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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众多学者都对“今之学者为人”一语进行了解释，且大多偏向从负面理解“为人”， 但具体解释又并不一致。到宋代，对“为人”理解的歧异进一步加大。有的学者认为“为人”没有贬义，有的学者则把“为人”完全作贬义使用。南宋中期，朱熹进一步强化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将为人之学作为为己之学的对立面加以彻底否定。对“为人”诠释的这种变化，是宋代儒学内倾的反映。当时，众多儒家学者将理论思考的重心从社会政治实践领域转向内在的心性修养，因而，强调内在心性修养的“为己”之学受到格外的重视与强调，而“为人”作为“为己”的对立面，则逐渐被赋予了完全的负面色彩。
［关键词］ 《论语》 ；为人；诠释；宋代
［中图分类号］ B222［文献标识码］ Ａ［文章编号］ 1008—1763(2012)04—0034—05
《论语?宪问》中记载孔子之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此语成为宋代儒家“为己之学”建构的重要文本依据。《四书章句集注》引二程语进行解释：“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宪问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5页。以这一解释为基础，朱熹特别强调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的区分。在他看来，为己与为人、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其内涵、旨趣迥异，趋向相反，学者应当于本源处细加辨析。“今学者要紧且要分别一个路头，要紧是为己为人之际。”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9页。
朱熹的这一观点，对之后的儒学发展影响很大。不仅此后的朱子后学承袭这一观点，与程朱理学学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理论分歧与观点差异的陆王心学一派学者对朱熹的这一观点仍然十分赞同。如王阳明对为己、为人的理解与朱熹就是一致的：“圣贤只是为己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语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不然，则纷纭口耳讲说，徒足以为为人之资而已。”
王阳明：《与汪节夫书》，《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续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01页。清代的乾嘉学者在学术旨趣、治学路径方面与宋明理学家差异很大，对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很多内容也大加批评，但他们对为己、为人的理解，则大体与朱熹相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宋以前，众多学者对为己、为人提出了自己的解说，其中在对“为人”的理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近现代学者对“为人”之学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很多学者对“为人”从贬义理解。但钱穆先生《论语新解》说：“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惟必有为己之本，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孟子特于古人中举出伊尹、伯夷、柳下惠，此皆为己，而为人之效亦见，故三子者皆得预于圣人之列。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见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第269页。考察先秦到宋代众多学者对“今之学者为人”的诠释，探究对为人的解说在南宋渐趋统一的原因，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宋代儒学演变的趋向，从一个侧面了解经典阐释与时代、学术思潮的关系。
一先秦汉唐时期关于
“今之学者为人”的解释
荀子对“为己”“为人”进行过阐述：“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
荀子：《荀子?劝学篇》，《诸子集成?荀子集解》，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1年，第7-8页。在荀子看来，“入乎耳，著乎心”的“为己”之学是君子之学，而“入乎耳，出乎口”的“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在这里，荀子从“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的角度理解“为人之学”。所谓“以为禽犊”，亦即将学问像“禽犊”一样作为馈赠他人的礼物，为学的目的不在于内在的自我完善，而在于取悦于人。这一理解是完全从负面理解为人之学，“为人”是贬义。
汉代以后的许多学者大体沿着荀子的方向进行。如孔安国说：“为己，履而行之，为人，徒能言之也。”
何晏：《论语集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在这里，“为人”指的是只能空言而不能切实地践履。又如范晔说：“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
范晔：《后汉书?桓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1页。在这里，“为人”指的是为了外在的称誉而自我表现。在这些解释中，“为人”是负面的，受到否定的。
也有学者对“为人”有不同的理解。颜之推《颜氏家训》中对为人之学的理解就有了不同于荀子之处：“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71页。这一段表述值得注意。颜之推并没有将“为人”一概否定，而是将“为人”或者“为己”产生的效果归结为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这两个不同的主体，“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而“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二者都是“为人”，但今之学者与古之学者“为人”所产生的效果却是不同的，在“古之学者”那里，“为人”也可以与“行道以利世”相联系，是正面的价值。也就是说，在颜之推看来，“为人”本身并不必然受到否定，“为人”的正面、负面两种不同结果取决于不同的主体。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谈到，《论语?宪问》中“‘为人’一词自来视之贬义，但王安石对此词有不同的用法。”（《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第129页）此说似未考虑《颜氏家训》中已经有关于“为人”的不同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