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范文

法律文书范文第1篇

法律文书格式的目的价值:形式正义

法律不仅追求实质正义，也追求形式正义。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8］。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质正义是指从内容上追求一种结果公正，即制度安排能够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形式正义则不考虑结果，只追求过程公平，也即是说它使制度安排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实质正义凭借的是人们的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假如没有法律程序的制约，则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反之，缺乏实质正义追求的程序正义，也无法实质性地保障社会的正义秩序。

法律文书其实就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混合体。格式是法律文书形式正义的体现。格式使每一法律行为中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抽象化、一般化、系统化，使形式正义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的要求成为可能。

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而言，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介草民，只要想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就须按要求递交符合条件的文书，才能行使诉讼权利，不得借钱或权的威势获得任何特权。比如，任何民事诉讼的原吿，都必须、也只能按要求提交一份民事诉状，才有可能进入初审诉讼程序，不可能因为不同的身份而可以不交诉状，或可以提交一份非诉状形式的文书。不同身份的人都得做同样的事，身份的差别已经没有意义。

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不论面对怎样的当事人，都应当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审理，不得曲法阿贵。不过，法律的公正与公平如果仅依赖于法官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自律，对于法官来说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法律制度理当为给它工作的司法官员提供实现公平公正的工具，提供对抗钱权威势的武器。文书格式就是这种工具与武器。它的文化表征是类型化、固定化、同质化。其潜在的涵义就是以文书的格式向使用者宣示: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已经虚化，使用者被类型化为两种身份:要么是司法官，要么是诉讼当事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需要提交符合格式的文书，方可启动下一个诉讼程序;文书格式是形式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司法官员制作的文书，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而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当事人制作的文书，则可能导致诉权的不能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安排。这给了司法官公平公正司法的空间。

法律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就必须符合人类对正义的诉求。而法律的正义在司法层面就表现为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格式化的本质就是高度的同质化与一般化，它以将事物中相同的部分提取出来固定为样本，供使用者一遍遍复制使用为追求。这样的结果是将个案无论多么丰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都简化成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这种一遍遍按程式重复使用，就是同样事情同样对待的部分实现。当人们在同样的情形下，被要求使用同一种格式的法律文书，或者接到按同一种程式制作的法律文书，感受到的是法律最基本的秩序与无差别对待，从而在进一步对实质正义的期待中产生对法律的遵从。

法律文书格式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司法过程记录的严格要求上。以法院刑事判决书为例，首部除依次写明制作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基本情况而外，还必须记明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审判经过等内容。

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除了司法统一的理由外，更深层的缘由则是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这部分格式要求记载的每个项目，其实都是以诉讼参加人的诉权为基础设计的，要能从中考察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审理期限是否超期，审判组织是否是按照法定要求设立的，审理是否贯彻了公开原则，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其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等情况，最终目的要在审判的各环节保证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实现形式正义。

对漠视格式传统的反思

中华法系的伦理法特点，决定了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的立场。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法系的伦理特点是其区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且唯一的特点。而宗法伦理最重要的精神是建立和维护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贵贱之间的尊卑之分，有亲属之间的长幼亲疏之别，以及建立在这样的等级划分基础上的尊其尊者，亲其亲者的“尊尊”、“亲亲”伦理道德要求与法律指导原则。不同的等级所享受的权利与承受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法律明确宣称: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下，差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成为传统法律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习惯于首先弄清楚行为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关注于行为本身。这与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精神正好相反。

传统司法按照伦常观念来衡量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水平的高低，认为上乘境界应当是根据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做出个别的处理。“旧中国的民事审判却要求细致入微地考虑每个案件个别的情况，理解并同情普通人认为是自然的、不勉强的状态，努力作出有助于在当事者之间维持或恢复形成良好关系的判断。换言之，这样的审判意味着力图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都总是一次性地分别实现对于具体的当事者和个别的案情来说最为妥当的解决。不折不扣地一律适用既存的法规在这里并不被认为是有什么特别价值的作法。”［9］程序性法律与实体法律比较起来更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适用过程中不能根据具体案情具体、灵活、个别处理的特点更加突出。并因此成为传统司法所轻视的对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统司法对程序的概念是淡漠的。在司法过程中，即便有一些程序性环节，也主要是指导审判官员应当如何组织及进行审理而设定的，基本上不认为当事人具有程序上的权利。因此，清朝法律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没有关于程序的专门法律规定，只在《大清律例•刑律》“诉讼”部分涉及一些程序性规定。从司法层面来看，当事人进入诉讼之前及进入诉讼以后，都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按审判官的指挥努力争取实体权利，对于程序问题几乎没有提出自己主张的可能。

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相对忽视程序正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法律文书格式的漠视。司法实践中，漠视格式及程序的情形在法律文献记载中随处可见。清末江苏省句容县县令许文濬，将其在任期间所办案件的文书收集起来，起名为《塔景亭案牍》。在那些更多用于解决程序问题的批词中，法官依职权主义确定案件是否被受理的情形让人印象深刻，几乎没有当事人主张程序权利的余地。在以解决实体问题为主的判词中，更没有关于程序的内容。

事实上，古代法律文书在清末以前有并非没有格式要求，但这种要求只体现在诉状上，而且作出格式要求的是各省地方衙门，清末法制变革以后，受西方法制的影响，独立的审判机构已经陆续设立，必须有与之配套以保证其正常运转的程序法律制度，法部才陆续制定出了全国性法律来规范法律文书。自此以后的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使用何种文书，每种文书应当按什么样的格式规范来制作才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格式的文书，将被视为无效。

轻视程序法的言论，甚至在清末主持法律变革的法部一份关于诉讼法制定的奏折中还在毫不顾忌地发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初二日法部请各省议覆诉讼法草案，除山东省迟迟未提交议覆意见外，各省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法部将这些意见汇集后，在奏折中说:“……且法律者，主法也，民刑诉讼者，辅法也，辅法于主法，必附丽而行，然后有所依据。若主法未定指归，辅法终虞枘凿。”［10］该奏折是主持法制变革的法部为制定诉讼法而上奏的，其中的意见显然还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表明清末君臣上下对于民刑诉讼法为“辅法”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对待诉讼法的态度尚且如此，其他社会民众的态度由此可以想见了。

进入民国后，在司法层面上，“首重法律”的要求不仅体现为对实体问题的解决要严格依照法律来进行，而且也体现在对程序问题的重视及依法解决。涉及诉讼费等程序事项的裁断，都征引明确的法律及其具体条文。尤其是在判决文书中，还能见到当事人运用程序规定主张诉权的情形。如《最新司法判词》中收录的上海第一初级审判厅判决张嘉林、周裕昌呈诉万兴肉庄周姓、顾姓欠租并申请缺席判决一案的判决书［11］，记录了被告屡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因而申请缺席判决并获法庭支持而胜诉的案例。反映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法从无到有，从被轻视到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尽管文书的格式化自近代以来在立法及司法层面有了很大发展，但受传统影响，司法人员在意识层面漠视法律文书及格式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只要把案子办好就成了，裁判文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共同心理。其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重实质正义，轻形式正义的法律传统。这样的传统使重实体法、轻程序法，重结果、轻过程等局面未能彻底改变。

法律文书范文第2篇

纵观整个司法实践过程，法律文书的识别和制作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再到人民法院、仲裁机关、公证机关，包括律师事务所在内，在进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所谓法律文书，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司法公证、仲裁机关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和特殊诉讼案件时使用或制作的，以及案件当事人、律师自书或代书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总称。法律文书课程是法学本科教育在高年级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当学生系统地学习法理学、宪法学和各个部门法学后，开设法律文书写作课程尤为重要。法律文书作为司法实践的载体，其制作质量的好坏，直接反映一个法律工作者综合素质的高低。因此，以培养高素质高质量法学人才为目标，高校应重视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与改革，促使学生真正掌握文书写作技巧，适应未来的法律工作。另外，法律文书写作也是国家司法考试大纲要求的考试内容之一。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并在教学中予以高度重视。

二、法律文书教学的现实困境

从目前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来看，教学理念落后，教材范文滞后，课程安排不合理等问题导致文书写作教学与司法实践脱节，教学目的难以实现。

（一）教学模式落后、实用性差当前，几乎所有高校法学专业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模式都以理论灌输为主导，辅以课堂练习，形式封闭落后。课堂上，教师依照教材内容提供简单的案情材料，让学生听、记、写、改，完成教学。考试通常采用开卷形式，学生只管照搬模板誊抄。此教学模式导致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方面，导致学生对模板依赖性极强，文书写作上存在逻辑性差、语言表达不佳的问题；另一方面，理论灌输加模板写作的教学模式实用性不强。司法实践中不同案件在逻辑说理上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以民事状为例，离婚纠纷的诉讼重点跟借贷纠纷、合同纠纷、侵权纠纷的诉讼重点存在很大差异。只考虑模板、格式和相关法律条文的教学模式实用性差，不便于结合实际案例，无法满足司法诉讼的基本要求。

（二）教材范文具有滞后性目前，市面上几乎每一种法律文书教材都存在案例陈旧、范文滞后等问题。以我校采用的2013年7月版的《法律文书写作》教材为例，教材中选用的范文过于陈旧和滞后。比如，采用1979年的‘8.24’枪支被盗案的立案报告；采用1999年的不决定书；采用2001年的马向东案刑事裁定书。客观地说，十多年前的案子虽然具有代表性，但从司法进程而言，不管从法条上的调整、法律观念上的进步还是语言文字的运用来说，这些范文都过于滞后，根本不能代表现有法律文书的水平。学生习惯于模仿范文语言，造成他们制作的文书并不能与现有的司法实践活动相适应。另外，除案例范文滞后外，教材内容也存在实用性差问题。以状为例，通用教材一般关于状只涉及概念、内容、格式和范文，对写作思路和逻辑说理过程并无提及。可见，空讲理论的教材无法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的训练更无从谈起。

（三）课程安排不合理、教学内容过多现有的法律文书课程普遍存在课时安排过少、学习内容过多的问题。以本校为例，本课程一般教学时间为17周，每周2个课时，共34个课时。我校采用的教材分为9章，按法律文书制作主体划分，系统介绍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证机关法律文书和律师实务文书，涵盖司法实践中的主要法律文书类型，大致有60多种。粗略计算，为完成既定的教学内容，意味着每节课至少要讲2种以上文书。因此，要学生熟练掌握写作技巧，显然不可能。事实上，教师往往只能挑选重要的几个或几章内容进行讲解。这样一来，学生训练的机会少，掌握的内容也少，付诸实践时必然有所欠缺。

三、法律文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更新教学理念传统的法律文书教学理念以教师为中心，重“教”轻“学”。以“理论灌输+模板代入”为主导，把学生放在被动和从属地位，致使学生写作时更偏爱照搬模板，而不对案例进行法理分析和逻辑说理，不利于学生发展和成长。因此，要教好法律文书这门课程，必须转变教学理念。笔者认为，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理念，应抛弃“以教师为中心”的观念，提倡以学生为本，改变学生的被动地位，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培养学生法律思辩能力、法律写作能力和法律运用能力为中心，走“自主+互动+实践”为主导路线，让学生真正参与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实现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目的。

（二）转变教学模式单一的“填鸭式”教育并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死记硬背、模板誊抄也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对法律文书制作的要求。法律文书教学应尝试一种新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和训练的热情，让学生主动思考写作思路并进行实例训练。因此，本课程的教学模式应由“理论灌输”转为“实践教学”，教学重点应从“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教学方法应由“单向信息传递”转为“综合互动”。首先，为满足司法实践对法律文书写作的要求，必须抛弃传统“理论+模板”的教学模式，走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其次，法律文书课程不仅要让学生记住法律文书是什么、为什么，还要让他们懂得怎么想、怎么做、怎么写。教学重点不是如何把案例内容填进模板，而是让学生学会法律思维与逻辑辩证。最后，单向信息传递的教学方法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应在教学中尽可能与学生进行互动，采用案例讨论、职业角色训练、模拟法庭等方式调动学生积极性。

（三）提倡原始材料教学法重视实践性教学的作用，让法律文书课程不再枯燥和乏味。可以采用原始材料教学法，让文书写作与司法实务紧密结合。教师应提前收集近期的真实案件材料，进行整理和筛选，择取符合当前讲解内容的有关材料（可以混入部分无关材料），将其发放给学生，让他们自己进行研究和提取有用信息。学生掌握的是零碎的资料，只有通过自己的认真研究和思考，才能提取有效信息，然后通过逻辑分析确定思路，最后按照法律文书的制作要求完成写作任务。这样一方面解决教材案例陈旧问题；另一方面，降低学生对模板的依赖性。

法律文书范文第3篇

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的法制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律师事务文书是指律师在从事业务活动中制作的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书的总称。

二、律师事务文书的作用

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者，它的基本任务是为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并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宗旨，而进行法律服务工作。但在各项具体法律服务工作中，都必须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或为当事人代书，或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文书；凭借律师使用的法律文书，参与各项法律服务工作，以实现维护法律实施、维护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律师参与的法律服务工作，或涉及诉讼活动，或涉及非诉讼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此，对律师使用的文书也都有较严格的要求。目前部分的律师文书已由我国司法机关制订了统一的格式，另有部分律师文书，虽尚无有关领导机关制定的统一格式，但也有约定俗成的书写规格。所有律师文书都需要制作具有规范作用的文书范例。

律师的根本职责在于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给有关当事人以法律上的帮助。因此，律师文书自然也是为了实现律师的这一根本职责而制作的。举凡涉及诉讼的律师文书，不论是为当事人代书的文书，也不论是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文书，都对推动诉讼活动的进展和诉讼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律师代书的状、答辩状就是具有这种作用的律师文书。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法律建议书或法律意见书，对于解决委托单位或顾问单位面临的法律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涉及非诉讼的律师文书，同样具有帮助执法机关和有关当事人解决法律纠纷和处理法律事务的重要作用。如为当事人代书的各种非诉讼申请书，有助于各种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解决(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注册申请书、商标注册申请书等)，律师参加仲裁活动拟写的纠纷调解书，对于解决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量。

律师事务文书是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手段和真实记录，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对于更好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宣传法制、保证法律正确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律师事务文书的特点

律师事务文书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文书的规范性、约束性、时限性、程式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制作主体的性、主旨鲜明性、内容广泛性等特点。正确把握律师事务文书的特点，对于制作法律文书有着指导意义。

(一)制作主体的性

律师文书虽然是律师实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文书，但是严格说来，文书本身的主体却不完全是以律师为主体的。换句话说，律师在从事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律文书，大部分是以有关当事人为主体的。而律师主要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以及当事人的意愿，为有关当事人拟定一定的法律文书。律师的任务是代书。其性质属于律师给予当事人的法律帮助和服务。所以说律师文书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包括国家机关、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当然，律师文书中也有一部分是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名义制作的文书，直接表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主张和意见。应当说明的是，律师的代书工作，也并非简单的。文书中反映当事人的意思，也并非当事人要怎么写，律师就怎么写。如果律师只是当事人的简单的传声筒，就起不到给予当事人以法律帮助的作用了。律师为当事人代书有关的法律文书，同样应该体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障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目的。

(二)主旨鲜明性

主旨是文书的主要意旨。包括制作文书的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思想。这对于一篇律师文书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种律师文书都有十分明确的制作目的，同时更必须具有鲜明突出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具备鲜明突出的中心思想，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如律师经常为当事人代书的民事状，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向人民法院提讼，以指控被告人的某种违法行为，或要求与被告人脱离某种法律关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文书的中心内容就必须以确凿的基本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说明自己的主张和理由。在诉讼中集中体现在诉讼请求上，再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也必须是就当事人的某种预期所提出的明确法律意见，或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处理某一事件，或帮助其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力求为当事人避免某种损失。至于律师为当事人代书的各种涉及或不涉及诉讼的申请书，通常都是一事一书，更必须做到目的明确、内容单一、中心突出、主题鲜明。所以说主旨的鲜明性是律师文书在写作内容方面的第一要求。

(三)制作内容的广泛性

法律文书范文第4篇

一、法律文书的概念

法律文书是指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及公民、法人等在解决法律问题的过程中，为实现法律规定的权利或义务而依法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字材料。

法律文书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公证、仲裁等方面的法规以及最高司法机关的有关司法解释制作，违背这些法律和法规所制作的文书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二、法律文书的特征

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书的结构形式比较固定且程式化。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都公布有诉讼文书格式，必须按照规定的格式制作。

内容的客观性──法律文书的主体内容必须是经过调查证实的事实，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更不能虚构和歪曲，一定要具有客观性。

法律的约束性──法律文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它的制作必须用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必须准确地体现法律法规精神，不允许有丝毫违背法律法规的现象存在。如制作刑事案件文书时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不能把思想道德方面的缺点或不构成犯罪的事实写进去。

三、法律文书的分类

法律文书的分类，目前尚没有统一的规定。从不同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分类。从整体看，法律文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执法文书，即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为实现其工作职能而制作的法律文书；另一类是用法文书，即公、检、法、司以外的国家机关、法定的组织和公民等，在运用法律手段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中所制作的法律文书。按制作主体分类，可以分为检察院法律文书、法院法律文书、公安机关法律文书、监狱管理机关法律文书、公证机关公证文书、仲裁机关仲裁文书、当事人文书、律师诉讼文书等。按诉讼性质分类，可以分为刑事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文书、行政诉讼文书、公证文书、仲裁文书等；按文书用途分类，可以分为侦查文书、预审文书、检察文书、文书、裁判文书、执行文书、报告文书、决定性文书、公告文书等。

四、法律文书的写作

法律文书的写作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要依事实为依据。法律文书的写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绝对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弄虚作假。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案件事实，必须是经过查证客观存在的事实，提出的观点或主张都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法律文书的制作者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决不能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制作者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辨别真伪，抓住本质，根据法律给予合乎事实的处理。

（二）要依法律为准绳。法律文书必须依法制作，坚持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一是制作主体要符合法律规定。每一份法律文书都要有制作主体，或是司法机关，或是法人和公民，这个制作主体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如意见书只能由公安机关制作，刑事上诉状只能由当事人或其法定人制作等。二是选择的文种要符合法律规定。不同的司法机关制作法律文书用不同的文种。如法院处理行政纠纷案件就不能使用调解书；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只能使用意见书而不能使用书。三是制作程序要符合法律规定。制作法律文书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如询问笔录的制作必须按程序进行，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否则就不具有证据效力。四是制作的内容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民事判决书应具备的内容是：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法律；判决结果和诉讼费负担；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五是制作时间要符合法律规定。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第二日起计算。”这就对上诉书和抗诉书的制作时间作出了规定，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主旨要集中、鲜明。法律文书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必须集中鲜明。所谓集中是指一篇法律文书只能有一个主旨，也就是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有一个基本观点，而且这个基本观点在全篇起统帅作用，贯穿始终，所选取的材料都要能说明这个基本观点。所谓鲜明就是态度明确。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维护什么反对什么，毫不含糊。

（四）材料要真实、准确。法律文书的材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材料；二是用于论证的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款的材料；三是制作文书的主体、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情况。这些都必须真实、准确，它是对案情事实材料的第一要求。

（五）结构要严谨、规范。法律文书的结构必须符合文种规范格式的要求。一般的法律文书在结构上分首部、主体（正文）和尾部三个部分。首部的内容包括制作机关（单位）、文种名称、编号，当事人基本情况，案由、案件来源、审理经过等。主体（正文）部分的内容包括案件的事实情况、证据情况，处理（请求）意见。尾部的内容包括交待有关事项，签署、日期、印章，附注事项。

法律文书正文的结构形式有三段式、递进式、并列式、纵横结合式等。“三段式”结构包括事实、理由和处理结论三段。“递进式”结构是以纵向递进的方式展开层次的。“并列式”结构是以横向的方式逐渐展开的（或按事物的组成部分并列，或按事物的空间变换并列，或按事物的性质并列）。纵横结合式，常见的是以纵带横。

（六）表达要清楚、有力。法律文书常用的表达方式有叙述、说明和议论三种。

叙述。是法律文书最常用的方法。刑事案件的文书，要如实地叙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写清犯罪的时间、地点、情节、手段、因果关系等。民事案件的文书，要把当事人双方形成争议的起因、经过、争执焦点及后果等叙述清楚。行政诉讼案件文书的叙述，类似于民事案件的叙述，但行政机关始终是被告，要围绕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正确来叙述案件的事实。

说明。是解说事物特质、阐述事理状态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客观事物或情况进行介绍、解释，使人们了解事物的性质、特征以及内在的规律性。“说明”不像“叙述”那样只给人以知觉表象，而重在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法律文书中对人自然状况的介绍、对被告犯罪事实的概括和侦破审判工作的总结等都是采用说明方式表达的。法律文书的说明，对认定事实、分析案情有着画龙点精的作用，所以语言一定要简练、准确。

议论。是通过分析、评论客观事物的是非来阐述事理、阐明思想观点的表达方式。它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说明、反驳等思维手段，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揭示其内在联系及本质规律。法律文书中的书系列、判决书系列，在概括事实、情节的基础上，简述对事实、情节的结论性意见，根据有关法律认定罪名或民事责任，根据有关法律阐述理由，得出结论，都要使用议论这一表达方式。议论的语言应该言简意赅，用准确、凝炼的语言，把道理论述得透彻、中肯、精辟，从而达到令人信服的目的。

法律文书，要表达得清楚，主要靠叙述和说明；要表达得有力，主要靠议论。所以，叙述、说明和议论是每一份法律文书都不可缺少的表达方法。

法律文书范文第5篇

关键词：法律文书 写作 特点 探析

法律文书是国家司法机关、公正和仲裁机构以及诉讼当事人及其人等，在进行诉讼和非诉讼活动中依法制作和使用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它是忠实记载、如实反映有关法律活动的专用文书，是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和基础写作理论等综合运用的文字形式。从法学角度分析，法律文书是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是运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或诉讼事务的文字表现形式。而从写作学的角度判断，法律文书又属于应用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写作，它的制作要遵循写作的基本理论，运用写作的基本技巧。从这个意义讲，要写好法律文书，必须具备丰富、扎实的法学理论、法律知识和语言学、逻辑学、基础写作等理论，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具有一定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同时还要积极探索法律文书的写作规律，不断强化法律文书的写作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制作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法律文书，才能充分发挥法律文书的作用。而要做到这些，充分认识并切实掌握法律文书的特点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制作的合法性

法律文书是依据法定的诉讼活动而产生的文书，它具有特定的法律效力和意义，因而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按照不同的文种、要求和时限来制作。在诉讼活动的每一环节应该制作何种文书、在什么时限内制作文书等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不是随心所欲、任意为之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这就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的时间，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答复批捕文书的时限，即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或《不批准逮捕决定书》的时限。《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这不仅明确规定了意见书制作的基本前提，而且明确了送达的机关以及附送的材料。

制作的合法性还体现在，法律文书要履行一定的法律手续。《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讯问笔录应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这样的讯问笔录才具有法律意义，才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形式的规范性

法律文书制作形式的规范性，是由法律文书在诉讼活动及非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其本身具有执法性质以及它属于特殊实用文体所决定的。它要求法律观点明确、规格有矩、条理清晰、事理分明、事项齐备、文字精当，具体应用时，使人们准确无误地理解它的主旨，便于执行。因此，它的结构、内容要素、语言等都具有鲜明的格式化特点，具体表现为：

1.结构固定。法律文书的结构一般由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组成。首部内容依次为制作文书的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身份事项等；正文一般要写明犯罪事实或争议、纠纷的事实、适用法律解决问题的理由以及结论三项内容；而尾部则须交待清楚文书送达的机关名称、落款、附注等项内容。

2.事项固定。法律文书不同文种的事项有不同的规定和要求，并固定不变。人民法院的诉讼文书对案由、案件来源、审理经过等都有规定的要求，而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则更明确了被告人的身份事项及排列顺序：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出生地，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犯罪经历以及因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情况等。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对审判程序的简缩语也是固定的，一审用“初”字，二审用“终”字，复核审用“核”字，提起再审用“监”字，一审程序再审用“再初”字，二审程序再审用“再终”字，变更执行内容的减刑、假释案件用“执”字。

3.称谓固定。法律文书中当事人的称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表述，不得混淆。如一审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称谓为“原告”、“被告”，一审刑事自诉案件称谓为“自诉人”、“被告人”，而一审刑事公诉案件当事人称谓则是“被告人”、“被害人”等。

4.用语固定。为了确保法律文书更好地为司法实践服务，保障法律文书的质量，法律文书中的许多用语基本固定。如裁判文书的案由、案件来源、法庭组成、审判方式、当事人到庭情况等，格式中都规范了固定用语。一审民事判决书事实部分层次用语也固定为“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第三人述称”、“经审理查明”。而在公安机关的刑事法律文书样式中，对提请批准逮捕书、意见书等文字叙述类文书的理由部分都规定了固定用语。如提请批准逮捕书的理由部分规定为：“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根据犯罪构成简要说明罪状），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之规定，涉嫌_罪，有逮捕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特提请批准逮捕。”

三、执行的强制性

归根结底，法律文书是为具体实施法律而制作、为司法实践服务的，文字是表现形式，而法律才是它的核心。同法律规范本身一样，法律文书也是以法律的强制性为其基本保障的，因此，就文书的效力而言，法律文书具有鲜明的强制性特点。这种强制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文书一经依法制作并发生法律效力之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执行，不得违抗，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逮捕证》是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时使用的法律凭证，不仅具有证明执行逮捕的侦查人员身份和执行逮捕活动的合法性，而且具有严厉的法律强制性。持《逮捕证》执行逮捕的侦查人员对抗拒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必要时可以使用械具（包括武器）。对阻挠执行逮捕的其他人员也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凭《逮捕证》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住所及其他相关场所进行搜查。二是法律文书一旦制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改变。若认为法律文书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必须严格依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经有关司法机关复核审定才能依法变更，其他任何部门、个人都无权改变。如若出现误写、误算和其他笔误现象，相关部门对其改正也有明确规定，不得随意涂改。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试行规则》第七条规定：“凡裁判文书中出现误写、误算，诉讼费用漏写、误算和其他笔误的，未送达的应重新履行签批手续后重新制作，已送达的应以裁定补正，禁止使用校对印章。”

四、制作的时效性

法律文书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律文书；模式；法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11-0018-03

“法律文书学”是法律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一门专业课程。“在西方国家的法学教育中，法律文书学是法律方法训练的重要内容，是法律从业者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1]。

一、实践性教学的确立

（一）“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概述

传统“法律文书”的教学采用灌输式的“讲―

学―背―考”教学方式，不但教学效果欠佳，还使学生误解该课程仅是一门可有可无的写作训练课。因此，我们要对包括“法律文书课程”在内的众多课程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方式改革，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确立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方式。

任何学科的教学均要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毋庸置疑，实践性教学对文书制作意义重大。为了实际锻炼学生的能力，“一些法律院系先后有针对性地借鉴了美国正在推行的‘实践性法律教育’的模式，力图把‘经院式’的法学教育转变为理论和实际融为一体的培养高素质的法律人才的教育模式”[2]。“法律文书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全面掌握法律技能的专业人才。文书训练还具有“试金石”的作用，既能够全面检验教师的实际教学水平，又能够了解学生对所学文书的掌握程度，实

践性教学自然成为当下各个法律课程改革的目标。

（二）实践性教学的弊端

实践性方式固然有利于教学，但是一味强调它则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

1.文书格式化现象严重。格式化是法律文书课程的主要特征，为了促使学生更快地掌握制作要领，教师往往只要求学生能够依照格式、模仿范文制作出法律文书即可。这种“工匠式”的制作，造成文书事实阐述不清、理由逻辑混乱的情况。

2.法律文书“不讲理”。说理是法律文书的灵魂，“文书的说理就是要把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所适用的法律有机地结合起来”[3]。遗憾的是，对格式化的偏重造成“法律文书不讲理”的结果。文书法理论证薄弱，表明制作者思路不清，逻辑不明，如此制作出的法律文书只是增加了当事人对法律文书结果的质疑。“由于法理分析的苍白无力，使当事人觉得胜得茫然，输得糊涂。削弱了裁判的说服力和公信力”[4]。

3.与司法制度改革脱节。法律文书对司法制度的改革具有反映和推动作用。“由于当前法院裁判文书不能全面反映司法活动，说理不充分、透明度不高，不能充分表达司法公正”[5]。法律文书的制作不能脱离司法改革大势，应该顺应司法体制的变动，向社会和公众传达、反映司法制度及改革的内容。

二、重建理论性教学

（一）理论性教学的内涵

理论性教学不是传统“大满贯”式理论教学的重复，它是对应实践性教学方式提出的。过于强调技能而忽视基本法律素养培养，是一种误导学生的功利性实践教学。法律不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还有不同于一般学科的、影响社会精神层面的指导性。“法律规则的背后，是法律的精神，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社会体现的总结和共识”[6]。所以，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是法律工作者所必备的。法学教育必须既重视培训学生的实践，也重视培养其基本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能力。

实践性教学一旦掌握不好，徒使学生仅仅以模仿制作法律文书为目标，而丧失了以法律文书为载体，应用其所学法律理论知识的价值。“虽然可以快速提升文书写作的‘形似’水平，但总是让学生置身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法律文书的质量与法律实务工作的实际需求之间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达不到形神合一、事实和法律真正契合的境界”[7]。法律文书教学要从过于强调文书格式化练习的过程，转变为以法学理论知识为基础，通过精雕细琢式的文书制作，既提高文书的质量、强化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也完善教学内容。

（二）理论性教学重建的意义

1.外在因素的推动――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的需

要。“三尺法台决百讼，一纸判决安万民”正是法律文书与司法公正关系的体现。“法律文书既是实现法律目的的工具，也是体现法律水平和实现司法公正的载体”[8]。程序和实体的公正性正是通过高质量的法律文书表达出来的。此外，司法改革的进程总是会体现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中。例如，控辩平衡原则的确立使得裁判文书中必须通过控辩审三方事实的叙述进行表现。

2.内在因素的催生――“法律文书课程”教学的需要。“司法文书课既不是纯粹的写作课，也不是单纯的法律课，而是以特殊的文书形式表达法律、运用法律、宣传法律、实现法律的专门手段。因此，要制作一份符合法律要求的司法文书，既要有娴熟驾驭文字的书面表达能力，更要求有扎实深厚的法律素养”[9]。首先，事实是法律文书的骨干，对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则涉及诉讼法学和证据理论的知识。其次，理由是法律文书的灵魂。对于存疑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剖析，需要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实践中常出现法条冲突、竞合等现象，适用法律时对此若无法理分析，使人无从知道判断的理由，纵然结果公正也难以服人，此时，须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法律适用学方法解释理由”[10]。可见，注重法律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逻辑能力的培养，是制作合格法律文书的必要前提。

三、构建实践与理论并重的法律文书教学模式

法律文书不但是一门传授文书制作技巧的法学课程，还承载了法学教育培养具有法律精神、掌握法律知识和技能的综合性人才的期冀。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实用性兼备的法学专业课程，它甚至比一般的学科更具难度和技巧，教师要兼具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及充沛的写作学、语言学功底和技巧。由此决定法律文书教学必须确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方式。

第一，继续采用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教学。面对复杂的案件事实和真伪难辨的证据，适用事理、法理进行严谨分析和论证，最后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给出结论性意见，这是制作文书的必要程序。它是对制作者语言表述能力、法言法语运用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法学理论修养能力等等综合能力的考验。长期的刻苦训练和实践是达到此要求的唯一途径，所以，“法律文书”教学必须继续使用实践性教学方式。

第二，引入理论研究性教学。首先，任何学科的学习，都需要不断深入探索理论知识，“法律文书学”也不例外。其次，法律文书的功能需要以理论研究作为基础。它不但记载、反映乃至于推动多种法律活动的开展，还是法律工作者总结经验、传递法律精神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成为培养学生必要理论素养的当然选择。最后，“法律文书”教学本身也需要确立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

法律文书通过文字表述确定纠纷性质、当事人责任，选择适用不同的部门法，均是建立在文书制作者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功底基础之上。“法律实践中越来越凸显出理论功底的重要性，无论是法官洋洋万言论证缜密的判决书，还是律师对当事人权益的据理力争，都要求他们利用法学的原理、思维方式进行论证，这无疑对他们的法学理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仅掌握一些法律的操作程序，了解一些法律的规定，而没有通过法律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及进行价值衡量和利益权衡的高超艺术，要想胜任自己的工作是不可能的”[11]。所以，理论研究性教学对法律文书课程之内的各种法学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双重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以传统的法律文书教学为基础

塑造双重教学方式不是对原有的传统教学的全盘否定，目前，仍然要维持“法律文书”传统的“教―学―看―练―改”的教学方式。第一，“教和学”是教师讲授文书格式内容、学生牢记基本的文书制作要素的过程。第二，格式学习完毕，教师会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书范本进行分析点评，作为学生进一步掌握教学内容的辅助资料。第三，选择适当案例及相关资料，由学生练习文书制作。第四，师生共同评阅该法律文书，结合现有问题，强调文书的重点和需要注意的要点。这种教学方式看似枯燥，却能有效地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的教学内容。并且，它便于教师掌握和开展教学内容，因此，它不能轻易被否定。

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可做一些适当改进。第一，案例选择。由学生自行选取适宜案例，或者教师将热点、真实案例作为练习素材，这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还能将学生制作的文书与真实文书予以对照学习，帮助他们总结制作经验、提高制作技巧。第二，课前即在资料查找、已学知识重温等方面给予学生提示，帮助其形成个人的思路和制作框架。学生在充分准备后制作出的法律文书，能够客观反映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教师可依据不同情况适当调整教学进度和方式。

（二）探索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的“法律文书”教学方式

单纯强调实践或者理论教学都是片面的教学方式，切忌为改革而改革，这反而无益于教学效果的提高。“近年来，随着对实践教学的重视，对教学改革的强调，各个法律院系为了迎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也挖空心思增设所谓的教学实践环节课程，如诊所教育、社区法律咨询、教学实习、法律社会调查、法律宣传等。实际上，有相当部分的教学实践环节要么是没有能力开设，只能流于形式；要么花费大量资金和学生的大量时间，没有什么明显效果”[12]。“法律文书”教学方式的改革，必须紧扣“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它是兼具法学和写作学特征的课程，其教学方式必须既有写作技巧练习又具法学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

1.情境教学。情境教学，就是由教师选取适合教学内容的案例或者虚拟出合适的案件，将学生带入到人为营造的环境中，针对案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

具体设计则采取小组制，以“感知―理解―深化”的路线进行课程教学。教师设定情境后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扮演不同的情境角色并且制作各自的法律文书。例如，在刑事案件发生后，随着案情展开出现了犯罪嫌疑人、报案人、侦查人员、证人、知情群众、公诉人、法官等等角色，学生依据所扮演的角色为“自己”制作法律文书。最终，学生制作的法律文书汇合后，能将案件全貌清楚呈现，表示学生基本掌握了课程内容。

正是通过学生亲自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用文书代替口语对课堂案例陈述、反驳、讯问、辩论、判决，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实务操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同时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的其他专业知识的理解。强烈的亲历性感受，加强了学生对法律文书格式和内容的学习能力，教学效果自然得到了提高。

2.辩论教学。辩论教学法是针对法律文书课程中面对的法律专业理论知识，尤其是有争议的法学知识点、重点难点问题，设定的课堂辩论环节，为制作高质量的法律文书做铺垫。由正反各方观点的交火和碰撞，客观全面地将争议问题彻底剖析，无疑锻炼、强化了学生的理论研究水平。

“法律文书”是一门通过文字表述、综合性地呈现学生对所学法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的课程。制作文书过程中可能面临许多争议问题阻碍文书的顺利完成，诸如：违法与犯罪的认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违约还是侵权的争议等等内容。单纯考虑文书格式和制作数量，而不对有争议的理论点予以解决，肯定不能制作出合格的文书。通过辩论相关的理论争议点，有助于学生对该理论知识的理解，这正是理论研究性教学方式期望达到的教学效果。

教学设计如下：首先，确定议题。教师根据所授课程的具体内容进行选择议题，并且在上课之前的几天时间发给学生。选择的议题一般都是“法律文书课程”中面临的重点、难点或者具有争议性质的理论点；例如，制作不决定书，就会对课堂案例是否能够进行辩论。其次，分组并予以任务分工。议题确定后，划分辩论小组，并且在小组内部指导学生开展任务分工。例如，与不的条件、区别等等资料的查找、议题分析、咨询和论证等等。再次，小组讨论和代表发言。小组成员将个人分工所做的工作进行汇报和总结，集体研究出辩论论点和辩论提纲。可能遭遇到的诘问和关键点，提前做好应对策略。最后，学生辩论并由教师点评，最终制作本次课程的法律文书。准备工作就绪，在课堂上规定时间充分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围绕法律规则、立法精神、法律文书制作目的等等方面对议题进行辩论。辩论完毕，教师依据学生的辩论情况予以点评，对于未辩清楚的理论要点再次讲授或者提醒注意，加深学生对该问题的理解记忆。

总之，对于学生而言，在深入研究法学理论相关内容的前提下，通过独立思考和激辩之后制作出的法律文书更具说服性。辩论式法律文书教学不但达到鼓励学生探索理论知识的目的，而且给学生以施展个人能力的机会。其既增加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重点、难点问题的教学。

参考文献：

[1][8]罗庆东，谭淼.法律文书：期待由学科到科学的转变 [J].人民检察，2007，（6）.

[2]王晨光，陈建民.实践性法律教学与法学教育改革[J]. 法学，2001，（7）.

[3]雷鑫，黄文德.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 析[J].法律适用，2009，（12）.

[4]高洪宾，黄旭能.裁判文书改革与司法公正[J].政治与 法律，2002，（3）.

[5]黄胜春，陈祥军.从司法公正看我国裁判文书的改革[C] //诉讼法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4.

[6][11]孙永军.法学本科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辨析[J]. 教育评论，2009，（4）.

[7]王春丽.法律文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J].教育评论， 2015，（2）.

[9]郑小玲，喻靖文.《司法文书》课程教学模式探讨[J].湖 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

法律文书范文第7篇

关键词：法律文书 用词特点 句法特点 要领

一、 法律文书的用词特点

法律文书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法令法规、协议书、合同、申请书等，文体严谨、准确，在遣词造句、行文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从用词上来看，有以下特点：

（一）古体词的运用

法律英语喜欢用古体词，也就是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词汇。古英语指的是一直使用到公元1100年的英语，而中世纪英语是指在公元1100年到1500年期间使用的英语。在这两个时期从拉丁语、法语和希腊语中借来的外来法律词语的70%仍沿用至今。古英语和中世纪英语词汇的使用使法律文本句子简练、严谨。

法律英语中最主要的古体词是那些由“here”，“there”和“where”等词加上一个或几个介词构成的复合副词。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古体词： hereto， hereby，thereby， thereto， wherewith， and thereof 等等。Here 就是指本文件（法律，合同，条约等），there指另外的文件，where 构成的副词是关系副词，连接状语从句。herein译为“本文件中”，thereunder 译为“按照那个文件的规定”， whereas 译为“鉴于”。

（二）法律专业术语的运用

法律英语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行话的使用，专业术语可以使表达更准确，更体现专业性。如： alibi （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tort （侵权行为），forgery （伪造罪），bail （保释）。这些术语具有法律语言的特点，因此不会在其他语域中出现。

（三）情态动词的运用

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上对下的命令语气，规定相关方“必须要做或可以做”的事或者“不得做”的事情。在法律文本中常用的动词有shall和may。

Shall 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的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重要词汇，与第三人称连用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等。

例如：The department of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shall be in charge of the unified administr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shall，in line with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be in charge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departments and trades.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应统一管理全国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分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此句中，“shall”表示“必须”的意思，可以简译成“应”。当shall 与 not 连用时，表示法律禁止某件事情的发生，具有防止、预防某行为发生的内涵。

May 在法律英语中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表示“给予许可”或者“给予某人做事的权利”，此含义多用于法律法规中。

例如：A civil juristic act may be in written， oral or other form.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二是表示“也许”或者“可能性”，这一含义多用于法律合同中。

二、 法律文书的格式特点

法律文书往往具有特殊格式，以表示其庄重、严肃的特点。

（一）主要的人或物要大写

例如：After shipment， the Seller shall draw a sight bill of exchange on the Buyer and deliver the documents through Seller bank to the Buyer against payment， i.e. D/P. The Buyer shall effect the payment immediately upon the first presentation of the bills of exchange.

货物发运后，卖方出具以买方为付款人的付款跟单汇票，按即期付款交单（D/P）式，通过卖方银行向买方转交单证，换取货物。

（二）法律英语多长句

法律英语的句法结构特点可以大体归纳为：多以条件句为主构成的长句表达结构，逻辑连接词and 和or在句中发挥重要的逻辑衔接作用，其他的修饰限定成分起到进一步明确具体细节内容的作用。

在英汉互译中，首先要理清楚法律英文的逻辑结构，找出主句、从句、状语等修饰成分，然后再加工、整理，精雕细琢，要在保证准确传递意思的基础上，在形式上注意译文表达通顺、流畅，以符合汉语的行文习惯。

例如：Disputes over the right of ownership of grasslands or the right to use them shall be settled by the parties concerned through negotiation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accommodation in the interest of unity.

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本着互谅互让、有利团结的精神协商解决。

（三）法律英语多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是英语法律文书中常见的一种句法现象，这与它要达到的功能是分不开的。被动语态具有主题确立意义、主题连贯意义和焦点突出意义等语篇功能，它可以在交际过程中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和解码，保证语言交际的通畅连贯和重点突出，从而保证交流顺利有效进行。并且它不带有个人主观性， 因而采用被动语态更能体现法律文书的客观性，也就更能强调它的相关无条件遵守性。而在汉语中，多使用主动语态，因而在英译汉的过程中，要适当地将被动语态译成主动语态，更能增强法律条文的强制性语气，且使上下文更连贯。

例如：Where an invention-creation for which a patent is applied for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r other vital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is required to be kept secret，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tre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escriptions of the State.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在法律英语中，常用被动语态形式的短语来代替从句，使句子结构更加紧凑、严谨。

例如：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contract， the following terms whenever used in this contract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在合同中使用的下列术语有以下含义。

短语whenever used 代替了whenever they are used， 这样句子更紧凑。

三、 结束语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律英语翻译首先要了解法律英语的用词、句法特点，掌握翻译技巧和大量的专业术语，理清原文的逻辑思路，多积累，多实践，才能不断提高翻译的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谢云子.浅谈法律英语的翻译[J].学习月刊，2008（8）：76.

[2] 李克兴，张新红.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

翻译出版公司，2010.

[3] 朱天文.法律文书的用词特点及其翻译[J].福州大学学报，

法律文书范文第8篇

关键词：法律文书 教学模式 案例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法律文书是指在司法程序中，司法、公证、仲裁机关处理各类诉讼案件时制作的，以及案件当事人、律师自书或代书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文书的总称。法律文书是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载体和重要工具，是每一个法律从业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基于此，法律文书写作课程也是各法学院必设课程之一。但我国目前的法律文书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仅从该课程的教学模式人手，分析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并结合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提出适合该课程的教学模式，以期能为我国法律文书课程的教学提出些许有益意见。

1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1.1重理论、轻实践

传统教学模式重理论而轻实践。诚然，法学理论的讲解对法律文书的教学十分重要。法律文书课程教学的最终目的并非是要求学生制作出一份符合文书格式的法律文书，而是以法律文书为工具，灵活运用法学专业知识，用抽象的法律条文解释具体的纠纷案件，使之呈现法律的内涵，并据此做出公平的裁判。以上教学目的的实现，有赖于教师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精确讲解。除了各部门法的理论知识之外，还包括法律文书课程的一些理论知识，例如：法律文书语言风格的把握、材料的选择、主旨的提炼、篇章结构的展开等。但是，法律文书的实践性决定了法律文书的教学只重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法律文书的教学即包括法律知识的讲授又包括写作技能的培养。而写作技能单凭教师的主动灌输是培养不出来的。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选取案件事实的材料，如何谋篇布局展开法理分析，如何用凝练、准确的语言行文成章，这些都需要学生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地训练、积累经验。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法学理论知识的讲解，却忽视了对法律文书教学至关重要的实践训练，只能培养出一批纸上谈兵的“法律人才”。

1.2教学方法呆板单一，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讲授加课堂板书。近几年普遍采用的多媒体教学也大多是将原有课堂板书的内容复制到多媒体课件当中，没有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功用。课堂当中偶尔出现的案例也多为教师已整理好的材料或制作完成的范文。呆板单一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之法律文书比较起某些实体法的内容来讲本身就略为枯燥，所以造成了法律文书教学教师讲授无激情，学生听课无兴趣的现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 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

以上问题的出现与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没有引起教师的足够重视有着直接的联系。笔者认为，要想找出法律文书课程独特的教学模式，必先明确法律文书区别于其他法律课程的独特之处。

2.1综合性

法律文书课程的综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法律文书课程几乎涵盖了所有部门法的知识。法律文书是法律运行的辅助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所有的法律从业人员都离不开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律师、公证人员等等。使用主体的多样性和适用案件的多样性决定了法律文书的写作会涉及到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各个部门法的专业知识。其次，法律文书课程的综合性还表现在其培养目标的双重性：即既要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处理能力又要兼顾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对法律文书写作而言，法律专业知识为主，写作能力为用，二者缺一不可。笔者在教学中发现，有些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牢固，案情分析准确，但却写不出一篇精彩的法律文书。原因就在于其写作能力较差，不会用法言法语组织文字，行文成章。实际上，一份优秀的法律文书是作者逻辑思维、专业知识和写作水平的综合体现。

2.2实践技能性

应当说，整个法学学科即是一门实践性学科，而其中法律文书学的实践性更为突出。法律文书是司法程序运行的载体，也是法律实施的主要工具和结果。制作法律文书是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重要工作之一。法律文书的实践性决定了法律文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实际写作技能，而不是掌握高深的理论知识，也决定了传统的教师讲授式的教学模式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3 法律文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法律文书课程的特点要求法律文书的教学模式必须以实践性教学为主，并且要实现教学方法的多样化。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文书教学模式的改革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3.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法学教育中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之一，它来自于美国哈弗法学院的兰岱尔院长。我国法律文书课程教学中也存在案例教学法，但大多过于简单，或是教师将已制作完成的法律文书范文提供给学生，讲解文书的结构、分析文书写作的注意要点；或是向学生提供已整理好的基本案情，由学生写作然后教师讲解。诸如此类的案例教学并没有发挥其优势。真正的案例教学法要打破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的模式，注重师生的双向交流，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笔者认为我国的案例教学法可做以下改进。

3.1.1课程的设计

法律文书种类繁多，而课时有限，所以在进行案例教学时应尽量选取应用较多的叙述类的法律文书进行，比如检察机关的书、法院的判决书、律师使用的状等。这些法律文书制作起来相对比较复杂，要叙写案件事实、选择列举证据，并要展开深入的法理分析，能够更有效地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

另外，教师可以利用一个典型案例，让学生按照案件的处理过程制作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例如教师给出一个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的案例，让学生制作意见书、书、公诉意见书、辩护词、一审判决书等（随课程的展开进行）。并引导学生找出相似法律文书的异同，思考出现这些异同的原因。例如：意见书是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制作的旨在提请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法律文书，而公诉意见书则是检察机关制作的在庭审中集中发表公诉意见的法律文书。二者仅一字之差，但因为制作主体和适用场合的不同，两份法律文书在制作时存在很大差别：意见书的格式更为规范而公诉意见书的格式较为松散，但公诉意见书的叙事、举证和法理分析都更为详细、深入。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有助于学生更加牢固地记忆法律文书的格式，并能够更加精确地把握法律文书格式背后所隐藏的价值判断。

3.1.2案例的选择

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选择的案例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案情描述类的案例。例如教师根据某一盗窃案编写的案情描述，包括作案的动机、时间、地点、过程、赃物的处理、立案的时间、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时间、证据等。要求学生根据该份材料制作一份意见书。这种类型的案例比较简单，教师已经将案情材料进行了整理加工，学生不再需要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进行删选，直接进行法律关系的分析并按照规范格式制作法律文书即可。也正是因此，该类案例距离现实案例差距较大，对学生能力的锻炼比较有限。笔者认为，在学习每一类法律文书的初期，教师可以选择这类案例，用以训练学生对法律文书规范格式的记忆和写作要点的掌握。

第二类是仅给出原始资料的案例。例如针对一个合同纠纷案件，教师仅给出双方签订的合同、双方的主体身份证明、合同履行中的账目往来、提货单据等。要求学生独立分析法律事实、确定法律关系、提炼主旨、撰写法律文书。这类案例比较接近于现实。在司法实践中，每一个法律职业从业人员在接到一个案件时，所收到的都不可能是已经整理好的材料，往往都是一些杂乱无章的资料。如何在这些毫无头绪的材料中发现法律事实，分析法律关系，提炼主旨，然后再根据主旨对材料进行删选，这才是我们在课堂中最应该对学生进行训练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学生熟悉了法律文书的格式和写作要点之后，教师应多选取第二类案例进行教学。另外，在案件内容上，教师应尽量选择合同纠纷、婚姻继承、人身财产侵害等案例。这类案例比较贴近生活，更形象生动，学生也更感兴趣。

3.1.3课程的展开

案例教学法最突出的优势就在于它注重师生的双向交流、注重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所以在运用该教学法时，教师应当将课堂上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教师仅起指导的作用。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将一班四十名同学划分为四个小组，每一组自由讨论分别制作一份法律文书。然后由每组的代表宣读，其他同学进行评析。教师指导学生可以从文书格式的规范性、语言的规范性、材料选择的合理性、法律分析的准确性以及事实叙写是否详略得当等方面进行评析，以平时成绩考核等方式鼓励学生积极发言。对四份法律文书评析结束后，由全班同学投票选出最优法律文书，并计入平时成绩。最后教师进行点评。教师引导全班同学分析案情，回顾法律文书制作的过程，对各组学生的优点予以肯定，并对每份法律文书的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意见。在法律文书学习的后期，教师还可以利用角色扮演法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由不同组的同学分别担任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制作不同种类的法律文书模拟法庭审判。以上课程的展开模式，让学生参与其中，掌握课程进程的主导权，更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2病文诊断法

所谓病文诊断法是指教师向学生提供一篇写作存在问题的法律文书，引导学生找出问题，并修改成一篇规范的法律文书的教学方法。在法律文书的教学中，教师经常会利用一些优秀的法律文书向学生讲解写作的要领。这固然能够让学生明确法律文书应当怎样写，却无法使学生认识到什么是错误的，实践中怎样避免错误的出现。病文诊断法就是让学生通过正反两面的对比，发现问题，认识错误，并在以后的写作中避免同类错误的出现。病文诊断法非常适合讲解格式的规范性、语言风格的把握及其准确性、内容的完整性、材料选择的合理性等问题。为了讲解材料选择详略得当的问题，笔者曾向学生提供了一篇病文。该文是公安机关制作的一份关于犯罪嫌疑人潜入饭店进行盗窃的意见书。在犯罪事实部分，作者详细叙写了犯罪的动机、犯罪的准备过程、实施盗窃的过程以及盗得的赃物和赃物的处理。但是对犯罪嫌疑人在盗窃过程中撞到店员刘某并将其杀死的犯罪情节却一笔带过。教师引导学生思考法律文书材料的选择应以主旨为中心，能有力说明、突出主旨的材料详写；与主旨无关的材料删除；与主旨虽然有一定联系，但不能有力说明它的材料略写。本篇法律文书的主旨就是论证犯罪嫌疑人构成盗窃罪（或抢劫罪），所以应当围绕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选择材料：犯罪的动机、准备活动、盗得的赃物和赃物的处理虽然和量刑有一定关系，但与犯罪构成关系不大，可以略写；犯罪的实施过程与犯罪构成直接相关，应当详写。特别是杀死店员刘某这一情节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是罪的转化还是数罪并罚的问题，更应该详写。通过以上分析，学生更加直观地认识了如何围绕主旨选择材料的问题，教学效果良好。

3.3增加司法实践环节

法律文书范文第9篇

在房屋登记实务中，对涉诉案件是否可以由权利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直接申请产权登记，各地做法不一。实务中对生效法律文书在房屋登记中的使用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取得房屋权利的，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申请人只要持法院法律文书就可以单方申请相应的登记业务[1]；另一种认为：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时，需要国土资源、房屋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的，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协助执行事项。对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除应具备生效法律文书外，还应提交协助执行通知书[2]。笔者认为，对持生效法律文书是否可以单方申请房屋登记应当具体分析。从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看，有确认物权归属的，也有认定物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还有责令债务人协助履行过户手续的，不同诉讼请求导致不同的判决结果，要结合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予以确认。

（一）对确认物权归属的诉讼，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房屋归属，无论受让方是否给付对方财物补偿，根据《物权法》第28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3]。其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已发生物权效力，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只是物权效力的补记载，应当凭生效法律文书直接受理单方申请办理登记。如登记机构不予登记，该物权变动登记机构无法掌握，可能造成登记机构后续的错误登记，进而损害相关当事人合法权益，此举显然与立法初衷不符。

（二）对认定合同效力的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应当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拒绝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应当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登记机构不宜代为作出判断。主要原因：房屋转让合同有效只是物权设立的原因，并不导致物权设立。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其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中收录了一个2010年案例：甲与乙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甲依约支付了全部价款，但乙以其妻子不同意为由拒绝办理过户手续，甲诉至法院要求认定合同有效，并责令乙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法院审理认为，甲基于对房屋权属证书记载的权利人的信赖，与乙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且支付了合理价款，其买卖合同有效；甲要求乙履行合同过户，因乙的妻子作为共有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驳回了甲请求过户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支持了这一判决。同样此类因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有效合同常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登记机构不宜在仅认定合同有效情况下凭申请人单方申请办理过户手续。

（三）对责令债务人协助债权人履行过户手续的生效法律文书上，当事人应当根据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该类法律文书一方当事人不配合履行的，因诉讼请求清楚，可以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生效法律文书可以单方申请登记的情况，很多同行在实务中犹豫，以是否双方都履行了义务作为判断依据。笔者认为，要与法院多沟通，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达成共识：人民法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房屋产权归属的，房屋登记机构可直接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办理过户登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当事人未履行需承担义务的，由对方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申请依法执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只确认合同有效未明确产权归属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共同向房屋登记机构申请房屋过户登记。

二、关于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后续登记问题

案例：坐落于某小区5号楼203单元为郑某、林某夫妻共有财产。2012年6月，林某未经郑某同意，将该房屋转让给其女儿吴某（郑某继女），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郑某知情后，诉至法院，经区、市两级法院审定，认定该房屋为郑某、林某共有，林某与吴某的转让行为无效。2013年7月5日，区人民法院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该房屋的产权恢复登记至被执行人林某名下”，并由申请执行人郑某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问题：此案中房屋已登记在吴某名下，房屋登记机构以何种方式恢复到原权利人名下？民国时期的涂销登记是用红色笔在登记内容上涂销，原登记记录还是会看得出撤销、恢复登记的过程。现有法定的登记类型中并无“恢复登记”这一业务类型，在实践中也很少见到，各地做法不一。有以撤销登记加补换证登记，有以撤销登记加更正登记，也有直接以更正登记形式进行登记。如何“恢复”登记成为各地的难点问题。

笔者认为：民事判决不同于行政诉讼的判决，行政诉讼判决直接对某个登记行为的合法有效性作出判断，其判决结果表现形式为撤销某一登记行为，登记机构不宜也没必要再就登记事项是否撤销作出判断。而民事判决解决的是合同效力、物权归属等问题，不对登记效力作出判断，因此民事判决中不会作出登记机构“撤销登记”的判定，需要由登记机构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作出撤销登记决定，对当事人不愿交回房屋权属证书的，还应当依法公告其作废，仅以更正登记形式无法完成上述过程[3]。由于补证是针对房屋权属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的情形，换证针对的是权证破损的情形，所以撤销登记加补换证登记也不符合《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的补换证的本意。以撤销登记加更正登记办理本案，虽《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涉及房屋权利归属和内容的房屋登记薄的记载错误应由权利人亲自申请更正登记，但本案基于法院明确作出协助执行要求，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更正登记。

法律文书范文第10篇

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基础，以法律文书及其翻译为语料，旨在研究置身于法律文书这一特殊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表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受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受到译者自身能力的限制，进而影响译文的质量和译者自身的生存。法律文书翻译是发生在法律制裁者、译者和法律适用者之间的交际过程，译者处于整个翻译活动的中心地位，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翻译质量的高低和翻译文本的生存。因此，法律文书翻译中的译者既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素养，又要打破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进行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为译者和译本获得适者生存的权利。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法律文本

法律文本翻译要求译者以原文为纲，以“信”为旨，强调准确性、规范性、权威性、合适性等原则，程序化的语言无形中遮蔽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是，法律文书翻译是法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三个相关理论应用的密切实践。作为参与主体，译者的自主与自为客观存在于各类型翻译的全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译者在复杂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和选择，是译者的自我收敛与创造，直接关系到翻译文本的质量和译者自身的生存。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了“法律文书必须直译”“法律文书无法意译”等形式对等的直译、硬译方法。传统的观点受到挑战后，新的解放译者、正式译者、彰显译者的观点出现。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奠定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将“译者主体”提升到了“译者中心”，确立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中心地位，彰显了译者的主体作用，从不同以往译学研究的角度对译者的地位和功能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由此可见，法律文书翻译是译者依据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适应性选择翻译策略，改写、创造、共同起草新的法律文本的过程。对法律文书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必须跳出译者对原文亦步亦趋的被动角色，正视其能动性，探讨译者如何在有限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进行多维度适应与选择，如何最大限度地行使其主动性和自由度。

一、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主体性

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与A•G•Tansley提出的“生态系统”类似，翻译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空内，翻译的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翻译生态单位”。其主体由翻译产品的生产者(生产者)———译者、翻译产品的享受者(消费者)———译者和译语读者、翻译研究者(分解者)构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译者既是读者又是作者，居于翻译主体生态系统的中心。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译者具有多重的文化身份。他处于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交界点上，作为分解者即原语读者，译者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审美对原文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和原作者。作为译文的作者，必须考虑读者的需求，尽力接近读者的期待和接受能力。

生态翻译观照下的翻译活动有译者特定的动因(主观动机)，也有可以做事情的目的(客观效果)。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有温饱之需，有功名利禄之求，有道德伦理之爱，有之信，还有渴求天地宇宙之悟”。翻译目的可以“促进交流沟通，引发语言创新，激励文化渐进，催生社会变革，推动译学发展”。译者的主体性是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结果。传统翻译研究中，译者被称为“仆人”，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忠实”，翻译评论关注译语和原语的对比研究，侧重查译语对原语的忠实程度，并以此来评判翻译的优劣和译者的优劣。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译者中心”明示了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视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不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它尊重翻译生态环境和原语语境，强调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二、法律文书翻译的原则

翻译是一项目的性明确的交际过程，法律文书翻译也不例外，它旨在于产出与原文本一致解释的应用文本，以维护法律的协调统一。根据有无约束力，法律文书翻译可以分为两类:权威性翻译和非权威性翻译。前者是指由立法机关通过并产生效力的译本，与原语文本具有相同的法律效用，译者同时担当起草人的角色。后者是为用于提供信息、阐释法律问题、原则所做的翻译。我国政府对法律文书所做的官方翻译都属于非权威翻译，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具有法律效应。不论是权威性翻译还是非权威性翻译，法律文书翻译是译者在法律文书生态环境的框架内主动决策的交际过程。虽然法律文书缺少情感、评论、热情，其程序性的语言明示规范功能和信息功能，客观，庄严，毫无感彩可言，译者不是被动的中介人，而是主动、活跃的调节者，其翻译活动不但涉及两种语言，也涉及到两种法律体系、两种文化、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念等因素。法律文书翻译除了遵守翻译的普遍原则外，还应该依据法律语言和地位的特点，遵守特定的原则。

1．准确性原则。语言是法律文本的支柱和载体，准确性是法律文书翻译的根本所在。法律是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社会规范，使用者必须对法律概念、原理、规范以及所涉及的社会行为进行严格的审视和表达，这是由法律文书的社会职能决定的。译者在进行法律文书翻译时，既要克服原语的语言解读困难，又要考虑不同文化体系的差异，以及译语读者的的接受性，步步为营，层层设防，杜绝歪曲利用，确保语言的准确性，体现原法的宗旨主张和观念。

2．规范性原则。法律文书翻译必须使用官方认可的较规范的书面语言，杜绝使用方言和俚语，通常使用常式句型，较少使用简化句型。法律文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翻译，不可使用个性分明的特色语言，不可遵循“化境”“等值”“神似”等翻译原则，而必须公众明了，全国通用，尽量避免感彩的中性词传达实意，做到语言规范，语句规整。

3．权威性原则。法律文书是国家政权的意志体现，表述要逻辑清晰，用词正式，用语庄重，语义严谨。其行文风格应体现庄严冷峻特色，避免过华丽的辞藻和丰富的感情修饰语。用词也要精准一致，避免引起歧义，在保持符合原文意思的前提下尽量精练简洁，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

4．合适性原则。由于语言、文化、法律体系、价值观等等差异，法律术语和概念存在零对应、间接对应和重叠对应的现象，这给目的语的试用者带来了解读和使用困难。翻译的目的在于促进双方对法律的了解和应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在译语中寻找对应物，追求交际效果的一致而非绝对的对等，允许差异的存在，尽量采用译语中已有的术语或概念，使译语读者理解。合适性包括了对原语和译语的了解，对语体运用的恰切，对原文本意义的传达和译者权限的控制，是译者应主动控制使用的权力和翻译质量评定的标准之一。

三、译者主体性在法律文书翻译中的体现

由于法律语言的庄严性、逻辑性和严密性等特点，以及法律文书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权威性和合适性原则，法律文书翻译非常强调对原文的忠实。较之文学翻译而言，法律文书翻译给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空间很小，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此译者是完全“隐身”的。根据Sarcevie的“法律翻译交际论”，法律翻译是一个发生在法律制定者，译者和法律适用者之间的交际过程。法律文书的翻译就是通过译者完成原语到译语的交际过程。译者处于中心地位并在各种因素交杂的环境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对原文的选择、翻译技巧的运用、对译文文化效用和对译语读者接受力的操控，做出“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生态翻译学的原则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其翻译方法概括为“三维转换”，即在翻译原则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1．语言维的适应/选择。法律文书庄严、精炼，其翻译也不同于一般行文的遣词造句，而应使用精密、明确的语言，尤其是一些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使用专门化的行业用语来阐述以保持和保证语言的一致性、精准性和专业性。每一个法律用词都有它特定的概念，其他词语不能代替使用。法律用词也来自于生活，但它一旦进入法律范畴，作为术语出现时，只能保留它的一个义项。例如“remedy”意为"治疗、疗法、医药"。但在法律文书中，它表示“法律规定的，执行、保护、恢复权利的方法，或补救权利所受侵害的方法，包括支付损害赔偿金(compensation)、强制令(injunction)、依约履行的裁定(spe-cificperfmance)、法院宣告(declaration)”。因此，译者在进行法律文书翻译时应仔细考虑词语的常用意义和法律术语意义，充分考虑翻译的整体生态环境，对词语进行选择和调整。不同语系的语言在表达上差别很大，翻译时有章法可循，有规律可参，但句子的结构也不能完全拘泥于翻译理论。法律文书语言繁复，力求详尽而无遗漏。为避免分散句子产生歧义，法律文书多使用复杂的长句，即将相关内容全部安置在一个句子当中。这样，读者不必花心思去核实各个独立分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必花精力去断定断句间的相互指代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法律文书句子应包含三个或更多的分句，且分句又可以由从属分句进行限定。这样的长句，无疑增大了翻译的难度和精准度。法律文书的规范和信息功能需要通过规定和描段得以实现，所以法律文书的句子多以条件句的形式出现。英国律师GegeCoode提出了法律中典型的条件句四种成分，即情形(case)、条件(condition)、法律主体(subject)和法律行为(action)，前两者为事实情况(factsituation)，后两者为法律陈述(statementoflaw)，其先后次序不可颠倒调换。英语常用条件状语从句表述事实情况，常用主句表述法律主体及其应当采取的法律行为。按照此种翻译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二十条:“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句应当也必须翻译成:Wherethemulti－modalcarriageoperatsustainsanylossduetothefaultoftheconsigninthecourseofconsigningthecargo(情形)，eveniftheconsignhastransferredthemulti－modalcarriagedocument(条件)，theconsign(法律主体)shallbeliablefdamages(法律行为)。但目前流行的数个版本，包括中国方正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英汉对照》和法制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英文对照)》以及网络版本都未按照此翻译标准进行翻译。不同的译者个体，带有不同的学术背景、知识结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和交际目的，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和拿捏不一样，其翻译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在GegeCoode的翻译定式上，译者可以考虑英汉语言的差异，将动态的汉语转化为静态的英语，多使用名词成分，并考虑到简化句子结构的必要性，将其中的一个从句转化成介词短语的非从句形式，借助表示让步含义的介词notwithstanding，并将动词“转让”转化为名词化结构assignment作宾语，有效地避免从句堆积，促使句子结构合理化、清晰化，以取得更好的翻译效果。其翻译如下:Wherethemulti－modalcarriageoperatsustainsanylossduetothefaultoftheconsigninthecourseofconsigningthecargo(情形)，theconsign(法律主体)shallbeliablefdamages(法律行为)notwithstanding(利用介词转化从句)itssubsequentassignment(动词转化成名词)ofthemulti－mo-dalcarriagedocument(条件)．如果机械对照翻译定式的直译，无视译者的主体性，无视翻译生态环境的异质性，照搬所谓的翻译准则，其行文习惯不可能符合地道的表达方式，其翻译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在严格审视法律概念，考虑不同语系的差异，遵循法律文书翻译原则的基础上，不同版本的译本出现甚为常见，这正是译者主体性发挥之处。

2．文化维的适应/选择。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关注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法律文化即为针对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态度和行为模式，它是一般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由多种叠加重合的文化构成，一部分具有地方性，一部分具有普遍性。弗里德曼曾经指出法律文化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陈列(adizzyarrayofcultures)。正是这种纷繁复杂的多元观念使得法律文书翻译较之一般翻译更为艰难，译者在法律文书翻译中主体性发挥更要考虑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它不仅要求译者熟悉语言结构的异同，还要考虑法律文书的不同使用特征和社会文化规范，以及各种法律概念的外延与内涵，适应汉语和英语所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不同的语言体系之所以能够翻译在于语言的共性，即其共同的“功能对应物”(functionalequivalents)，翻译的语言之所以有差异在于语言的个性，即语言的所指和内涵不同。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法律文书也是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文化也同时具有共性和个性。结合法律文化和法律英语，法律文书翻译的功能对应物可分为“重叠对应”“零对应”和“间接对应”三种。“重叠对应”指法律文书翻译中的功能对应物呈现出交叉对应的状态，即只有一部分甚至小部分出现重叠，翻译时需要认真考究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因子，联系上下文进行分析和阐释。例如“人治”和“法治”在英汉语言中的内涵意义呈现出交叉对应。中国深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伦理道德色彩非常明显，认同“人之初，性本善”，法律存在于传统的道德体系之内，在治国之道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西方国家坚持人性本恶，相信“原罪”(iginsin)的存在，认为人生而俱来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提倡法治，以维护道德人格和宗教制度，保护人民的权利并限制行政权利。因此，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人治和法治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两者又是有相同之处，都注重伦理道德与法律权威的关系，“人治”并非将个人专断与独裁置于法律之上，法律才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各行政机关、法律制定者和执行者都必须遵守。因此，在翻译中，译者需根据生态环境因子，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予以一定的“理念援助”，以恰当地表达相关概念。“零对应”指法律文书翻译时找不到相互之间的“功能对应物”。英汉两大语系的产生和发展受地理、历史、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不同，一部分法律概念呈现出空缺的现象。同样的用语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表达不同的含义。比如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democracy”含义存在差异。在美国人眼中，民主就是有千千万万个个人平等地参与选举，选出自己支持的领导人，这种民主是一种横向的民主，翻译时，译者需要考虑到政治和文化差异，将之译为“rulebythepeople”。而中国人深受孔孟之道影响，君臣父子以及三从四德的思想深刻提醒大家，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与人为善和谐相处是首要任务。政治的运作依靠的是自下而上地进行参政议政，这都是一种纵向的民主。法律文书翻译时，译者应当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做出相应的调整，译为“therul-ingpeople”。“间接对应”指法律文书翻译中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但又近似。汉语中的“法”表示“律”，表示“刑”。例如《说文解字》:“法，刑也”;《尔雅•释诂》:“刑，法也”;商鞅变法将“法”改“律”，称之为“均布”。而西方文化中的“法”还含有“正义”“规律”之意，比如“droit”“lawofnature”。由此可见，中文的“法”注重强制性的制裁和处罚，而英语中的“法”，更强调规律性和权力性。那么法律文书中的“法制”翻译，就要求译者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各个因子，确切表明其含义。如果是名词，表示“法制制度”，译者应将其翻译为“legalsystem”;如果是动词，表示严格执法，应翻译为“ruleoflaw”。可见，译者不是被动地、机械地进行语言对应，而是充分发挥对原文的理解和沟通作用，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译文的构建。

3．交际维的适应/选择。交际维的适应/选择要求译者在法律文书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观照英语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接受能力，细斟酌英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表达习惯，确保实现法律文书英译的交际意图。不同的法律之所以可以互译，其前提为不同法律的术语、概念和意识等之间存在“功能对应物”，这给法律文本翻译带来了可操控性。但是，法律文书必须准确、规范、权威，要求译者完整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和思想。合格的文书翻译不可能字对字，句对句，译者遵循英汉语言习惯，在保证文书意思明确的前提下，作者还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发挥其主体性，对文书进行一定的增补，进行词义扩张，采用描述性释义的方法，对“对等”的部分进行补偿，开展一定的“上下文”来调整和协助读者的接受度。例如: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Wheretheobligwaiveditscredit’srightagainstathirdpersonthatwasdueassigneditspropertywithoutre-ward，therebyharmingtheobligee，theobligeemaypetitionthePeople’sCourtfcancellationoftheoblig’sact．译者基于自己的专业意识，在英译本中有意识地加入了“againstathirdperson”这一层隐含义，对法律词汇的法律内涵进行了法律解释，既起到了明示的作用，确保了其精确性，避免了歧义性，又贴合了法律文本严谨的文本特征。在法律文书翻译中，找寻功能对应物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在不同的法律系统中提供“理念援助”，可以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里，更加恰当地处理相关的概念。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还需要更加关注该语言所属的整个生态系统，关注双语的内涵平衡，准确规范地做出转换，避免曲解原文。例如“beneficialinterest”二字的字面意思不难理解，表示有益的权利。但是，根据法律阐释，财产拥有权可以分为“le-galownership”(名)和“beneficialownership”(实)两种，legalownership表示有名无实(拥有财产，但根据相关法律只是名义上持有财产的物主)，beneficialownership表示有实无名(实际拥有财产，但根据相关法律，物主为其他人员)，因此翻译“beneficialinterest”时，不可“化境”求神似，而应洞察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遵循规范性原则，使用明确、准确的法律术语，译成“实益权利”才切实地考虑了接受者和原作者的利益，从而达到交际的目的。

四、结语

法律文书翻译离不开法律的框架，但翻译的重点不在句式的转换而是法律的交流。法律较之文学翻译，法律文书翻译对译者的束缚较多，译者享有的创造性和自由度较小，但翻译终究还是以译者为主体的交际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同样决定了翻译质量的高低。大多数法律文书译者既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又精通不同语言，他们并不是被动地履行翻译任务，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积极参与与原文本的对话和沟通，并传递、共同起草文本信息。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它们相互关联，不可分割。因此，在法律文书翻译时不能只考虑一个维度，而应将多维度有机结合，综合考虑，准确、规范、权威、合适地对翻译生态中的各种因子做出适应和选择，以求译者和译本获得生存的权利。

参考文献

［1］Gibbons，John．LanguageandtheLaw［C］．NewYk:LongmanPublishing，1994．

［2］Mris，Marshall．TranslationandtheLaw［M］．Amsterdam: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1995．

［3］Sarcevic，Susan．NewApproachtoLegalTranslation［M］．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

［4］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中国翻译，2003(1):21－26．

［4］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杜金榜，et．al．中国法律法规英译的问题和解决［J］．中国翻译，2004(3):72－76．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5－9．

［7］黄巍．议法律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J］．中国翻译2002(2):41－43．

［8］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9］邱贵溪．论法律文件翻译的若干原则［J］．中国科技翻译，2000(5):14－17．

［10］吕俊．对翻译学构建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中国翻译，2001，(7):6－9．

［12］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