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论文：法律文书格式思索

本文作者：杨鸿雁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学院

法律文书格式的目的价值:形式正义

法律不仅追求实质正义，也追求形式正义。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8］。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质正义是指从内容上追求一种结果公正，即制度安排能够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形式正义则不考虑结果，只追求过程公平，也即是说它使制度安排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实质正义凭借的是人们的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假如没有法律程序的制约，则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反之，缺乏实质正义追求的程序正义，也无法实质性地保障社会的正义秩序。

法律文书其实就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混合体。格式是法律文书形式正义的体现。格式使每一法律行为中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抽象化、一般化、系统化，使形式正义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的要求成为可能。

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而言，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介草民，只要想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就须按要求递交符合条件的文书，才能行使诉讼权利，不得借钱或权的威势获得任何特权。比如，任何民事诉讼的原吿，都必须、也只能按要求提交一份民事诉状，才有可能进入初审诉讼程序，不可能因为不同的身份而可以不交诉状，或可以提交一份非诉状形式的文书。不同身份的人都得做同样的事，身份的差别已经没有意义。

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不论面对怎样的当事人，都应当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审理，不得曲法阿贵。不过，法律的公正与公平如果仅依赖于法官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自律，对于法官来说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法律制度理当为给它工作的司法官员提供实现公平公正的工具，提供对抗钱权威势的武器。文书格式就是这种工具与武器。它的文化表征是类型化、固定化、同质化。其潜在的涵义就是以文书的格式向使用者宣示: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已经虚化，使用者被类型化为两种身份:要么是司法官，要么是诉讼当事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需要提交符合格式的文书，方可启动下一个诉讼程序;文书格式是形式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司法官员制作的文书，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而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当事人制作的文书，则可能导致诉权的不能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安排。这给了司法官公平公正司法的空间。

法律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就必须符合人类对正义的诉求。而法律的正义在司法层面就表现为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格式化的本质就是高度的同质化与一般化，它以将事物中相同的部分提取出来固定为样本，供使用者一遍遍复制使用为追求。这样的结果是将个案无论多么丰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都简化成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这种一遍遍按程式重复使用，就是同样事情同样对待的部分实现。当人们在同样的情形下，被要求使用同一种格式的法律文书，或者接到按同一种程式制作的法律文书，感受到的是法律最基本的秩序与无差别对待，从而在进一步对实质正义的期待中产生对法律的遵从。

法律文书格式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司法过程记录的严格要求上。以法院刑事判决书为例，首部除依次写明制作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基本情况而外，还必须记明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审判经过等内容。

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除了司法统一的理由外，更深层的缘由则是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这部分格式要求记载的每个项目，其实都是以诉讼参加人的诉权为基础设计的，要能从中考察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审理期限是否超期，审判组织是否是按照法定要求设立的，审理是否贯彻了公开原则，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其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等情况，最终目的要在审判的各环节保证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实现形式正义。

对漠视格式传统的反思

中华法系的伦理法特点，决定了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的立场。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法系的伦理特点是其区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且唯一的特点。而宗法伦理最重要的精神是建立和维护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贵贱之间的尊卑之分，有亲属之间的长幼亲疏之别，以及建立在这样的等级划分基础上的尊其尊者，亲其亲者的“尊尊”、“亲亲”伦理道德要求与法律指导原则。不同的等级所享受的权利与承受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法律明确宣称: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下，差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成为传统法律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习惯于首先弄清楚行为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关注于行为本身。这与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精神正好相反。

传统司法按照伦常观念来衡量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水平的高低，认为上乘境界应当是根据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做出个别的处理。“旧中国的民事审判却要求细致入微地考虑每个案件个别的情况，理解并同情普通人认为是自然的、不勉强的状态，努力作出有助于在当事者之间维持或恢复形成良好关系的判断。换言之，这样的审判意味着力图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都总是一次性地分别实现对于具体的当事者和个别的案情来说最为妥当的解决。不折不扣地一律适用既存的法规在这里并不被认为是有什么特别价值的作法。”［9］程序性法律与实体法律比较起来更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适用过程中不能根据具体案情具体、灵活、个别处理的特点更加突出。并因此成为传统司法所轻视的对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统司法对程序的概念是淡漠的。在司法过程中，即便有一些程序性环节，也主要是指导审判官员应当如何组织及进行审理而设定的，基本上不认为当事人具有程序上的权利。因此，清朝法律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没有关于程序的专门法律规定，只在《大清律例•刑律》“诉讼”部分涉及一些程序性规定。从司法层面来看，当事人进入诉讼之前及进入诉讼以后，都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按审判官的指挥努力争取实体权利，对于程序问题几乎没有提出自己主张的可能。

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相对忽视程序正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法律文书格式的漠视。司法实践中，漠视格式及程序的情形在法律文献记载中随处可见。清末江苏省句容县县令许文濬，将其在任期间所办案件的文书收集起来，起名为《塔景亭案牍》。在那些更多用于解决程序问题的批词中，法官依职权主义确定案件是否被受理的情形让人印象深刻，几乎没有当事人主张程序权利的余地。在以解决实体问题为主的判词中，更没有关于程序的内容。

事实上，古代法律文书在清末以前有并非没有格式要求，但这种要求只体现在诉状上，而且作出格式要求的是各省地方衙门，清末法制变革以后，受西方法制的影响，独立的审判机构已经陆续设立，必须有与之配套以保证其正常运转的程序法律制度，法部才陆续制定出了全国性法律来规范法律文书。自此以后的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使用何种文书，每种文书应当按什么样的格式规范来制作才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格式的文书，将被视为无效。

轻视程序法的言论，甚至在清末主持法律变革的法部一份关于诉讼法制定的奏折中还在毫不顾忌地发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初二日法部请各省议覆诉讼法草案，除山东省迟迟未提交议覆意见外，各省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法部将这些意见汇集后，在奏折中说:“……且法律者，主法也，民刑诉讼者，辅法也，辅法于主法，必附丽而行，然后有所依据。若主法未定指归，辅法终虞枘凿。”［10］该奏折是主持法制变革的法部为制定诉讼法而上奏的，其中的意见显然还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表明清末君臣上下对于民刑诉讼法为“辅法”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对待诉讼法的态度尚且如此，其他社会民众的态度由此可以想见了。

进入民国后，在司法层面上，“首重法律”的要求不仅体现为对实体问题的解决要严格依照法律来进行，而且也体现在对程序问题的重视及依法解决。涉及诉讼费等程序事项的裁断，都征引明确的法律及其具体条文。尤其是在判决文书中，还能见到当事人运用程序规定主张诉权的情形。如《最新司法判词》中收录的上海第一初级审判厅判决张嘉林、周裕昌呈诉万兴肉庄周姓、顾姓欠租并申请缺席判决一案的判决书［11］，记录了被告屡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因而申请缺席判决并获法庭支持而胜诉的案例。反映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法从无到有，从被轻视到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尽管文书的格式化自近代以来在立法及司法层面有了很大发展，但受传统影响，司法人员在意识层面漠视法律文书及格式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只要把案子办好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共同心理。其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重实质正义，轻形式正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传统使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结果、轻过程等局面未能彻底改变。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重视实质正义而轻视形式正义的问题，马克斯•韦伯是有所认识的。他从法律的世袭制来论述中国传统司法的特性:“最重要的则是法律适用的内在性质:有伦理倾向的世袭制追求的并非形式的法律，而是实质的公正，无论在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是这样。没有一本正式的案例汇编。这是因为，尽管存在着传统主义，但是法律的形式主义性质遭到了反对。”“世袭制的理想也是实质的公正，而非形式的权利。”“中国的法官就是典型的世袭制法官，完全是家长式地判案，就是说，在神圣的传统允许的范围内明确地不按照‘一视同仁’的形式规则判案。在很大程度上倒是恰恰相反:按照当事人的具体资质和具体状况，即按照具体的礼仪的衡量适度来作断案。”［12］结合前引法部奏折来看，韦伯的此种认识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