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中国“农科城”

我国唯一的杨凌农业高新产业示范区，这座亿万中国农民心中的“农科城”，因其连续举办了十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简称“农高会”）而声名远播，享誉海内外。

1997年7月29日，国务院在杨凌设立示范区以来，短短几年时间里，杨凌发挥她特有的全新体制和省部共建优势，使昔日的农科乡初步具有了农科城的雏形。大量企业涌入，一度成为陕西经济的亮点。杨凌人自豪地说：“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杨凌怎么了？

不知从何时起，这一片热土开始冷却，杨凌人的热情逐渐降温，机关里、街道上、工厂里虽不乏忙忙碌碌的身影，但已没有了往日蓬勃向上的冲动，怨恨、牢骚、指责之声开始充盈耳际。

外界反应如何呢？记者前不久参加了关中某县组织的关于“杨凌示范区作用”的座谈会。与会代表中有意识超前、亲民爱民的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有致力于乡村发展，曾经前后参加了八届“农高会”的德高望重的农村致富带头人；也有以农业高新科技示范园为依托，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化新路子的农村专业协会负责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杨凌示范区”和“农高会”给予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期望。“杨凌示范区应把握好明确‘为谁示范、怎么示范、谁来示范’的问题然后辅以科学而有效的手段实实在在地予以实施。”这是一位曾经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后又长期在基层从事农村领导工作的县处级干部的话语。言下之意即杨凌示范区在这些方面做得显然不能使这位领导满意。座谈会上，一位镇党委书记认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设在陕西，对于拉动陕西经济，展示陕西在全国的影响力，开阔陕西人的眼界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然而，“农业示范区在陕西，但陕西的农业并非在全国独领，而山东的农业相当发达，这个问题值得陕西及杨凌深思。”

“杨凌的科研人员、专家队伍是优势，然而，杨凌的有些专家距离老百姓太遥远。当然，作为专家，写论文、搞试验、作研究固然无可厚非，但农业领域的专家更应该注重和农民朋友接近，不是到基层去讲几节课的所谓培训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手把手”地去指导农民、扶植农民，说这话的是曾经参加了五届“农高会”的县某果树协会会长，他认为有些专家讲课鱼龙混杂，仅仅是个农艺师的水平；他认为，真正的专家应该把各地适宜种植、养殖的东西给农民讲明白，不要含糊其辞。

“农高会”上，只要交钱，都可以参展，造成老百姓对参展单位的产品真假难辨。座谈会上，几乎与会代表都提出了关于组织者对参展单位的资质审查问题，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一环节，老百姓买回去的产品或带回去的资料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受损的是老百姓，影响的是杨凌“农科城”的品牌形象。

如果说“农高会”一次是技术推广和交流的盛会，那么其中的技术鱼龙混杂；如果说“农高会”是一次物资交流的集会，那么农民从中拿回去的假冒东西太多，令参加者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如果说“农高会”是一次信息交流的大会，那么信息是讲究对称性的，上百万的农民参会，组织者是否对农民的需求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其信息的真伪性和市场程度到底有多大……，这位科技推广中心的负责人不无忧虑地感叹到道：不要让农民参会时感觉热热闹闹的，回到家里却是啥也用不上，这位人士总结评价杨凌“农高会”时说：“农高会”有功有过，但过大于功，有作秀之嫌。

审视“农高会”

尽管在采访中，示范区管委会展览局的马宝收副局长认为现在的“农高会”已经由政府主办转变为按照市场化的操作思路来举办。但是他又说：“如果纯粹我们展览局来办，我们不但完全能够使会议正常运转，而且还有赢利。但现在是管委会每年还要给‘农高会’补贴几百万之用于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等，我们的财务归管委会统一管理。”会展经济的良性发展是市场运作，国际上更多的会展是由大型专业展览公司进行专业运作，使得展览服务更加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和人性化。举办展览会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政策不应该成为办展的主体，而是专业展览公司，因此专家建议改变政府直接办展体制，推进农高会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通过抬高市场“门槛”，加强年审和统计评估等有效措施，强化展览公司资质审定及动态跟踪管理，实施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提高农高会的整体素质。据了解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各种会议和展览就对新加坡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新加坡展览服务私人有限公司一蒙歌玛利展览集团总裁陈良木认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协调与配合方面。马宝收副局长说：1994年到1999年的六届农高会，纯粹是政府行为，政府发红头文件，指令下一级政府组团，交展位费，后来根据会后反映和市场调研，从2000年开始转化为大会组织者只发一份通知性质的文件到各级政府，没有指令性的要求，展览局工作人员的重心工作是跟踪服务潜在的和专业的参展商。据他讲，这样做的效果比较良好，省外和专业参展商数量和质量大副提高。

对于杨凌“农高会”的合同落实情况，有人认为，10届农高会，招商引资签订的合同额达到300多个亿，成效相当可观。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知情权”意识的增强，众多的人经常会关切地询问：这些资金落实到了多少，该不是纸上空文，或是台上搭的签约花架子吧？

农高会的专业特色不是十分突出，这是许多参会者的一致观点。专业性强，可以集中吸引该领域精英企业的核心产品参展，提高展览水平和质量，让参展者更明确展览性质，这是专业会展的最核心部分。建议除每年一次的农高会外，每年分期举办农高专业分会，并将专业分会在杨凌以外的地区举办，将农高会的优势与各省的科技、人才、信息资源结合起来，开展异地项目展示和投资洽谈活动，以举办地为中心，较好带动周边地区，带动全国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交易和产业化，把农高会办成真正的永不落幕的农高会。

对于硬件设施，一些专家认为，会展场所的硬件设施还需进一步完善。不论是杨凌国际会展中心，还是新落成的实用技术馆，整体规划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停车位不足，配套的购物和就餐设施的缺乏，给每年参加农高会的国内外人员就造成很大的不便。而相比之下，国外展览场馆环境优美，交通方便。汉诺威博览会期间，火车可直通会场，从机场到会场有直升飞机提供交通服务，只需8分钟。从市中心到博览会场可乘地铁，只需5分钟，开车的观众可以通过电子导向系统直接开往有5万个位置的停车场。博览中心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银行、邮电、海关、航空、翻译、日用品、餐馆等，整个服务体系成为座城中城。

示范区的发展瓶颈

“产业是示范区的生命线，企业是产业发展的依托，金融是企业发展的命脉。”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宣传部王亚杰部长首先向记者介绍了示范区目前存在的金融障碍，他说，示范区目前共有8家金融机构，由于体制不顺，存在着授信额度小，审贷环节多，金融品种少，审贷效率低等问题，影响了有效信贷投放。加上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普遍推行集约化经营，信贷投放多集中在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据了解，2003年杨凌企业的贷款满足率仅为13.2%。由于在杨凌贷不到款，企业不得不去西安、宝鸡、咸阳甚至外县去借贷。区内企业在西安贷款达16亿元，而区内全部贷款仅11亿元。区内的贷款70%投向了政府项目和大学项目，企业得到的比重很小。这种投放方式，使区内许多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信贷支持。有的企业建设项目已投资百分之六、七十，剩下的一部分缺口，因找不到资金而不能建成投产。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建成或已经投产，因缺少流动资金而不能正常生产。“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在示范区的机构由省行直管，我们也在积极争取其他金融机构省行的直管权利，以便使金融机构更好的为企业服务。

电力问题是喊了多年的老生常谈。但杨凌电力局一直隶属于咸阳市电力局，省电力公司的城网改造资金仅下达到市一级供电局，而市一级供电局只保证本级电网建设，示范区供电服务设施由于缺乏资金，更新改造速度不能很好的适应产业发展的用电需求。而且杨凌电力局没有用电调度，停电审批等权限，企业用电接入必须申报咸阳市电力局，审批时限长，手续复杂。杨凌新区尚未实现双回路用电，非计划停电频繁。“如果杨凌电力属省上直管，上述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为保证杨凌生态环境，入区企业生产生活所需热力供应主要用天然气，因气价偏高、初装费用大，企业生产不均衡等原因，无形中增添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采访中了解到，麦迪森公司每年因使用天然气增加成本50～60万元，新天地设施农业公司每年使用天然气费用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企业负担较重。

杨凌的铁路运输也十分尴尬。据了解，区内25户企业2003年来货量和发货量共计404723吨。因为杨凌火车站还是过去为小镇时的三级站，对外铁路货运长期处于尴尬状态，因货运量少铁路部门不愿意扩建货站，杨凌火车站没有大零担和集装箱运输条件，许多企业只好到西安、咸阳等地发收货物，给企业造成了许多不便，并且增加了运输成本。

人力资源不足，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隐患。从走访企业的反映看，员工素质整体不高，且队伍不够稳定，高级管理人员，工作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急缺。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较低，企业为吸引和留住所需人才，不得不加大工资成本和增加福利开支。博迪森企业因生产所需从外地招来的人员每年增加费用100多万元，当代蜂业去年职工流动达20%。

企业拖欠土地出让金、开工建设迟缓等问题仍然存在。目前，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企业约有30多户，总额1亿元左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管委会征地资金周转。有些企业拖欠已达五六年之久。征地后几年未建或只建了围墙和少量厂房的项目企业有近10户，造成土地撂荒闲置或低效利用，既不产生效益，又影响示范区形象。

信息交流不畅，影响企业与部门的沟通。许多民营企业因没有上级对口部门，很难及时有效地得到国家相关政策，行业管理，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情况和信息。管委会及下属部门所的有关信息，由于没有完整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及企业内部自身信息传输系统的多头和不健全，致使部分企业对国家、省上和示范区的政策了解不够。知道的不及时，不准确，影响企业执行和运用政策求实发展。

示范区公安局目前由省局直属。然而，法院和检察院却隶属咸阳市管辖，这种体制上的障碍在某部意义上倒致了企业维权的成本的提高。

示范区管委会一位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类事情他们很头痛也很着急。他认为，这里面有些问题虽经努力，但收效甚微；特别是一些体制的不畅必将成为杨凌今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他希望记者能够呼吁呼吁，为杨凌发展瓶颈的及时有效解决营造舆论气围。

在杨凌采访，不论是管委会的领导还是部门工作人员，都对杨凌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不回避问题，敢于正视问题，然后通过周密的调研和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勾画出杨凌未来的发展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