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文献探讨

摘要：通过回顾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研究文献，发现两者关系有正相关、负相关、曲线相关，乃至不相关等多种研究结论，至今尚未取得具有共识性的研究成果。原因在于，股权集中度只是影响企业R&D投入的外生变量，而对于真正直接影响企业R&D投入的经理自这一内在因素，现有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未来的研究应以经理自为中间变量，分析股权集中度对经理自的影响效应，以及经理自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股权集中度；R&D投入；经理自；综述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1-0069-02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是企业在高科技环境下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原动力，以往研究表明，创新活动对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宝红、王延明，2007；任海云、师萍，2010）。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市场竞争在逐步加强，企业对R&D所投入的资金与人才成为决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资源，是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普遍偏低。有研究显示，就2004年披露R&D经费投入数据的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其平均R&D经费投入强度不过1.12%（张长征，李怀祖，赵西萍，2006）。有理由相信，未披露R&D经费投入强度的上市公司多低于这个数字，而发达国家一般企业的R&D投入强度平均为3%左右，很多优秀企业甚至在10%以上。企业层面的R&D投入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国内外数字的对比显示，目前我国企业的R&D经费投入强度与技术创新要求极不相适应。因而要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R&D经费投入强度是当务之急。鉴于此，我国学术界开始将企业的R&D活动作为关注的焦点（苏文兵等，2010）。影响R&D投入的因素很多，其中股权集中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

1 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围绕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活动的关系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定论。主要研究结果有以下几种：

1.1 正相关关系。Dechow和Sloan（1991）的研究发现，在分散型所有权结构下，缺乏监督的经理人基于职业安全.陛等因素的考虑，倾向于削减R&D支出，以达到短期盈余的目标；Shier-ifer（1997）等人认为，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使股权相对集中，就可以提高股东的监控能力，从而使得管理者能够关注企业长期的发展，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持；Hill和Snell（1988）发现，企业的R&D费用与股权的集中度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这就表明大股东趋向于增加R&D投入，以获取高额的回报和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Hosono、Tomiyama和Miyagawa（2004）通过对日本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也得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资产负责率对R&D强度有正的影响的结论；而国内学者杨勇、达庆利和周勤（2007）也证实股权集中度和高层管理者的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毛良虎（2008）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正面作用但是影响甚微。

1.2 负相关关系。Francis和Smith（1995）从专利活动、收购活动、研究开发投入的时间选择三个方面衡量企业的创新，其实证结果表明所有权分散的企业在上述创新的三个方面比所有权集中的企业相对弱，基本的解释是所有权分散的企业在降低与创新相关的成本和签约成本方面是无效的。Yafeh和Yosha（2003）发现，高度集中的股权集中度下，大股东对于企业R&D投资的影响与分散型股权集中度有着显著的差异，并提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成反比例关系的观点。此后，学者们应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实证支持了该观点。Lee和O’neill（2003）对比研究了日本和美国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的影响，基于管理家理论，认为日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对R&D投入是负的影响，彭素铃（2003）基于盈余管理视角对中国台湾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台湾电子业中，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其削减R&D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杨建军、盛锁（2007）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在考虑股东作为投资者的风险规避心理的因素后，股权越集中，大股东承担的企业的特殊风险越大，不愿意对技术创新项目投资，企业R&D投入越少，而毕克新和高岩（2008）则以美国企业为对象，研究发现其分散的股权集中度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造成压力的同时也提供相应的动力。

1.3 曲线型关系。陈隆、张宗益和杨雪松（2005）的实证发现，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股权的集中度呈现出“u”字型的关系，即股权的适度分散和绝对集中都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而任广乾和王昌明（2007）也发现股权过于分散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使得企业技术创新受到忽视，而过高的股权集中度又容易出现大股东掏空公司或中小股东的行为，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使大股东既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又受到来自中小股东的监督制衡，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因此推断，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呈倒u型关系。文芳（2007）从理论出发，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2-2005年研发数据，对公司控股股东特征与公司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冯根福、温军（2008）通过实证数据分析验证了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集中的股权集中度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向艺昕、刘星、安灵（2008）研究发现，在堑壕效应与利益趋同效应的交替作用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R&D投资强度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二次非线性关系。

1.4 无显著相关性。Baysinger、Kosnik和Turk（1991）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董事会结构和所有权结构对企业R&D的影响，实证发现，持股比例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Dixon和Seddighi（1996）对英国企业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的R&D投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Ramirez和Tvlecote（2003）对于跨国医药公司R&D活动的国际化趋势进行讨论，认为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并不能影响医药行业的跨国并购和R&D活动的国际化趋势，而Czarnitzki和Kraft（2003）的研究也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然而，现实中很容易发现，即使同行业股权集中度相似的公司，其R&D投入强度并不见得相似，甚至有时相差甚远。这也就是说，以上文献无论是发现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的正相关性关系，还是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倒“u”型关系、负相关关系或是“N''型关系，仅仅反映了一个共同事实，即股权集中度是影响公司绩效的外生变量，而真正影响企业R&D投入的内在因素是什么，显然还需要深入探讨。凭直感分析，股权集中度并不一定是决定R&D投入的直接原因，一种可能是它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企业R&D投入，更可能的是它通过其他中间变量间接作用于R&D投入。实际上，Hoffman和Hegarty（1993）曾指出企业治理结构通过影响经理对创新的态度，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这本质上就承认了经理自作为中间变量作用于R&D投入的价值，只不过没有明确将经理自作为独立的变量进行处理；而张长征、赵西萍和李怀祖（2006）在研究R&D投入影响因素时，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规模是通过经理自与R&D投入间接联系的。借鉴该研究文献的思想，笔者认为，以经理自为中间变量深入分析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将有助于抓住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和关键环节，从而为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经理自（managerial discretion），是经理对公司经营决策活动的实际影响程度，是经理综合法定权力、契约权力及非契约影响力等三种可能权力或影响力的结果，最终反应为经理的自主行为空间（张长征、胡利利，2011；张长征、蒋晓蓉，2011）。合理安排经理自更类似一种公司内部政治，其艺术性远高于科学性，尤其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更是如此。股权集中度实际上决定了大股东监督经理的能力与动机。为了保证股东自身利益，大股东们更有动机利用决策控制权来要求或影响经理的权力、职责与利益，例如明确经理授权范围、实施专门的报酬与激励计划等等，也能够选择更高能力的经理。但同时，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股东的有限理性，大股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监控或约定经理的所有行为，相反，一定程度的自更能激励经理发挥经营才能与创新潜能，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大的利益。由此可见，经理自的安排将对企业运营各方面活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作为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来源的R&D活动无疑首当其冲地受到经理自的影响。也就是说，显然股权集中度对R&D活动的作用实质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其最终机理在于，不同股权集中度可能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理自安排来影响经理行为，并最终体现在R&D投入水平上，这种源于内部治理关系的经理行为是导致企业R&D投入变化的内在因素。

3 结语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分别是公司治理领域与技术创新领域的两个核心概念，针对其关系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但是至少在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共识性结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探讨。本文的文献述评表明，对企业来说，关键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决策机制，以确保技术创新的投入积极性和技术创新决策的正确性。技术创新机制的有效性依托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或者说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是服从于公司治理框架之内的，而经理自安排是对公司经营决策有着最为直接影响的综合性公司治理机制。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应在现有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经理自，作为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投入的中间变量，并应用实证资料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揭开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的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