，也是提升公民法制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素质、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它的特点是专业性和新闻性强，涉及面广、导向鲜明。因此，法治节目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但近年来，电视法治节目普遍遭遇困境，节目收视率下滑，影响力下降，节目运作举步维艰，甚至有不少节目被关停并转。如何认清法治节目所面临的困局，如何摆脱节目运作的困境，成为摆在电视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南方经视唯一的一档法治栏目《拍案》，从2009年开播以来，面对困局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从最初的以“拨开层层迷雾，重回案发现场”的单纯案件类的法制报道，到“与时间赛跑，为真相较劲”的民生法治类的杂志类专题节目，变革中有失败和教训，也有成功的经历，所有这些对节目的经验和思考，权当抛砖引玉，以图对业者有所启发，让法治节目有更合理、更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

一、法制节目面临的困境

据统计，全国200个电视法治栏目，9个专业法治频道，除几个有品牌影响力的法治栏目如：央视的《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经济与法》，北京台的《法治进行时》，重庆台的《拍案说法》等之外，其它法治节目大都处于惨淡经营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法治节目难以为继。2007年，全国唯一一个开办20年不间断的法治栏目，山东台的《道德与法治》改名为《天下故事》，脱离法治节目的定位。全国第一个开办的法治频道――长沙政法频道也因为面临节目生产的压力，准备从单纯的法治频道转为包含娱乐、文体等内容的综合频道。江苏电视台则干脆将《探案俱乐部》等几档法治栏目停播。法治节目到底怎么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形态老化，内容单一

目前，法治节目的形态不够丰富，绝大部分法治栏目的形态集中在以下几种：一是案例展示加演播室说法，以央视《今日说法》为代表；二是单纯案件展示，中间穿插法律专家说法，以上海台《案件聚焦》为代表；三是案件加专家说法加观众互动的板块式结构，突出新闻性，以央视《法治在线》为代表。

大量的法治节目都还保持着多年前的习惯，对案件进行直线式叙事，什么“进一步的调查让侦察员们大吃一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等八股文式的用词，使得再精彩的故事都让观众毫无新鲜感可言。节目形态创新乏术，观众不爱看，法治节目处境堪虞。

（二）资源争夺，同质化竞争

节目形态无新意，节目语态过时，法治节目的竞争就转移到题材资源的争夺上。电视法治节目的选题对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的依赖性较强，其来源无非三种：一是公安机关侦破的各类刑事案件；二是各级法院审理的一些民事案件；三是带有服务性质的法律帮助热线。其中，刑事案件的报道有一定的要求，“不能成为教唆犯罪之源”，要回避凶杀暴力等强刺激性的情节，不得对侦破过程作过细展示。对于民事纠纷，符合要求的选题也难找。法院规定，未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不准报道，而随着案件当事人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因拒绝采访不能报道的案件也越来越多。第三类带有服务性质的帮助热线，这类节目的线索倒是很多，但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媒体作用非常有限，很难真正帮助当事人解决什么问题，最后只能聊胜于无的迁出一段段法律提醒，失去了实用性，这让观众对这类节目收视兴趣大打折扣。

法治节目选题的匮乏，已经直接影响节目的生存。随着民生新闻十年来的崛起，大量的民生新闻栏目早就已经将案件类报道列入自己的重点报道领域，同法治节目争夺资源，各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包含了大量法治题材，而且向专题化、系列化发展。

二、运作及传播策略的思考

正视电视法治节目所面临的困境，在节目运作和传播当中应该怎样去做呢？电视法治节目应该回归其媒体本性。以节目生产者和传播者的眼光来重新考量自己，在追求收视率和收视份额的同时，也应重视节目的可传播性。而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观众需要看什么，在法治节目中怎样的表达方式观众才容易接受。概括来讲，即“电视法治节目的任务就是要透过法律的严峻表面，从人的笑泪悲喜切入，折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困境，释放法律案件背后蕴藏的巨大人性能量，使其富有思想的精神和人文的魅力。”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如何在节目运作当中扬长避短，途径有很多，本文拟从节目实际操作的角度进行研究，探讨法治节目的运作和传播策略。

（一）有命运感的叙事结构

电视叙事是一个线性的不可复读的过程，它有很大局限性。怎样在一个线性流程中给观众一种收视的内在驱动力，让大家不间断地可以看到底，最重要的手段？那就是悬念。可是，在同质化的激烈竞争环境下，同样的选题内容可能已经被反复传播过了，如何制造吸引观众的悬念，营造事件当中当事人和他们之间的命运感，至关重要。

所谓命运感，就是案件或事件中的人物的生存状态和他们所面临的命运困局。在南方经视的法制栏目《拍案》播出的“深圳警察设局爆头案”中，案件中的两个人物命运一直是贯穿全片的主线。这起案件主要是讲深圳一个派出所警察，因急于有立功表现，设局在深夜僻静处开枪打死了一个辖区里的小混混。这起案件被曝光后，《拍案》并没有和其他媒体抢第一落点，而是紧紧地抓住案件中行凶的警察和被打死的小混混的前情往事着眼，最终发现两个人是同龄人，警察自小品学兼优，家教甚严，长大后进了大学，考取了深圳警察，来到了一线的派出所，事发前刚结婚一年。被杀死的所谓“小混混”自小离家进城打工，一走十年，从没回过家，靠各种灰色的营生糊口。就在那一天，一起街边的治安案件让两人在派出所邂逅，从此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这期专题，不再是对案件真相的寻找，而是对两个人的生活轨迹进行还原，是以双线蒙太奇的手法，搭建了全片颇具命运感的叙事结构。从这期节目的采访和后期制作中，让人看到了法治节目如何扬长避短，通过独特的专题节目架构和讲述方式，达到更符合观众收视和再传播要求的节目。

（二）具人文关怀的情绪表达

法治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真情关切。观众在收看节目的时候，不仅希望看到精彩的案例和故事，更渴望在节目中得到情绪的感染和渲泻。这就需要电视人在制作节目的时候，要满足观众的需求。法治节目中表达一种对案件当事人的生存与命运的真挚关切，就成为一种观众能感受到的情绪表达。

电视法治节目不仅要拓宽题材范围和节目架构，在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更应在关注的过程中投入自己的情感。对侵犯老百姓利益的各种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要“拍案而起”，无情鞭挞；对来自大众草根阶层的感动、市井百姓之间的真情要感同身受，“怆然而涕下”。要让市井百姓觉得，法治节目的目光始终温情地关注着他们，与他们情感相通，血脉相连。人文关怀的情绪表达，最终会转化成自己节目的内在张力，也会获得观众的认同。

（三）从“有信息”到“有态度”的转变

全媒体时代，是一个资讯过剩、观众的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电视法治节目应该如何表达，才能在芸芸众生的节目群中脱颖而出呢？节目应该从满足观众的信息需求向满足观众的情感与情绪需求转变，这就需要法治节目中的主持人和记者，注重自己的个性化表达，体现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与思考。

从现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来看，节目中的主持人或是记者都在体现各自节目与众不同的角度、锐度与温度。语态从念稿发展到讲述，表达从客观性到情绪化。主持人从过去的播音员进化到现在的意见领袖，记者从传统的采访深入到调查。这一切变化，都推动电视节目从“信息提供”向“态度表达”转变，不仅是法治节目，所有电视节目都在向这个方向前进着。

（四）激励记者的自媒体的搭建

传统的电视节目是在单向信息传播技术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必然会在这场双向传输，强调互动的全媒体时代里受到巨大的冲击。媒体人应该如何应对呢？南方经视的《拍案》节目在2011年报道“湖北被精神病的徐武”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播出的节目本身收视并不理想，但其它媒体，主要是网络媒体的关注让此事一发不可收。而对此事的热议，关键是在于主创人员的微博与《拍案》的官博，还有其他参予报道媒体和记者的微博共同发力，不断地将他们对事件的探求过程及时，引起了全社会的围观。在这一起事件的传播过程中，记者本身自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视。从那时起，节目组鼓励记者努力去搭建属于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电视的使命是努力和所有受众建立关系，而不仅仅是电视观众。影响一切媒体是未来电视人延续职业生涯的使命。石述思曾说过，利用自媒体赢得受众是电视人唯一有效的生存之道。如果他的话有预见性的话，现在电视人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应该是亡羊补牢，尚未晚矣。

参考文献

[1]吴玉玲：理念与实践：电视法治新闻生产的多维考察，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

[2]喻国明：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朱鸿栋邓勇：找准问题突出重围一办好电视法治节目的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1

[4]王欢：法制类电视节目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新闻世界》，2011

[5]孙佳：对做好电视法治节目的几点思考，《青年记者》，2011

[6]CSM媒介研究网，

[7]世界媒体实验室，

[8]南方电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