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0 02:45:55
[摘 要] 近年来,全国有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出租车罢运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仅给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不便,也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出租车司机罢运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不合理。而政府量化管制的存在妨碍了市场机制对于不合理分配机制的自动调节,从而引发了出租车罢运事件。
[关键词] 罢运 管制 交通
一、出租车罢运概述
近年来,全国有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出租车罢运的事件。如下表所示,从2004年至今全国各地发生的出租车停运事件超过百起。这些事件不仅给居民出行带来了很大不便,也为城市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因此,探寻出租车罢运事件发生的原因,并分析其解决方案,在当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数据来源:2004年~2008年的数据来源于由晨立等(2009),2009和2010年的数据是网上搜索的结果。
二、我国出租车的经营模式
根据金迪(2010),我国出租车的经营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种:
1.个体经营
车主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并进行独立运营。这种模式也就是所谓的“温州模式”。如图1所示,在这种模式下牌照的拥有者(车主)可以选择:
A 自己购车运营。
B 自己购车,并将车转租给司机,并收取租金。
C 自己不购车,将牌照承包给二包头,二包头可以选择继续转包给其他二包头或是将车辆租给司机,并收取租金。
2.挂靠经营
出租车司机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但不能独立运营,必须挂靠在出租车公司下。这种模式在苏州、郑州和青岛等城市被广泛采用。挂靠经营模式如图2所示:
3.承包经营
出租车公司拥有出租车经营权和车辆的产权,出租车司机向公司承包租赁车辆和经营权,向公司上缴承包费、经营使用费等费用(份儿钱)。这也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采用的出租车经营模式。
4.公车公营
出租车公司拥有车辆产权和经营权,司机为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种模式主要在上海、深圳和成都被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截然不同的以上四种经营模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逐渐趋同。例如在以个体经营为主体的温州出租车业,仅有占总数约10%车主仍然从事驾驶工作。而90%左右的车主选择将车辆承包给他人经营,靠收取“份儿钱”为生。在不少采用公车公营模式的城市中,大多数公司还是以各种形式将经营权或车辆的产权承包给司机。
三、政府管制与出租车罢运
自从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以来,出租车罢运的风波就屡见不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南三亚罢运、浙江温州罢运、广东汕头罢运、湖南岳阳罢运,以及最近发生的厦门出租车罢运等等。出租车司机罢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收益与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认为出租车公司施加到他们身上的负担(份儿钱、罚款、押金等)太重。
2.认为政府的政策(包括改变经营权的政策,管理部门违规收费,出租车报废年限,价格标准,市场经营范围划分、交警的交通管制等)不合理。
3.认为出租车的运营成本过高(包括车的质量、油价上涨、气钱上涨、加气难等)。
从经济学的角度谈,出租车行业的经营主要涉及到三个主体:政府、出租车公司和司机。政府负责制定政策和牌照的发放,出租车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工作,而司机则是运送任务的执行者。从实际来看,司机的工作较为辛苦,而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工作比较清闲。如果劳动报酬是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那么司机应该获得主要的报酬。
而根据由晨立等(2009)的研究,事实并非如此。以兰州市为例,如图5所示,尽管兰州市出租车行业的净利润达到了38%,但出租车司机所得到的工资仅占到毛利的8%。
阿尔钦在《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阐述了这样一个道理:正如大自然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一样,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面对不确定的市场,也必须通过不断的试错、模仿和学习,以期获得经济利润的最大化。那些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机制的企业,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被淘汰。因此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那么市场中的企业必然是有效率的。
按照这种逻辑,如果出租车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人员可以自由流动。那些分配不合理的公司必然会失去比较优秀的司机,从而导致效率降低。市场会通过优胜劣汰的机制淘汰这些运营不善的出租车公司。然而,由于政府的量化管制和牌照制度的存在,出租车市场存在着较高的进入成本。因此不完全竞争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行为。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通过价格机制的信息搜集和调节供需的功能,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机制内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缺陷,可能产生所谓的“市场失灵”。这时就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通过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来纠正市场的偏差。以出租车市场为例,政府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出租车市场。例如规范市场准入机制,制定出租车尾气排放标准和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培训等等。然而政府如果管制过度,甚至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来取代市场机制,那就会扼杀市场的活力,更容易导致设租和寻租行为的出现,从而产生“政府失灵”的问题。因此,只有取消出租车的量化管制,才能彻底解决出租车罢运问题。
参考文献:
[1]姜爱林.出租车集体罢运问题与出租车行业制度建设研[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23(5)
[2]王军.为竞争而管制―出租车业管制改革国际比较[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年6月版
[3]王军.政府管制的经济和法律问题[J].,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4]杨开忠, 陈良文等. 出租车业规制:国际经验与北京改革[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7月版
[5]由晨立,郭玉闪,王军,王克勤. 数量管制政策之恶――从温州模式看出租车业症结[M],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2009年11月
[6]余晖. 政府管制的前车之鉴―北京出租车业垄断现象的背后[J].消息导刊,2003年第36期
[7]A.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8]Beesley, M, E, Information for regulating: the case of taxi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 594-615.
[9]Coffman, R&B, The economic reason for price and entry regulation of taxicabs[J],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1977, 11(3), 288-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