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媒体责任与政府公共事务传播

从“周老虎”、“俯卧撑”到“躲猫猫”，无不折射出当前我国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各利益主体、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都发生重大改变，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热情日趋加深。分析“躲猫猫”事件的始末，可以发现整个事件传播过程中三个主体因素――政府、媒体和公众间的力量博弈。

一、公共事务概念及特点

公共事务的概念源自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叫做“社会事务”。亚当・斯密认为需要政府处理的社会事务包括三方面：“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害；尽可能地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公共事务和公共物品具有关联性，经济学家将公共物品界定为每个人对该类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其消费减少的物品，公共物品表现出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点。物品是对客观状态的界定，事务则是对物品形成的描述，即事务是生产物品的活动。所谓公共事务，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

公共事务包括行政、治安、法律事务、艺术、教育、科学等方面，而且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和改变其范围。公共事务具有公共性、劳务性、非营利性、阶级性的特点。 公共性和阶级性是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劳务性和非营利性是公共事务的表现形式。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和高风险社会的背景下，“躲猫猫”事件就归属于公共事务，引起公众、政府和媒介对这一事件的极大关注，也说明了该事件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和阶级性的特点。

二、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传统模式

以“躲猫猫”事件为例，分析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传统模式。24岁青年男子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2月8日因“重度颅脑损伤”离开晋宁县看守所,四天后不治身亡。公安机关对李荞明死亡原因的解释经历下面几个阶段：

1、李荞明在放风时间与狱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猫猫”游戏时不慎撞伤致死；

2、狱友以玩游戏为名，用布条将李荞明眼睛蒙上，对其进行殴打致其死亡；

3、涉案人员串供，加上急于向媒体公布，检方未调查完毕就公布结果；

4、2月27日云南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公布“躲猫猫”事件检察机关调查结论：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系因同监室在押人员殴打、拳击头部后撞击墙面，导致受伤、死亡。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也在和公众玩“躲猫猫”，最初的解释遭到公众的普遍质疑，面对网络舆论和传统媒体的跟进，公安机关信息的权威性遭遇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没有得到公众的信任和认可，这极大影响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公信力，即政府通过自己的行为得到社会公众信任和认可的能力，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体现了政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

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8位网友组成“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作秀”还是“危机公关”姑且不论，但政府接受网民监督和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还是值得肯定的。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传统模式已经制约了公共事务传播的信息通畅性，究其原因，政府和公众间信息不畅的主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流控制，政府作为传播主体拥有强势地位和话语权，以及大众媒体的国有性质，使政府和大众媒体合二为一，大众媒体作为政府的“传声筒”和“扩音器”，政府既是传者，又是把关人，这种强势的单向直线传播模式，并不总能保证传播效果的有效性。作为传者的政府一旦在公共事务传播中出现失误，就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无论非典时期的信息通报还是周老虎事件，还是躲猫猫事件，都说明公共事务传统传播模式的缺陷，随着传播技术的现代化和信息的公开化，信息资源共享已成为当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最大要求，公共事务传播的传统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前传播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对信息资源极度渴求的公众和拥有大量信息资源的政府间的博弈则会加速传统传播模式向新的传播模式转变。否则，类似躲猫猫事件将会持续出现而得不到真正解决，公众往往会根据民间传闻和媒体报道得出与实事不符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可能会传播谣言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三、政府公共事务传播模式的重构

改变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旧模式，建立适应当前传播环境的新模式，成为当前政府必须面对的新问题。政府如何通过公共事务传播提高其传播效率和政府公信力；媒体在公共事务传播中如何发挥其作用和职责；公众在公共事务传播中如何发挥其民主监督；以及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间的互动等。

1、政府信息公开――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效率和公信力

政府，一方面表现出行政管理层信息资源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是其掌管信息的透明度低和信息垄断，这都是阻碍信息传播的因素。何况政府在公共事务传播中作为把关人传播的信息不充分，害怕信息公开会造成负面影响。公众掌握信息资源的有限性使其对信息的获取和探究有极高的积极性、极大的兴趣和极强的亲和性，这是造成各种“小道消息”广为传播，以及社会公众因信息垄断而对官方信息接受具有“逆反心理”的社会心理基础。

美国学者威廉・麦奎尔提出的预防接种理论认为，“要增强一个人思想上的防疫力，既可让一个人事先接触支持其基本信息的观点，也可让一个人事先接触一种弱性的，为刺激其防卫的反面观点。经过预防接种的人在接触到了对于基本信息的攻击时会形成一种通用的免疫力，这种免疫力足以使这些基本信息在接触到另一种攻击时也不至于改变。” 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传统模式是政府的强势传播，公众扮演被动接受的角色，而且还不能够完全得到公共事务的信息，如何消除消除传统模式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效率和公信力，只有依赖信息公开才能充分消解长期以来形成的信息壁垒。政府应该充分理解预防接种理论，增强广大公众对信息的接受能力，不要害怕过多信息给公众造成困惑，通过对公共事务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报道，让公众充分了解公共事务的进展，则会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负面影响。

2008年5月1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法规层面上把政府决策、行政信息公开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职责和义务予以明确，公众知情权以法律形式得以保障。信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信息，信息如同货币，只有公开并充分地自由流动，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然而，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诸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等观念影响甚远，加之信息的控制者往往能从垄断信息中谋取实惠，这就使得信息公开颇为困难。政府信息透明度不足则会导致政府信息资源难以被社会所利用，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就“躲猫猫”事件而言，由于信息不公开和初期结论的荒谬性首先给公众造成困惑和质疑并产生社会的负面影响，为了尽可能缩小政府各级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信息量、信息面之间的不对称，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8位网友组成“躲猫猫”事件调查委员会，通过网友亲眼观察后所写的调查报告向公众表明一个态度，就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传播中的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

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信息传播应该遵循：

政府通过传统媒体和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满足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公众通过媒体接收信息进行评析并确认是否实施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政府信息完全公开，公众通过全面了解公共事务，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政府信息不完全公开，公众因为信息缺乏而造成理解上的困惑，公众则行使自己的参与权并监督政府公共事务。以往政府大多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公共事务传播，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信息反馈不便，传统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互动不足，基本上是单向线性传播的模式；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加上网络媒体平台，利用网络媒体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和公众参与性高的特点，公共事务可以在网络媒体平台上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的互动和信息反馈。

总书记考察人民网讲话中提到，要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传统主流媒体着重于公共事务的宣传，扩大其覆盖面和影响力；网络媒体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更好的沟通和调节政府和社会公众关于公共事务的传播效果。

通过传统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形成一个信息传播的完整通道，媒体作为政府的信息平台和公众的反馈平台，信息通过媒体渠道有序传播，则逐步提高并加深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和认可，表达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政府公信力在信息流动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得以彰显和扩大。

2、媒体社会责任――政府和社会公众信息沟通的平台

媒体社会责任就是要担负建立公平正义和培植社会良知的传播职责。大众媒体传播要有利于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公平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社会良知得到彰显。政府公共事务传播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必然成为政府和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沟通的平台，通过该平台政府更加有效的实施信息公开制度下的信息传播。大众传播媒介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宣传和报道政府公共事务，以形成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事务的了解与认同，并通过适时的新闻信息传播，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扫描，消解社会公众因信息不对称所发生的对社会认识的失谐。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好大众传播媒介，实施有效的政府公共事务信息公开，成为社会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信息沟通平台，消解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失衡。

大众传播媒介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在社会转型期，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我国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方式，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实现自我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只有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才能有效引导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扩大社会共识。

就社会管理而言，如何统筹协调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管理难度、管理成本和管理效率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而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巨大的传播网络、信息覆盖和影响力，则成为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且管理成本较低。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之一，是在信息传播的基础之上发生作用的。媒介除通过信息传播实现政府与社会公众有效的信息沟通外,还应充分发挥其统一社会观念、规范和协调社会行为、凝聚社会力量等方面的作用。

其次，媒体具有法定的对社会进行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对权力的监督。在政府公共事务传播中，政府作为传播主体容易发生“权”与“利”的“合谋”，导致权钱交易、，进而发生权力的腐败，偏离甚至违背权力委托人――社会公众的意志，从而引发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媒体的社会监督对公共事务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媒介的社会监督权力同样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这里同样存在一个权力失范的问题。媒介社会监督权力的失范，同样会影响社会的安定，造成负面的社会问题。媒介的管理者与媒介的主管机构，对媒介社会监督实施必要的控制，也是正当合理的。

再次，媒体还具有引导舆论和调节社会矛盾的职能。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的高风险社会，媒体除了社会监督还要调节社会，而政府现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机构内部对社会矛盾缺乏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政府的利益整合功能发挥欠佳、社会矛盾调节体系存在功能缺陷、政府在社会矛盾调节过程中缺少支撑保障等。媒体应该发挥疏导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利益、警示社会危机的社会“调节器”和“警示器”作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网民参与“调查”，对于政府疏导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和协调社会利益起到一定程度上的积极意义。

3、公众民主监督――政府公共事务有效传播的保障

总理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多次提及须明确保障民众的四种权利，即，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社会公众有权了解并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和监督公共事务的实施等，这是政府公共事务有效传播的保障。

公众民主监督源自于对公权力滥用的制约机制，民主监督是社会公众实施的对政府公共事务传播的全民监督。民主监督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意识控制，必须以公平为前提，以正义为标准，当然更要以公开透明作为实施监督的基本手段；它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其目的就是为了民生；它的监督对象是所有执行公务的公务人员。

公众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有网络舆论监督和公众质疑。网络媒体成为当前公众了解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建议、提供信息线索、行使民主监督权利和推动网络舆论形成的平台，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该平台来实施网络监督的权利。网络监督具有独特优势和强烈的时代特征，传统媒体监督社会公众参与程度不高，而网络监督则给社会公众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无论BBS和个人博客，还是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甚至专门舆论监督网站的出现，给社会公众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参与渠道，使得网络监督不仅快速、便捷，而且廉价、有效。网络蕴藏的海量信息，为司法部门提供了丰富、直接且不易灭失的反腐败线索，网络监督成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构成和最佳结合。何况大量网民参与的普遍性和不受控制性，使得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群众的主体意识日益崛起，主体地位日渐形成，为网络监督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网络监督同样必须遵循传统舆论监督的规则，现实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同样也应在网络得以延伸和遵守。社会公众在行使监督权利的同时，不应拒绝相应的法律和社会责任。网络监督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平台。网络监督除了社会公众互动，还需要加强与传统媒体的互动，形成舆论监督的合力。很多事件往往都是网络舆论形成后传统媒体跟进，由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合力进行舆论监督。